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拍的结婚照

刘亚宇

下面这张老照片是20年前我和妻子的合影照，也是后来补拍的结婚照。20年前，我的妻子列入了育龄妇女行列，要上乡计生所建的育龄妇女台账，需要夫妇二人的结婚合影照。

别人的结婚证上都有夫妇合影照，而我们的结婚证上没有。因为我和妻子结婚时间是1967年，当时的结婚证不像现在这么规范，就是一张纸，上面写上某某与某某自愿结婚，下面盖上公社公章就算是合法夫妻了。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夫妇后来才拍的合影照片，算是补的结婚照。看到这张我和妻子的合影老照片，使我回忆起了一些往事。

我和妻子结婚时，正是大集体吃大锅饭的日子，我8岁时就失去了父母，家境贫寒，当然那时其他农民也很穷，而我比他们更穷。以前父母在世时的房屋是他们和大伯的共同财产，共5间房屋。在1958年大集体吃食堂时，我们两家的5间房屋被生产队里开食堂使用。建食堂需要建几个大锅，建大锅需要从墙上掏洞排水，需要垒烟囱，垒烟囱需要从房顶上掏洞，因此房屋被损坏，严重倒塌。我的父母、大伯、大娘于1959年都先后去世了，就撇下了两个孤儿（我和大伯的儿子）。1964年生产队里给我家和大伯家建了两间土坯墙草房，房屋矮且不说，还露天漏雨。我和妻子结婚只好借了本村一个奶奶家的半间土坯墙灶屋当新房。用秸秆编织一个箔，放到几块土坯上算是婚床。后来那个奶奶的媳妇跟奶奶生气说，把自家灶屋借给了别人结婚用，弄得自家没烧火做饭的屋。我和妻子只好搬进了生产队给我建的一间低矮又露天漏雨的草屋里。为了解决漏水问题，我们用麦秸把草屋上盖修缮好。

妻子到我家第二天就参加了生产队集体生产劳动，当时是按工分分粮食，只有参加劳动才能挣到工分。因此，当时农民有句顺口溜：工分、工分，社员（农民）的命根。当时我是文化人，生产大队让我在我们闫楼学校任民师，一个月可拿到6元工资。但这6元也不全部归自己开支，有5元得交到生产队里买工分。否则，得不到工分，也分不到粮食、烧柴、油料、棉花等吃穿生活所需要的物资。当时生产队里种植的农作物是以栽植红薯为主，因为红薯产量高。红薯分春红薯、麦茬红薯两种，无论栽植春红薯还是栽植麦茬红薯都必须先打起红薯垄。栽植春红薯是晴天用人工担水浇水栽，麦茬红薯是下大雨天栽，雨下得越大红薯成活率越高、苗越旺。生产队里300多亩地，栽植红薯150亩~180亩。每到秋收季节，农民得忙一个多月收获红薯，原因是春红薯不能一下子收获太多。收获成品红薯后得按抓阄再按工分分到户，分到户后刨成红薯片晾晒，晒干的红薯片一半缴公粮，一半是全家一年的口粮。当时农民的口粮有百分之八十是红薯，因此农民编了个顺口溜：早饭是红薯，午饭是红薯馍，晚饭离了红薯不能活。农民一年到头能吃上小麦面的日子是很少的，小麦收获后，人均能分40斤、50斤小麦是正常年份，人均能分60斤、70斤小麦算是大丰收年份。我和妻子都很年轻，又踏实能干不缺工，我在学校教学一个月还有1元的额外收入，就这样每年到头口粮还有缺口，到了春夏之交就得吃统销粮。

我和妻子经过9年的打拼，于1976年总算是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两间土坯墙房屋，房屋顶是用麦秸草铺的，但有一大缺点，麦秸经雨水沤后会生虫子，容易招来鸡飞上去找虫子吃。刚好我东院一个邻居养了3只鸡，经常飞到我屋顶上用爪子抓开屋顶的麦秸，挠着找虫子吃，经常把我两间屋的屋顶挠了个遍。遇到下雨天，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边的雨停了，屋里还在下。我爱学习、爱写作，常常是写作一上午得搬好几个地方，就这弄不好雨水还会淋湿稿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迅速吹遍了祖国大地，我再也坐不住了，于是就走上了新闻写作的路，从此也告别了那艰难的岁月。

我写新闻得到了妻子的大力支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家分有责任田，我经常采访、写稿、送稿和参加市、县新闻培训班，还报名参加新闻函授大学，责任田靠妻子一人耕种，她无悔无怨。我写稿质量逐步提高，每年发稿200多篇，其中在市级以上发稿70余篇，每年被评为市、县模范通讯员。我采写的《苦难情深一家人》等多篇稿件获省、市新闻奖，因此被评为市、县、乡土科技拔尖人才，2000年被聘为国家干部，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这都得益于改革开放。

右为本文作者（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