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眼中的“星座”是什么样

“迢迢牵牛星，杳在河之阳。”七夕节原是“乞巧”节，后融入了牛郎织女的故事而发展为今天的七夕节。每到过节时，古代女性会向着天上的织女星和牛郎星许愿，希望自己能有智慧的头脑、灵巧的双手与美好的姻缘。

俗话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如今人们对西方星座如数家珍。实际上，中国人从很早开始就仰望星空，探索宇宙的奥秘，并由此演绎出了一套完整深刻的观星文化，牛郎织女传说就是典型例子。中国古代的星象文化博大精深，并不限于所谓的“星座运势”，而是从天人感应的思想出发，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空间感知模式……

每个地方都有“守护星座”

斗、牛、女星宿对应吴越地区

现代人大概都喜欢谈论星座，几乎是跟谈论天气一样常见的聊天话题。在中国古代语境里，“星次”与“星宿”指的就是“星座”，也就是星星的组合（可能是一颗或多颗）。在武侠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称谓，就是古人根据许多颗星星构成的形状所做的星宿划分。与现代人专注于个人运势不同，古人观星看的不是自己的事业、生活、爱情运势，而是看国家兴亡、战争胜败、政治变迁等重大事件。

中国古代星宿图。

中国殷商时期就有了“十二星次”，即星纪、玄枵、豕韦、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类似于西方的黄道十二宫。这里面比较有趣的是“大火”星次，即心宿里的一颗名为心宿二的星。《诗经》里有个典故叫“七月流火”，说的就是这颗大火星。很多人可能望文生义，以为“七月流火”这个成语形容的是天气炎热，实际上并非如此。它的意思是指夏历七月，大火星向西偏转，兆示着秋季来临，天气将转凉。

隋朝开皇初年，一位叫那连提耶舍的天竺僧人在翻译佛经时，将古巴比伦的十二星宫引入中国，《天乘大方等日藏经》中便详细记录了十二星宫及相应的守护神。佛经中的十二星宫学说很快又被中国本土的道教吸收，并跟中国传统历法中的“地支”与“十二星次”对应起来，在《道藏》中便有相应记载：“子名玄枵，又曰宝瓶；亥名娵訾，又曰双鱼；戌名降娄，又曰白羊；酉名大梁，又曰金牛；申名实沉，又曰阴阳；未名鹑首，又曰巨蟹；午名鹑火，又曰狮子；巳名鹑尾，又曰双女；辰名寿星，又曰天秤；卯名大火，又曰天蝎；寅名析木，又曰人马；丑名星纪，又曰磨蝎。”

追求秩序的古人们不仅将天空规划得井井有条，还将星宿与地面区域一一做了对应，这个对应关系就天文说，称作“分星”，就地面说，称作“分野”。简单来说，古人们就是将天上每个星座都与地上的实体地理区域一一对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守护星座”，例如汉代的“燕地”，也就是今天北京一带，在天空中对应的就是尾、箕两个星宿。

地区分野对应图。

分野学说起源于战国，它之所以将天界星区与地理区域相互对应，其最初目的就是为了配合占星理论进行天象占测。大约在汉代，天文分野从一种实用的“占星学”变成了承载人们世界观的严密体系，在《淮南子·天文训》及《史记·天官书》中，二十八宿分别对应于东周十三国及汉武帝十二州地理，以后历朝历代在十三分野和二十八分野间变动，具体对应关系如此所示：

十二星宿最初是对应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名称，后来发展为对应地区，比如斗、牛、女对应的就是吴越一带。中国古代星象文化基于古人对于天的神圣性、权威性的认可，而天的权威又借助“分野”观与人间产生了关系。

古代天文学的作用

根据星象确定时间、预测运势

古代占星家为了用天象变化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将天上星空区域与地上的国、州互相对应，认为在该天区发生的天象预兆着对应地方的吉凶。关于此类星象活动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国语》等书，其反映的星象分野大体以较早出现的十二星次为准。

莫高窟第61窟《炽盛光佛图》中的星图。

从古代关于星象活动的记载中，可以判定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据《国语·周语下》记载：“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说的是武王伐纣这天的天象是岁星在鹑火，因而周所对应的星次为鹑火。根据此段记载以及岁星（即木星）运行的位置，便可推算具体的年份时间。夏商周断代工程在确定武王伐纣的时间点时，就充分运用了很多青铜器、文献里对古代天象的记载来敲定最终结论。

当然，古代观星最重要的作用还是预测。《左传·襄公九年》便记载了一个故事：宋国有一年发生了大火灾，当时的晋国国君晋悼公听闻有人说从宋国火灾可以知“天道”，就向大臣询问。大臣回答道，古代祭祀火星的只用心宿、柳宿来陪祭，这是因为火星运行在这两个星宿中间。相传尧手下负责管理火的官员曾经住在现在宋国人的国都，因此当地人就用火星运行周期来确定时节。火星对于宋国来说十分重要，现在宋国发生火灾，必然是内部动荡的预兆。（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这个故事反映了先秦时期的天文观念，人们会把地上的自然灾害、战争、农业收成、婚姻等事件与天上星宿运行的位置、周期、速度进行对照，从而得出一些带有预言性质的判断话语。从《周易》等典籍的记载可以看出，古人很早就已经萌生了把天文与地理联系起来的思想。古人之所以关注星象活动，就是为了从天空中得到启示，同时也能为变幻莫测的生活提供一点稳定感。

文学作品中的星象文化

诗文用星宿指代地域 小说以“星”论英雄

古代星象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时空观，在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如王勃《滕王阁序》中人们十分熟悉的一句：“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说的就是江西南昌地处翼宿、轸宿分野之内。而李白《蜀道难》中“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一句也体现了古代星象分野观的印记：参宿对应益州(今四川)，井宿对应雍州（今陕西），而李白正在走的蜀道跨越了益、雍二州，因此是“扪参历井”——入蜀之路在益、雍两州极高的山上，人们要仰着头摸着天上的星宿才能过。宋代文豪苏轼在其《赤壁赋》里也留下了“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的名句。

在《水浒传》里，一百零八位好汉都对应着天上的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这种对应也是星宿分野的一个变体。在第四十一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中，宋江被衙役、捕快缉捕时，逃入九天玄女娘娘的庙宇躲避，梦见九天玄女娘娘称自己为天上的“星主”，设宴款待并赐予三卷天书。《水浒传》中的主星、客星、星主的说法，实质上就是从古代星象分野观演化而来。

《水浒传》第八十回后,宋江等好汉受到招安，北伐辽国。在第八十八回，梁山好汉在辽国遭遇了“太乙混天象阵”，这个阵的排布就如同天上的星辰。辽国统军元帅兀颜光率领精兵二十多万摆出此阵，手下有二十八宿将军，分别镇守不同的阵门，而这些阵门都与星宿有关，如角木蛟、亢金龙等。最后，宋江也是依靠梦中得到九天玄女传授破阵兵法，才打破了这个“混天阵”。（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