“国家名片”的尘封往事

从1948年12月第一张人民币横空出世，到如今即将走过70个年头，这张世界上超过五分之一人口每天都在接触和使用的“国家名片”，见证了新中国从诞生、成长到壮大的沧桑巨变。你可知道，先后在国民经济舞台上五度“换装”的人民币，背后蕴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有趣故事？

名称之争：“解放”还是“人民”

朱德在北京印钞厂审看人民币样张。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成立中央银行与发行统一货币被摆上议事日程。

即将诞生的中央银行及货币，应该取什么名字呢？一时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人提议，未来的中央银行由解放区相关银行合并组成，可称“解放银行”或“联合银行”，发行的货币就叫“解放币”或“联合币”；有人主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永远为人民服务，不妨称“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则顺而沿之叫“人民币”……董必武倾向取名人民银行的提案，他在发给中央的电文里表示：“银行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

当时，毛泽东正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接到电报后立即会同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推敲商议，很快予以回复。查考电文草稿资料，最初有“至于银行名称，用中国解放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均可”字样，正式复电时改为“可用中国人民银行”，足见中央领导人是经过斟酌再三之后才拍板敲定的。

题字之惑：名人还是普通人

首套人民币付印在即，票券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请谁题写？时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后来成为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的南汉宸想到了董必武。第一套人民币在各地先后印制发行了62种版面，其中一枚1000元耕地图券上的行名却不是董必武题写的。这张钞券系委托东北局代印，由于未能及时获得董必武的手迹，遂请东北银行印钞厂一位票版设计师摹写。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南汉宸决定筹备发行第二套人民币。一天午休，在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室工作的马文蔚被南汉宸请到办公室。南汉宸特意从故宫博物院借来一支宫廷用笔，也没说明意图，神秘兮兮地让马文蔚书写行名与相关面额汉字……直到第二套人民币面世，马文蔚才恍然大悟。这位民国时期曾经担任中央造币厂要职的老学究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墨迹一直被沿用至第五套人民币（个别字体因推行简化字而由北京印钞厂设计师作了精心挖补修正），为几代数十亿人所使用和珍藏，他一不小心成为当世作品流传最广的“书法第一人”。

那时人民币的设计印制属于国家机密，当事人心照不宣，守口如瓶，对家人都缄口不言。30年后，这个谜团终于揭开：1983年，媒体中引发一场“中国人民银行”究竟出自谁人手笔的争论，经过详细调查与取证，确认书写者为已经返乡务农的马文蔚。为了表彰马文蔚尽忠尽职、保守机密的良好职业道德，人民银行决定支付给他5000元润笔酬劳，并拨款为其修建新宅。

油墨之疑：红色还是黑色

遭遇“红黑之争”的第二套人民币1元券。

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发行没多久，人民银行收到各地群众雪花般的来信，对新版人民币的印刷质量提出批评意见，反映红色1元券在流通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变色、掉色、掉墨以及油墨溶化变黏等现象，造成百姓难以辨别新币真假。问题上传到国务院，周恩来作出批示：尽快查明原因，确定究竟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还是技术原因造成的。

承担印制红色1元券的上海印钞厂倍感“压力山大”，迅速展开调查。他们收集了部分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1元券加以研究，并向主管部门专题汇报。人民银行还向中国科学院“搬救兵”，请来专家会诊分析，查找原因。中科院经过两个多月的潜心试验，终于找出了1元券油墨溶化变黏的症结是质量问题，而非“阶级敌人暗中破坏”。中国人民银行遂向国务院请示报告：鉴于当前流通的1元券所用的红色油墨存在严重缺陷，经过对各种颜色的钞票进行试验，发现黑色油墨的性质最为稳定，因此建议将新版1元券用黑色油墨印制。

原本票券上的红色天安门倏然“变了颜色”，却是非同小可。人民银行自然不敢怠慢，在想方设法改良工艺的基础上又印制了红色和黑色两种1元券样张供国务院领导审阅。

综合各方面意见，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摆出观点：之所以需要改版，是因为红色1元券在流通使用中耐酸、耐碱、耐光的性能较差，给群众造成了困扰。从改制后的样品来看，黑色的钞券墨色稳定，也比较清晰大方，利弊相较，利大于弊。周恩来最终亦批示同意。

新钞上市后，细心的市民对比发现，红色1元券的天安门城楼上悬挂了八盏灯笼，而改印黑色油墨时被悄悄“摘掉”了。

版别之谜：进口还是国产

也许你未曾想到，基于当时国内制造业基础薄弱及人民币防伪能力欠缺，第二套人民币中的3元、5元、10元三种大面额票券中的“高技术含量”重任，只好仰仗“苏联老大哥”的援助。经中央批准，人民银行派出4人小组随中国国际经贸促进会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中苏双方于1953年8月正式签订了委托代印人民币的合同。保密起见，合同以“全苏木材出口联合公司”与“中国化工杂品进口公司”的名义签订，屏蔽了任何关乎人民币的字眼。没过多久，首批满载3元券人民币的列车从莫斯科驶抵满洲里，货物标注“技术装备”。中方为此还制订了严密的交接方案，诸如“白天交货，以免意外；争取一天交货完毕；10人同时开启10个车厢……

好景不长，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人民币的发行也受到很大影响。为防货币流通秩序可能遭遇的侵扰局面，1964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限期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知》，规定苏印“三种票”（即3元券、5元券、10元券）停止在市场上流通，一律回收销毁，限期1个月内到银行兑换成其他面额，逾期未收兑的一律作废。在召回苏联代印人民币的同时，人民银行马不停蹄开始发行自主印制的5元券人民币。由于国内印钞防伪技术仍然捉襟见肘，暂时还无法印制10元券，因而在较长一段时期内，5元券便是第二套人民币的最大面值了。

“钱”儿当自强，胸襟百千丈。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推出第三套人民币呈箭在弦上之势，原计划从苏联引进技术的设想无疑“泡汤”，苏联专家更是以“绝密技术概莫外传”为由带走了所有合作资料。好在中国制钞专家不蒸馒头争口气，克服重重困难，协同研发攻关，硬是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下，运用自制设备和自主技术生产出中国第一批固定水印印钞用纸，第三套人民币终于面市，结束了“进口钞票”的尴尬时代。

路线之辩：向左还是向右

经历“左右之疑”的第三套人民币1角券。

第三套人民币的1角券，原先的设计图稿为“干部参加劳动场景”，考虑到小面额钞券学生群体可能使用较多，审查时中央领导要求将画面改为莘莘学子在老师的带领下深入农村参加劳动，象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非常契合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

可是没过多久，这张1角券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坊间盛传，枣红色1角券画面里的人物都自左向右行进，这在“左右路线”之争甚嚣尘上的岁月里，疑似犯了“右倾”错误。很快，枣红色1角券被银行逐步回收销毁，因背面的墨绿色菊花图案而得名的“背绿1角券”临危受命，取而代之，匆忙进入流通领域。岂料背绿1角券也是命运多舛，新券与已经发行的2角券背面颜色极为相似，老百姓在使用过程中稍有不慎，很容易混淆受损。于是乎，背绿1角券仅“露脸”14个月，即被央行召回，成为人民币历史上流通时间最短的纸币。

头像之论：亮相还是回避

筹备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华北财经办事处参照解放区部分“边币”票面设计，将毛泽东头像印在人民币上。正在陕北的毛泽东得知后当即反对：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么能把我的像印上去呢？

第二套人民币绘制时，央行设计团队试图“两全其美”，诸如2角券“毛泽东号”火车头上绘有领袖挂像，1元券天安门城楼上悬挂毛主席画像，5元券欢庆节日的各族群众高举宝像参加游行……送呈国务院审核时，这些善意的“小动作”被微察秋毫的周恩来一眼识破，周恩来向人民银行传达了毛主席不赞成票版图景上出现个人画像的意见。这样，1955年3月问世的第二套人民币，同样没有出现毛泽东像。

“文革”时期，毛泽东依旧坚持不让自己的形象亮相于钞票图案上。人民银行曾迫于造反派的压力，于1968年7月16日行文上报国务院，提议在新版人民币上展现伟人的光辉历程。这个提案似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世事如苍狗白云。经国务院研究批准，从第四套人民币开始，票面上才陆续出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

（摘自《解放日报》黄沂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