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改签”新规能否撬动市场深层变革

业内人士指出，电影放映是时效性很强的特殊服务业态，如何在影院和消费者之间寻求利益平衡，考验着相关各方的智慧

“一经售出，概不退换”，2016年以前，电影票不能“退改签”，一直让普通观众颇为头疼。此后，虽有多家购票平台陆续推出相关业务，但电影票“退改签”乱象也随之频现并受到各方诟病。9月18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发布《关于电影票“退改签”规定的通知》(简称《通知》)，要求各院线、影院投资公司、影院在与第三方购票平台签订电影票代售协议时，要明确“退改签”规定，优化流程、简化手续，履行对观众的告知义务，便于观众查阅和社会监督。

《工人日报》记者调查发现，电影票支持“退改签”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但究竟何时才能实现全面“退改签”还是未知数。目前，电影院与各大网上购票平台仍未出台详细落地措施。有业内人士表示，这很大程度源于电影票“退改签”可能只是制片、发行与放映各方利益抵牾的冰山一角，“落地难”症结最终仍指向院线制及电影消费环境亟须推进的深层次改革。

全面落地难在何处

虽然《通知》已下达半个多月，但各大影院和购票平台尚无明显响应。根据《通知》要求，各影院应在大堂醒目位置公示购票“退改签”须知，以保证观众在进入影城柜台购票时，提前了解到影票“退改签”规定。但《工人日报》记者在北京市的东西城区实地走访多家影院，并未发现有电影院在大堂布置明确公示。经过咨询，只有少数影院表示，通过会员卡，且在电影院现场购买的电影票才可限时退改。

而在猫眼、格瓦拉及淘票票等热门购票平台上，也仅有极少影院场次支持“限时退”和“限时改”。对此，客服解释说，选座电影没有退改标志的暂不支持退款改签，有退改签提示的影院，仅支持影片开场前公布时间内申请退款改签。

“电影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的销售方式其实很像演出、培训的售卖方式，如果把自己定位成是体验型消费产品，除电影票之外，很多行业其实都有类似销售方式。”虽已接到通知，但北京朝外大街一家影院经理却对《工人日报》记者提出自己的看法。“不是我们不考虑普通消费者临时有事的特殊情况，但若遇到粉丝故意锁场，或者影片出品、宣发方面故意在预售时大量购票而在上映前退票的恶意误导，影院不得不改变正常排片。这使我们将承担转空场的巨大成本，造成难以弥补的亏损。”这位经理解释说。

实际上，从2016年电影《叶问3》7600余场和3200万元票房被认定为虚假票房后，今年清明档热门影片《后来的我们》也卷入“退票风波”。网络预售后出现大量退票事件，暴露出电影市场“野蛮生长”乱象。业内人士透露，如果“退改签”成本付出低或程序简单，造假者以“空手套”方法即可实现“炒高单片票房”目的。也就是说，如果相关利益方把“退改签”当做撬动票房的杠杆，《通知》的良好初衷不但难以实现，更会激起影院方强烈抵触。

尚需相关法律护航

根据《通知》要求，电影票“退改签”规定要条款尽量细化，做到权责清楚。“退改签”规定中应明确：是否同意“退改签”或什么样情况下允许“退改签”；对于同意“退改签”者，应明确“退改签”服务流程及“退改签”服务电话。

实际上，通知并没有硬性要求所有院线必须开放退改签业务，只是规定：“是否同意‘退改签’或什么样情况下允许‘退改签’”。也就是说，电影院可以不允许退改签。虽然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明确表示，正在抓紧制定改进完善电影票“退改签”工作实施方案。但在法律条文未出台之前，法律约束力强度不够，这也一定程度加大了电影票“退改签”实施难度。

“电影票‘退改签’本身关乎的不仅是一张电影票的价值，而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目前，行业协会下发通知在法律级别划分上效力非常低。从法律上说，影院公示影票价格、时间、座位本身构成《合同法》规定的邀约，而购买行为则构成承诺。邀约加承诺即构成完整合同。在没有法律规定影院‘退改签’义务情形下，购买者解除合同的依据是什么？仅以行业协会的通知显然不足。因此‘退改签’仍面临无法可依。”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岩律师告诉《工人日报》记者。

针对后续以法律条款为“退改签”政策保驾护航问题，王岩认为，好的政策应是兼顾各方利益，并寻求其平衡点的公平政策。电影放映是时效性很强的特殊服务业态，如何在影院和消费者之间寻求利益平衡是一个复杂问题，需理性和智慧地制定出合理政策。

呼唤院线制结构性改革

近年来，我国电影市场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17年国内电影票房已达559.11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6.78%。在2012年银幕数仅有13118块，短短6年时间，银幕数增长4倍，目前50776块的银幕总数更稳居世界电影银幕数量第一。随着票房体量不断增长及产业硬件快速发展，中国电影产业软件建设却未能同步跟进，“退改签”规定的出炉，正像投入湖中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引发业内对于院线制度、消费环境等多方深层改革的呼声。

“院线、影院投资公司、影院、第三方购票平台之间接口很多，协调各方利益和权责的确给落地时出台细则增添极大难度，而黄牛票和恶意退票情况又的确存在。此外，用户退票也会给影院票房统计造成影响，而不支持‘退改签’是否就可以认定为霸王条款则存在一定争议空间，因此当务之急反而是健全相关法律规定，才能倒逼院线出台具体规范细则。”《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执笔人张若琪对《工人日报》记者指出，如果因为系统不够完善或有人操纵、干扰市场，而牺牲大多数真实用户退改签利益，这样的做法也明显不妥。

只有遏制电影票“退改签”风险漏洞，才能提高影院和购票平台推动落实的积极性。例如，电影票依据退票时间收取比例不等的退费手续费。或在办理“退改签”时，要求实名登记。这样一来，势必大大提高别有用心者刷票退票的操作成本，一旦出现疑似恶意刷票现象，有关部门调查起来也可顺藤摸瓜。

“如果没有周密细则堵住买票房漏洞，‘退改签’反而可能导致金融杠杆过度撬动，扰乱破坏生产要素间的有机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由于房地产、人工等压力，当下院线经营仍是杯水车薪，面临很大的成本负担。

“金融杠杆利用‘退改签’，虚晃一枪达到宣发目的，那么院线利益谁来保证？事实上，这不只是电影管理部门的问题。院线制亟须改革，必然涉及经济、立法等多部门联动。”孙佳山指出，正是2016年证监会叫停涉及互联网金融、游戏、影视、VR四个行业上市公司跨界定增，才关上此前一系列买票房事件的闸门。因而，整治电影消费环境时，如果没有变革院线制现有结构，致使金融资本乘虚而入，则很可能难以实现《通知》期望的效果及电影市场的有机良性发展。

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