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违法：息事宁人就是对恶行的最大纵容

　　国庆长假期间，网上疯传“一少女遭多名男女围殴”视频。海南省文昌市官方对该事件首次通报称，参与围殴的8名男女系未成年人，不属于“校园欺凌”，引起网民跟帖质疑。10月7日，文昌再次发布处理结果时称，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参与打人的8人，分别作出行政拘留、责令管教等处理。

　　其实，究竟是不是校园欺凌，并非一个多么难判断的问题。在两段3分多钟视频中，一男孩对身穿紫色短袖的小女孩连扇耳光后，另外一男孩从远处跑来一脚踹向女孩腰部将其踢倒，紧接着几名男子轮番掌掴该女孩，并用衣服盖住女孩头部进行围殴，随后几名女孩对其连续扇耳光，并强行撩起其上衣进行羞辱。如果这都不算校园欺凌，如果这都不违法，的确有违公众的认知。

　　尽管参与打人的8人，均未满16周岁，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也都在依法惩处的范围之内。当地公安机关对参与打人的陈某等已满14岁的3人作出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因这3人均未年满16周岁，且系初犯，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对林某等未满14周岁的5人不予处罚，责令其监护人进行严加管教，这些处罚措施符合法律的规定。

　　诚然，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施以区别于成年人的处罚，是现代法治文明应有的人本关怀。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无论是在刑法中，还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都明确了惩罚的“年龄档次”，目的都是更好地教育和挽救未成年人。但是，立法保护的宗旨，并不是等于视惩罚为“洪水猛兽”，因为惩罚也是保护。对人身自由的适当限制，既是对违法犯罪行为人的否定性评价，也是对他们危害能力的削弱和遏制。管理森严的羁押场所，恐怕比兴风作浪的社会要安全得多。

　　正如海南省政府督导室某领导所言，在“校园欺凌”发生后，一些部门在事件处置中，主要精力放在动用警力资源，“以堵塞欺凌视频网络传播为要务”，“热衷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息事宁人为唯一目标。”问题是，所谓的“息事宁人”，不过是表面上的“摆平”罢了。执法、司法上“网开一面”，涉嫌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并没有因为恶行，受到法律追究，这种无原则的“宽容”，无异于对恶行的“纵容”。

　　翻看媒体报道，不乏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宽容”报道。比如，韦某曾于2010年掐死一名男孩，但因为当年未满14周岁未负刑事责任。2011年，他又持刀伤害一名小女孩被判刑6年。2015年11月，19岁的韦某减刑释放来到番禺后再次作案，杀害一名11岁女孩。不久前，发生在河南鲁山的一起少年涉嫌强奸案，当地检方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嫌犯返校上学，有关部门将此事作为“业绩”宣传时，一度使用了“冰释前嫌”“握手言和”等词语，引发了公众舆论的持续关注和热议。

　　所谓教育，并不是单纯的口头教导，惩罚同样也是教育。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中，明确了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惩罚措施。通过依法施罚，才能让违法犯罪者明白，触碰法律红线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从而明是非、知进退、守底线。通过依法给予惩罚，释放出强烈的讯号，不仅让被惩罚者受到教育，对其他未成年人而言，也是一堂警示教育课。把应有的“惩罚”省略掉，貌似保护了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殊不知恰恰削弱了法律的教育功能，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也戕害了法治的威信。

　　治理“校园欺凌”，不能把惩罚当作包袱。立法上要研究论证减低刑事责任、行政处罚责任的年龄门槛，执法、司法上则应把法律制度落实到位，只有把这套组合拳打好了，才能为未成年人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护，才能让校园更加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