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中英烈

 天中英烈

序

余学友

泱泱天中大地，自古东箭南金。革命战争年代，和平建设时期，无数优秀的天中儿女，或为民族独立解放慷慨赴难，或为国家安全富强视死如归。他们中有坚守信仰宁折不弯的白发老人，也有忠于主义含笑就戮的蓬勃青年；有舍生取义义薄云天的我军才俊，也有杀身成仁仁至义尽的国军将士；有同仇敌忾同心并力的同乡好友，也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同胞兄弟……一片丹心昭日月，满腔碧血秀乾坤。他们共同拥有一个玉洁松贞的身份叫革命志士，他们共同拥有一个山高水长的名字叫天中英烈。

2014年3月，《天中晚报》开设《天中英烈之生前身后事》栏目，报道驻马店籍一些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和他们家人的生活状况。2014年9月30日（我国第一个烈士纪念日）、10月1日，2015年4月6日、8月15日、9月3日和10月1日，该栏目分别以6至10个整版的篇幅重磅推出数名烈士的事迹。到2015年10月底，该栏目共对杨靖宇、燕鼎九、寇文谟、李渭滨、赵进先等近60名烈士进行了报道，报道贴切适当，社会认同度高，润物细无声地起到了引领作用。

本书是在《天中英烈之生前身后事》栏目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从标题制作、结构设计到内容安排，都有匠心独运之处，自出机杼之笔。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书付印出版，可谓恰到好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后人乘凉，不忘栽树。郁达夫说过：一个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群可怜的生物之群，而有了英雄人物却不知道崇拜和爱戴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烈士事迹值得我们时时铭记，烈士精神值得社会代代传承。本书弘扬的是社会正能量，奏响的是社会正气歌，体现的是作者和编者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意识，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革命历史教育方面，必将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

嵖岈巍巍，汝河汤汤。天中英烈，永载于青史，永驻于民心。

（作者系中共驻马店市委书记）

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将9月30日设为烈士纪念日。这一天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的日子，将这一天设为烈士纪念日，能充分体现“国庆勿忘祭先烈”的情怀、突出国家褒扬烈士的主题。驻马店是革命老区，在历次人民战争和人民革命中英雄辈出，无以数计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浴血奋斗，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14年9月3日，本文作者在驻马店市民政局了解到，从国内革命战争之初至今，驻马店市已登记造册的烈士共有8278人，其中已查清姓名的有4675人。这些烈士绝大多数牺牲于战争年代。

为了缅怀烈士的丰功伟绩，让我们共同回顾战争年代在这片热土上发生的一幕幕荡气回肠的历史活剧，让我们在心灵深处永远铭记天中大地上一个个慷慨赴死的英雄的名字。

自2014年3月21日至2015年10月底，《天中晚报》设置的《天中英烈》栏目对杨靖宇、燕鼎九、寇文谟、李渭滨、赵进先等近60名烈士的生前身后事进行了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读者纷纷致电，提供烈士信息。

一、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革命风起云涌 志士抛头洒血

五四运动爆发后，新蔡县300名余师生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新蔡和汝南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提出“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口号。一些在外地求学的驻马店藉学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9月，在上海美专就读的泌阳藉学生祁修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共产党员肖楚女一起回到泌阳，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市较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26年，共产党员李鸣岐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回到家乡确山开展农民运动。信阳师院学生、共产党员孔剑舞及余子敬等人回到家乡正阳开展党的活动。这年9月，中共正阳党支部成立，10月，中共驻马店特别支部成立。

1927年4月，共产党员马尚德（即杨靖宇）、张家铎领导确山农民武装暴动，解放了确山县城，选举产生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农协会员2000余人在确山县城北举行追悼会，悼念在围攻县城时牺牲的农友和工友李桂林等人。党的活动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开展。7月，正阳县反共分子组织“清党委员会”，清洗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60余人。

当年11月，李鸣岐、张家铎、马尚德等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发动确山刘店秋收起义，建立了确山县革命委员会。11月底，农民军攻克汝南、确山边界的恶霸地主吴世清的庄园，豫南特委书记王克新牺牲。

1928年2月，在打土豪斗争中，豫南特委代理书记蔡训明牺牲。6月，国民党围剿汝确辖区，中共确山县委委员李畔林、王国清被害，汝确游击队30多人因叛徒出卖被杀。7月，驻扎在汝南水屯（现属驿城区）的陕军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残酷镇压。我党组织赤卫队员400余人攻打水屯，战斗中周邦彩和王克勤牺牲。

1930年4月，正阳县陡沟恶霸冯华阁等纠集匪徒杀害了中共正阳县委委员、陡沟区委书记田奉先等5人。9月，党领导群众在正阳县开展声势浩大的抢粮运动。12月，泌阳县委准备武装暴动以策应红九军解放泌阳，共产党员王立堂、蔡玉钦、胡邦立被敌人杀害。

1931年7月，国民党和地方民团在正阳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800多人，其中427人被杀害。1933年3月，确山县委开展抢粮斗争，数千农民参加，齐占山、孔宪臣和曹山等在斗争中牺牲。7月，李渭滨、管道乐等5名党的干部在新蔡县被杀害。8月，新蔡游击队队长周成一牺牲。

1934年1月，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王国华从确山赴江西参加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受到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接见。

1934年9月，新蔡游击队多次打退反动武装的进攻，毙敌120余人。新蔡县党的负责人陈子藩、崔华楼、吕鸿滨、郑伯英等壮烈牺牲。

1936年3月，在确山活动的鄂豫边区游击队发展到30多人，多次与敌展开斗争，张星江、王国平等在斗争中牺牲。1937年6月，泌阳游击队队长陈香斋在与敌斗争中牺牲。

二、 抗日战争时期

打击日寇伪顽 英雄前赴后继

1937年11月，土匪王占魁带千余人占领确山县竹沟镇，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宣传部部长邓一飞等在与其谈判时被杀害。边区省委遂将王占魁部击溃，王被击毙。1938年6月，豫南特委派张立山到确山刘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久张立山被国民党杀害。7月，河南省委在竹沟创办党员培训班，培训党员干部1000多人。同时，举办青训队、地方武装干部训练班等，持续到1939年，培训3000多人。党组织和党的武装在确山等地得到快速发展。

1939年9月15日，刘少奇率徐海东、刘瑞龙等从延安第二次来到竹沟。11月11日，竹沟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残杀抗日人士2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确山惨案”（又称“竹沟惨案”）。11月下旬，河南省委统战部部长王恩久在确山被敌人杀害。这一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平舆演讲，宣传抗日。12月，朱德、彭德怀将“确山惨案”通电全国，揭露并谴责顽固派倒行逆施的罪行。

1940年1月，新四军战士陈天增等10人、新四军营长李桂山全家在泌阳被顽固派杀害。2月23日，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东北壮烈牺牲。

1941年，遂平、汝南、上蔡等地党的组织遭到破坏。1942年，日伪军发起扫荡，党组织再遭破坏。王国华辗转到达延安，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称他为“农民领袖”。

1944年9月，新四军五师三十八团政委周庆鸣率部增援豫南游击兵团，打垮顽军，胜利渡过淮河。国民党在正阳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20余人被杀害。10月16日，豫南游击兵团在驻马店至沙河店的公路上伏击日军运输部队，缴获药品5万余件。20日，游击兵团包围并歼灭确山顽匪张明太部500余人。12月，制造“确山惨案”的罪魁之一吴赞岑被遂平县委击毙。周子郁等带领抗日游击队击溃日伪军300余人。我军高培显部与日伪军展开英勇斗争，高培显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5年1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到达确山，与地方部队会合，打死、打伤日军20多人，缴获电台一部、各类物资30多车。李卓英、乔钦一率领游击队在正阳、确山一带截击日军，歼敌数名，缴获粮食10余车。1月19日，新四军河南挺进兵团与游击队在确山与日军激战4个小时，掩护八路军南下支队胜利通过平汉铁路。2月12日（农历大年初一），日伪军3000余人围攻嵖岈山，嵖岈山游击队毙伤敌人百余人。3月25日，河南挺进兵团在确山击溃日伪军1000余人。26日，俘虏伪军800余人。

1945年，党组织和党的武装在驻马店迅速发展。7月，汝南、正阳、确山的游击队多次与日伪军激战。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新四军第四分区部队全面围攻确山境内各敌伪据点，俘敌百余人。驻马店的游击队在舞阳等地歼敌数百人。

三、 解放战争时期

为了全国解放 向着胜利前进

1945年11月，驻舞阳国民党四十一军一○四师向遂平母猪峡（今龙天沟）一带新四军驻地进攻。遂平反动头目王经阁在文城活埋革命群众200余人。

11月下旬，中原部队第二纵队五师十五旅由嵖岈山回师淮南，途经正阳梁庙，活捉国民党特务组长陈世功，并在大陈庙消灭国民党十五纵队200余人。

11月31日，中原军区一纵一旅在旅长皮定均、政委徐子荣的率领下到达正阳县汝南埠镇，遇国民党部队阻击，消灭国军两个团约2000人。

1946年6月，中原军区在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王树声带领下突围后，中共豫鄂工委成立。8月，工委委员侯太俊、欧阳灿如在泌阳被国民党当局活埋。9月，原中共汝南地委书记王景瑞从陕南绕道回到确山，联络张九英和基层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1947年8月下旬，王景瑞与刘邓大军在正阳县取得联系。部队首长批准拨给驻马店游击队步枪200支。11月，汝正确游击队发展到两个连，活动范围由确山扩大到正阳、汝南境内。12月18日，我军陈赓、谢富治部首次攻克驻马店。次日攻克西平，解放遂平县城和泌阳县城。23日，我军占领汝南县城。其后，上蔡等县城被我军攻克。

1948年2月15日，国民党正阳县团队突袭中共傅寨区委，在汝南新区开展土改工作的新华社华中分社负责人谢文耀被杀害。19日，国民党部队突袭中共正阳县委所在地李楼，我军英勇还击，毙敌近百人，我方牺牲、被捕70余人。

5月4日，张九英率王振良、刘兴、黄学山等侦察敌情时被捕，不久在正阳南关英勇就义。7月28日，国军包围西遂（西平、遂平）县委。县委干部、党员40多人在突围时牺牲。

1949年3月10日，国军偷袭正阳我军，我军40多名官兵牺牲。4月，上蔡、正阳、新蔡等县开展剿匪行动，消灭土匪万余人，捕捉大小匪首800余人，缴获枪支万余支。9月，驻马店解放，迎来了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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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经白刃头方贵死葬青山骨亦香

——记革命烈士杨靖宇

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于2014年9月1日，公布了第一批抗日战争中300名著名的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杨靖宇名列其中。

杨靖宇，一个从天中走出的享誉中外的中华民族英雄、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他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确山农民暴动、刘店秋收起义。

他5次被捕入狱，威武不屈。

他在东北白山黑水间出生入死抗战9年。

他弹尽粮绝以草根、棉絮充饥，在冰天雪地战斗月余令敌人震撼。

他的故事如山脉绵延，他的英名代代流传……

为了宣传英雄，让更多的人了解英雄，近日，记者怀着对将军的崇高敬意，先后到杨靖宇纪念馆、确山暴动纪念地、杨靖宇研究会、杨靖宇的后人家中进行了采访。

重温将军一生

9月17日，冒着霏霏的秋雨，记者来到杨靖宇纪念馆。

在导游的带领下，记者参观了杨靖宇纪念馆的三个展厅。讲解员动情的讲解，把人们再一次带入杨靖宇将军为了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峥嵘岁月。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字骥生，化名张贯一，1905年出生于确山县李湾村（现属驿城区）。杨靖宇5岁时，他的父亲马锡龄因积劳成疾去世。杨靖宇的母亲豁达开朗，心地善良，经常给杨靖宇讲古代舍生取义、杀富济贫的英雄故事。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更是深深镌刻在他的心中。

杨靖宇7岁就读于本村私塾，13岁考入本县高等小学，1923年考入开封纺织工业学校。

1925年，杨靖宇积极投入“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时，全国各地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受中共组织派遣，杨靖宇从开封回确山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初，确山县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1万多人，杨靖宇被选为确山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当年4月，杨靖宇参加并领导确山数万农民举行暴动，驱逐军阀武装，攻占确山县城。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杨靖宇参与发动刘店秋收起义，建立确山农民革命军（后编为豫南工农革命军）。

在确山县城建设街中段路北，有一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青砖小瓦，三进院落。这不是一座普通的院落，是1927年杨靖宇领导的震惊中外的确山武装暴动后，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完整意义的第一个县级人民革命政权——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办公地点。

1928年，杨靖宇担任中共豫南特委委员兼信阳县委书记，同年秋，调河南省委工作。1929年春，杨靖宇被派往东北担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化名张贯一，开展工人运动。当年8月，杨靖宇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他出狱不久受牵连又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九一八”事变后，受中共满洲省委派遣，杨靖宇先后担任东北反日总会会长、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等。1932年11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和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

1933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东北建立党领导下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以南满游击队和海龙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1934年11月，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在南满一带打击日本侵略者。

从1933年冬起，杨靖宇率第一军独立师，转战濛江、桦甸、辉南等地抗日，歼灭“剿匪”总司令邵本良部1000多人，打死日本顾问英俊，给南满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35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以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合军和游击队为基础，联合其他抗日武装，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

1936年6月，抗日联军第一、二军合编为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此间，他曾指挥第一路军的两个师，突破敌人防线，在本溪、沈阳附近，多次袭击日伪“讨伐军”。在摩天岭与日军千余人激战中，击毙日军400人。“七七”事变后，为牵制东北敌军，配合关内抗战，第一路军在南满和东满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3月，杨靖宇率领500人，在集安县老岭山战役中击毙、俘虏日伪军100多人，5月，又消灭伪满军队300多人。第一路军威名远扬，成为日伪“讨伐”的重点。同年秋，日军司令三木集中20000人，把第一路军包围在临江岔沟。杨靖宇率领1400多人突出重围，进入长白山密林。

在极端困难的1939年，第一路军对敌作战600多次。1939年冬，第一路军决定打游击战，以粉碎敌人“聚而歼之”的阴谋。11月，杨靖宇率司令部直属部队700多人去濛江作战，受到敌军包围，突围中部队伤亡很大。

1940年1月，杨靖宇带五六十人的小分队冒雪东进，因内部出现叛变，小分队再度陷入包围圈。杨靖宇命警卫员带领几个伤员突围。2月18日，他身边留下的最后两名战士不幸牺牲。2月23日，杨靖宇只身来到濛江保安村附近的三道崴子，与敌人交战20分钟。最后，敌人认为不可能生擒杨靖宇，遂猛烈开火，杨靖宇英勇牺牲，年仅35岁。残暴的敌人剖开杨靖宇将军的遗体，发现胃里全是野草、棉絮。

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为纪念杨靖宇将军，将濛江县改为靖宇县。

1957年7月15日，朱德委员长为杨靖宇烈士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

1958年2月23日，杨靖宇殉国18周年时，通化隆重举行公祭杨靖宇烈士仪式。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分别送了花圈。中共中央在悼词中高度评价杨靖宇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1994年，中共驻马店地委、地区行署重修李湾村杨靖宇将军故居和纪念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杨靖宇将军纪念馆题写馆名。

1995年1月，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在李湾村隆重举行杨靖宇将军纪念馆落成暨杨靖宇将军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

2009年，杨靖宇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将军英魂震敌酋

据说，当年杨靖宇将军以身殉国的消息，被很快报告到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那里。当他看到杨靖宇将军被解剖的尸体，胃里除了棉絮、草根，其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后，表情沉重地走了出去。

南满防卫总指挥、日本关东军野福昌德少将听了关于杨靖宇将军的详情汇报后，天天晚上都做噩梦，梦见杨靖宇将军抓住他，向他呐喊“还我河山”、“还我头来”。

关东军司令部曾组织一批见习军官参观“战绩”陈列馆。这些年轻军官，看到杨靖宇将军在冰天雪地里孤身奋战十几天没有吃到一粒粮食，胃里全是草根、棉絮的图文后，惊得目瞪口呆。

在见习军官中，有个叫伊藤横二郎的青年，患有夜游症。一天夜里，他夜游到陈列馆，把杨靖宇生前的皮衣、皮帽穿戴在身上，又拿起杨靖宇的两把手枪。当他转了一圈回到宿舍时，天突降暴雨，一个炸雷响起，惊醒了宿舍里的其他见习军官，在闪电中，他们看到杨靖宇站在面前，双手握枪，怒发冲冠，所有人一齐高喊：“杨靖宇来了。”站岗的哨兵以为是杨靖宇的部队前来偷袭，仓皇举枪乱射。枪声和喊叫声惊动了警备队，警备队员立刻朝枪响的方向冲去。双方打成一团。等到天亮一看，十几个死伤人员全是日本兵。

日军长官山野命令部队严密搜查，发现陈列馆里杨靖宇生前的衣帽和手枪在见习军官的集体宿舍里。两名见习军官吓死在床上，而伊藤横二郎还在酣睡。山野把他喊起来询问，他什么也不知道。迷信的山野认为是杨靖宇显灵了，立即向关东军总司令部作了报告。

几天后，岸谷隆一郎下了一道命令，给杨靖宇将军做了一个木制的人头，与将军的遗体对接。随后，他还主持了杨靖宇将军的下葬仪式，并在坟前默哀、行鞠躬礼，请来日本和尚摆了三天道场，念了三天经。最后，他决定把崛起的新形势下，大力宣传杨靖宇将军的丰功伟绩，弘扬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继承先烈遗志、凝聚奋进力量、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建设惠及天中人民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据悉，为迎接2015年杨靖宇将军诞辰110周年，大力宣传、弘扬杨靖宇精神，驻马店市杨靖宇研究会在深入研究和探讨杨靖宇将军的英雄业迹和光辉思想的基础上，组织创作了两个剧本。一个是电影剧本《杨靖宇在河南》、一个是32集电视连续剧《青年杨靖宇》。两个剧本均已通过了上级部门的审核，正在筹拍当中，将作为2015年杨靖宇将军诞辰110周年的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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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日投笔从戎 求解放英勇就义 

——记革命烈士张九英

1947年，时任正阳县宋店乡乡长的梁超仁是中统特务，长期横行乡里，欺压百姓。

一天夜里，张九英接到上级命令，带人来到梁超仁家要处决恶霸梁超仁。“求求你，不要杀我。”梁超仁哀求道。

“不杀你可以，必须答应两个条件，第一必须交出1000元大洋；第二，写信叫蔡永美过来，说有要事商量。”张九英说。在干掉梁超仁的同时，张九英还准备干掉飞扬跋扈、十恶不赦的该乡蔡庄村保长蔡永美。

梁超仁答应了所有条件。中午，蔡永美被“请”来了，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屋里，正待寒暄，就被张九英捆了个结结实实。天黑后，张九英“砰砰”两枪，结束了这两个人的性命……

“处决中统特务梁超仁的一幕发生在67年前，当时真是大快人心呀！”10月5日，记者来到革命烈士张九英的故乡——确山县刘店镇，提起张九英的名字，父老乡亲们都能讲述他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

投身抗日洪流

张九英的父亲张畏三是确山县很有声望的乡绅，家有土地400亩，并在县城买了一片住宅。张畏三有七个儿子，张九英居长。张家可谓人财两旺，子孙满堂。乡邻们都羡慕张畏三命好有福，称他为“张神仙”。

张九英身为长子，自然成为张家的掌上明珠，很小就被送入私塾读书，张九英厌恶封建的礼教，不愿攻读那些“子、乎、者、也”的孔孟之道，却对一些革命道理津津乐道，崇拜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在学校读书时就热心习武，并萌发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处在民族危亡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和促成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

张九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动员自己的家庭出钱抗日，同时，他与妻子“合谋”，将其岳父汝南大地主柴本善的两支手枪偷了出来。

这样一来，翁婿闹翻了脸，柴本善大动肝火，向国民党确山县县长方廷汉提出控告，张九英被抓进监狱。

妻子柴士俊对丈夫忠贞不二，她为此仗义执言，多次求父亲，张九英坐牢不到一个月就被释放。这次变故，是张九英走上革命道路迈出的第一步。1937年冬，23岁的张九英参加革命队伍，第二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张九英先后担任过家乡联村的党支部书记、刘店区委武装委员。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张九英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他机智大胆，英勇善战。1944年，他任刘店地区抗日游击队大队长，带领游击队同日军、伪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击毙反共分子赵崇武

1947年6月，中共汝（南）正（阳）确（山）信（阳）工委成立，当时王景瑞任书记，张九英任军事部长，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共分子，反对国民党当局推行的各种苛捐杂税，以减少人民群众的负担，迎接新形势的到来。

张九英把队伍拉到确山西部山区孤山冲一带活动。孤山冲附近的石滚河是个大集镇。此镇为国民党乡长赵崇武盘踞地。赵崇武是国民党确山县民团团长孙星南的心腹，也是制造“竹沟事变”的干将之一。中共汝正确信工委决定除掉他。

张九英随即派人侦察敌情，得知乡长赵崇武住在西门里北边一个大院里，有一个班的兵力驻守在前院，赵崇武卧室里架有轻机枪一挺。

根据掌握的敌情，张九英决定趁逢集人多时，出其不意，智擒赵崇武。

这天正逢大集，街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张九英化装成一个曾在监狱里受过赵崇武关照的伪保长，带着礼品，衣冠楚楚，进寨看望“赵乡长”，身后还跟着两个保镖——手枪队队员刘醒、陈明仁。

一进寨子大门，张九英发现大门口有哨兵，他立即上前打昏了哨兵，并用破布堵住哨兵的嘴，将其关进了门楼的偏房内。刘醒、陈明仁马上过去“上了岗”。张九英则大步向后院走去。这时，赵崇武正和石滚河小学校长下象棋。

“客人”进屋后把礼物放在桌子上，说了几句感谢乡长的话。这时赵崇武才抬起头来，一看面目很生，连忙站起身说要进内室拿烟，实际是去拿武器。

这时九英连说“有烟，有烟”，顺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来，连开两枪，作恶多端的赵崇武躺在地上不动了。

集市上的人听见枪声，立刻炸了群，乱作一团。张九英从进寨到出寨不到半个小时便结束了战斗，打死了伪乡长赵崇武，缴获机枪一挺，手枪2支，长枪20多支，还有半麻袋子弹，游击队无一人伤亡。

英勇就义浩气长存

汝（南）正（阳）确（山）信（阳）游击队在张九英的带领下，还打死了作恶多端的保长李绍曾和一个叛徒，缴获长枪8支，活捉国民党确山县大队长李德钦的哥哥李德广，缴获机枪1挺、手枪2支、长枪10余支和子弹数百发……

张九英的英雄事迹传遍了附近数县，国民党确山县政府重金悬赏捉拿张九英。

1948年4月中旬，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原大地大规模消灭国民党军队，迎接全国解放，路东指挥部派张九英带领3名战士到县城及铁路沿线侦察敌情。

当晚张九英住在刘店东边的小张庄。第二天拂晓，由于反动保长丁占卿告密，张九英被国民党淮北支队王代元部100多人包围，张九英不幸被捕，当天被押送到位于正阳县的八区保安司令部，第四天壮烈就义于正阳县城南的牌坊边。

临刑前，张九英以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面对广大群众，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卖国、欺压群众的累累罪恶，宣传共产党救国救民的真理，并高呼：“国民党反动派欺压百姓，你们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中国共产党是杀不尽的！中国共产党完全胜利的时刻就要到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张九英同志的怒吼声中，刽子手向张九英开了枪……张九英时年34岁。

“母亲带领一家人艰难度日”

“当时听俺娘说，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只有8岁，我还有一个姐姐，比我大两岁。”2014年10月5日下午，通过确山县民政部门，记者联系上了张九英的儿子张子平，今年74岁的张子平居住在驻马店市白桥路169号。记者说明来意后，张子平打开了话匣子。

“8岁应该有记忆了，你对父亲的印象如何？”记者问。

“根本谈不上印象，我很少见到父亲。”张子平回忆说，“因为革命形势的需要，父亲一走就是几个月，家人也不知道他的去向。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有天深夜，父亲从外边回来，腿部受了伤，母亲一边给父亲疗伤，一边哭。”

张子平的爱人，今年72岁的张爱珠介绍：“母亲比父亲张九英大一岁，父亲去世时，我母亲柴士俊才35岁。”

受张九英的影响，张九英的父亲张畏三和张九英五弟张九龙也参加了革命。“不幸的是，我五叔1948年在战斗中牺牲。和我父亲一样，五叔张九龙也属于烈士。后来我爷爷张畏三也去世了。”张子平说。

张九英遇害后，一家人的重担全部落在柴士俊的身上，家庭的困难可想而知。为了维持这个家，柴士俊一生未再嫁人。

“我和姐姐，还有几个叔叔，全靠母亲一人操劳。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一天的饭就是一块红薯。冬天，口袋内的红薯结了冰，咬一口放在嘴里‘嘎嘣’响，即使这样也不能多吃。”张子平说，“当时的生活特别艰苦。”

“我的婆婆特别伟大，解放以后，家里开始有些补贴。婆婆用这些钱又供应了两个叔叔和两个孩子上学。”张子平的爱人张爱珠说，“我很敬佩我的婆婆。”

张子平与张爱珠结婚后，张子平的母亲柴士俊一直跟随其生活，直到1995年，柴士俊83岁时去逝。

后人珍惜美好生活

记者环顾张子平的家，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冰箱、空调有现代化的气息，家中大部分物品比较陈旧。

“你看我身上的衣服，已经有好些年头了，除了样式旧了点，我还是舍不得扔掉。”张子平说，“和过去相比，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幸福了。”

记者了解到，张子平高中毕业后，在乐山林场工作，后来被调到确山县公安局，1987年被调到市工信局工作，担任纪检副书记一职直到退休。他和妻子张爱珠有两儿两女。大女儿在确山县工作，二女儿在郑州大学当教授，三儿子在郑州一家银行上班，四儿子在驻马店上班。

张子平介绍，他还有一个姐姐叫张子兰，姐姐一直在确山县工作，1976年，姐姐因患乳腺癌去世，当年只有42岁。姐姐生育了四个儿子，如今都已经成家立业。

“我最小的儿子今年也30岁了。我们跟小儿子一起生活。”张子平说，他和老伴的身体很硬朗，平时做做家务，帮忙带孩子，每晚遛弯散步是老两口最大的乐趣。

“我和老伴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几个孩子也比较孝顺，逢年过节都给我们买衣服，作为烈士的后人，我们生活得很幸福。”张子平说，去年，确山县民政局还特意给父亲重新修了坟，并立了碑。

平时，张子平经常给儿孙们讲解包括父亲张九英在内的革命英烈的事迹。“革命先烈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的一切是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将永远铭记。”张子平动情地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3

韩景隆用热血书写壮丽一生

韩景隆，又名胡凌云，平舆县西洋店镇后岗村人。1916出生，牺牲时仅31岁。

2014年9月16日，记者冒雨采访了韩景隆的儿子韩玉广。“父亲死得很惨，他的头被敌人割下来，挂在沈丘县城门很长时间，现在想起来我还心痛。父亲虽然是个文人，但他英勇果敢，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的力量。他的一生虽短暂，但很有意义。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在平舆县西洋店镇后岗村，74岁的老人韩玉广回忆起父亲韩景隆，几度哽咽。

当天，韩玉广老人与记者一起，回顾烈士韩景隆短暂而又壮丽的一生。

父亲从小就充满正义 聪慧好学

烈士韩景隆有两个儿子，韩玉广是他的二儿子。如今，在这世上，他的后代只剩韩玉广一人。虽然自己只见了父亲一面，但韩玉广却对父亲感情深厚。因为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一个伟大的父亲。

因为对父亲崇拜，小时候韩玉广最喜欢从爷爷、奶奶、姥爷、妈妈口中了解父亲的故事。成年后，韩玉广还多次到省会郑州、项城、临泉等地与父亲曾经的老战友见面。从父亲的众多老友口中，他了解到父亲的正义、父亲的机智、父亲的果敢、父亲对革命事业深沉的热爱，他一次次被父亲身上的故事所震撼。

一提起他的父亲，本来言语不多的韩景隆便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记者，父亲韩景隆，1916年6月出生于平舆县西洋店镇后岗村一个地主家庭。6岁时，祖父将父亲送到新蔡县胡营村上学，父亲自幼天资聪颖喜欢和穷苦人家的子弟交朋友，孩子们有了困难。父亲总是热心帮助别人，总把家里的书拿出来分给小伙伴。

“父亲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能主持公道，反对富家子弟欺负穷孩子。他有一个远房族哥，同在私塾读书。常依仗家大业大在同学中寻寻衅闹事。父亲几次劝告，他非但不听，反而还威胁父亲说，你再多嘴连你也打折。竟然为了伸张正义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约了几个受过欺负的伙伴狠狠揍了他一顿。从此他再也不敢在校内外恣意妄为，蛮耍逞强了。”韩玉广向记者提起父亲的这段故事时很自豪。

因为自幼好学，1932年韩景隆以优异成绩考入汝南简易师范学校。汝南历史文化悠久，说书卖艺斗鸡玩把戏的较多。每到课余总有同学拉九龙去看热闹大都被他婉言拒绝。待同学走后，他就独自一人看书写字，阅读了很多古今中外名著。由于他勤奋好学，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

热血青年投身革命

“就是因为进入汝南简师，思想先进的父亲才决定投身革命。”韩玉广告诉记者。

通过查阅相关历史资料，记者了解到汝南简师，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该校部分教员就受党的思想影响，其中一部分教员还是地下党，他们利用讲坛向学生们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此期间，韩景隆就接触了《共产党宣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思想有了很大进步，逐渐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

1936年秋，韩景隆从汝南简师毕业，本想继续深造，但因家道中落父亲急切的盼望他找到一个养家糊口的工作被迫辍学。不久，他应聘到平舆县西洋店乡付寨小学校教书。在此期间，他除教育学生好好学习外，还经常给学生讲爱国小故事指导大龄的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同时，他还以教师身份经常同学生家长及周围的群众聊天、叙家常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当时，中共地下党员傅纯恒也在该校任教，秘密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他看出韩景隆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便主动与他接近，常送给他一些进步读物，向他宣传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1937年春，经傅纯恒介绍，韩景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党的革命工作中。 

组建近20个党支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汝南“青年抗日救国团”兴起。韩景隆便与同乡、地下党员刘秉义（刘忠）组织起“青年抗日救国团西洋店分团”、“青年读书会”，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

“他们还把许多青年积极分子介绍到竹沟及陕北抗大学习。这些青年学习结束后，有的参加了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有的回到当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这些是父亲的好友刘秉义给我家人讲的。”对于父亲身上的这段历史，韩玉广很自豪。

1938年，韩景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他白天教书，夜晚深入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他和地下党员胡亮联合几十个村庄，组织了以西洋店为中心的“联庄会”，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

1938年至1940年，韩景隆先后担任西洋店区委书记、西洋店中心区委书记、汝新边区区委书记，长期活动在平舆县的西洋店、万金店，新蔡县的河坞、胡营，正阳县的岳城，汝南县的王岗等地。韩景隆不顾夏热冬寒，奔走于各地召开会议、布置工作，常常累得两腿发肿。

终于，他和同村的革命先进领导者？刘秉义在汝新边区一带组建了付寨、大陈庄、二郎庙、大周庄等近20个党支部。

遭到敌人通缉 家人受到牵连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反共”、“限共”的反共政策，同年春，汝南形势开始逆转，“青年救国团”等抗日群众团体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联庄会”也被破坏。汝新边区党的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面对逆转的时局，新任中共汝新边区区委书记的韩景隆，不悲观、不气馁，英勇机智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

韩景隆在汝新边区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大恐慌，他不仅遭到通缉，还遭到地方土匪邪恶势力的痛恨。他家里多次遭到敌人的搜查。敌人搜捕不到他，便将他父亲抓走，吊在树上严刑拷打。他的爱人和孩子被逼逃亡在外，但他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

在岳父的资助下，他说服了母亲和妻子，遵照党的指示，一家人于1940年7月秘密转移到沈丘 。沈丘县委书记丁兆一（对外称五金店老板），以和韩景隆是同学为名，将其安排到沈丘县城小学。从此他化名王子彬，仍以教书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做“卧底”，出色完成任务

“父亲还有一段做卧底的经历，当时很惊险，要不是父亲机智周旋，早就被识破了。”韩玉广继续向记者讲述。

1940年6月底，为了加强界首的工作，上级从豫东地委抽调了部分优秀干部加强界首工作，任务是掌握敌人动态，保证豫皖苏解放区与河南地下党联系的安全，具体工作由沈丘县委书记丁兆一负责。10月底，沈丘县委将韩景隆由沈丘小学调往界首，任务是专门和中统特务头子柳守义打交道。

柳守义是太康人和丁兆一是开封师范的同学，比丁兆一高一级，在校就是助纣为虐、反动透顶，他来接手国民党界首工作后，听说同学丁兆一在界首发了财，但对丁兆一很怀疑。

当时丁兆一的公开身份是一家商店的经理，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是界首特支书记。柳守义很想拉个地方关系，问丁兆一有无同学。丁兆一趁机把韩景龙介绍给他，并说韩景隆也是开封师范的学生，只是比他们低一届。

为了迅速取得柳守义的信任。平时韩景龙便开始详细了解开封的地理环境、名胜古迹，开封师范生情况。因为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与柳守义见面后，对于其提出的问题，韩景隆都能对答如流，没有露出一点破绽。

韩景隆非常勇敢机智、善于周旋，还经常和柳守义一块打牌下棋。柳守义把他视为知己，还常把手枪交给他保管，和他一起出入敌人的首脑机关，很快韩景隆就掌握了敌特在界首的分布状况和活动规律。

得知国民党内丑陋嘴脸被揭露，柳守义自言自语：“谁会把情况弄得这么清楚？共产党如来转世真身呢。”1

不久后，党组织根据韩景隆提供的情报，及时制定斗争策略，使党时时处于主动地位。他出色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掩护战友壮烈牺牲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呼声，撕毁停战协议，以数十万兵力包围鄂豫边解放区，妄图一举摧毁边区根据地。

为保存实力，党中央指示，中原野战军及边区根据地党政机关，实施战略转移。韩景隆被任命为鄂东专属干部中队长。

1947年，豫皖苏军区决定开辟豫东南新区。同年2月，沈丘县由北至南先后建立政权，继沙河北建立沈鹿淮县政权后，沙河南建立了沈（丘）项（城）临（泉）县政权。5月，韩景隆任沈项临首任县长。

当时沈丘虽获解放，但地方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他们嗜杀成性，人民政权尚不稳固，敌我双方处于拉锯状态。韩景隆不顾个人安危，担负开辟新区的艰巨重任，既做群众工作，又搞武装斗争。在解放水寨（今项城县城）的战斗中不幸负伤。7月初，他带领20多名伤员，回到沙河北岸，在沈鹿淮县民主政府联系点北杨集区的张保园村养伤。

“当时父亲的警卫员小八受不了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告诉了他们我父亲在那里养伤，7月13日，杨集恶霸地主勾结国民党县自卫总队200多人，偷袭张保园村。”说着，韩景隆眼圈红了。

敌人突袭，韩景龙和军区派来的工作的很赖鹏团长，果敢地指挥30多名武装人员与之展开搏斗，并组织重伤员和群众突围。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战斗失利，除少数战友突围外，大部分同志在战斗中牺牲和被俘。韩景隆为掩护同志，不幸被俘，就义前，他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倒在血泊之中，时年31岁。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恐吓革命群众，残忍地割下韩景隆的头颅，并悬挂在沈丘县城北门很久。

一次见面 竟成永别

韩玉广说，他至今还记得与父亲第一次见面的情景。1940年，韩景隆曾匆匆回家一次，时隔6年，他才再次回到家乡。

那是1946年冬季的一个早晨，当时6岁的韩玉广刚从睡梦中醒来，就听到9岁的哥哥对爸爸说他还有一个小弟弟。随后，韩玉广看到一个高大男子走向里屋，抱起他就亲。在以后的两个月里，父亲就没出过门，天天在家里教小玉广《三字经》，给了他一辈子忘不了的父爱。

“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次回来时刚好是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议，包围鄂豫解放区妄图一举消灭中原革命力量，当时父亲被任命为鄂东专属干部中队长，战斗打响后，他浴血奋战，应当应敌众我寡，所率部队被打散，他孤独一人历尽艰辛颠沛流离等着上海武汉等地。在武汉的通过一位朋友买了二十顶缎子帽垫，扮作商人回到家乡。到家后他终日愁眉不展，思念党部队。后来他在叔叔的随同下，假拌烟土贩子历尽艰辛找到党组织。”韩玉广说。

韩玉广记得父亲是大年初六走的，母亲在哭，父亲说1947年7月他一定会回来，没想这次离别竟是永别。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韩玉广一直在盼望着父亲回家，然而就在当年7月，韩景隆就已经英勇牺牲，但韩玉广一家不知道这个消息。直到1949年，同乡刘秉义回到家乡把这个消息告诉韩玉广的家人，他们才知道韩景隆已经牺牲。

得知韩景隆为革命死得如此壮烈，家人悲痛欲绝。“1950年，在父亲朋友的指引下，我的爷爷和姥爷、舅舅到沈丘张保园村蒋坡，一河边把父亲的尸骨找到，他们一起将父亲的尸骨运回家乡埋葬，但父亲的首级一直没有找到，问了很多父亲的旧友，也一直没有线索。这，对我来说是个遗憾。父亲太可怜了，死得太惨。”说到这里，韩玉广忍不住哽咽起来。

后人为纪念韩景隆，立了4座纪念碑，以寄哀思。一个在牺牲地张保园村，一个在沈丘烈士陵园，一个在平舆县烈士陵园，一个在后岗村。

烈士精神激励村民

“玉广父亲的遗骨运回来时，我知道，当时我还小，在上小学，当时尸骨运到学校，村里很多大人小孩都去纪念他，还有的准备了花圈，大家当天都泪汪汪的，场面很悲。”提起当时的场景，与后岗村68岁的文书韩海洲记忆犹新。

韩海洲告诉记者，韩景隆的尸骨运回家乡后，他的家人进行悉心埋葬，在随后的每一年清明节，该村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到烈士墓前扫墓，老师们还给学生们讲烈士身上的感人故事。

“玉广的父亲很厉害，为革命奉献了一辈子，虽然他只活了31岁，但是他活得值，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佩。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村里人。”韩海洲说。

土坟头，没有墓碑，在后岗村南，记者来到了韩景隆的坟前瞻仰。“这么一个伟大的人，坟前竟没有立碑？”看到此场景，记者产生疑问。

“现在我只想由政府出面将我父亲的坟修一修，因为家里一再遭变故，经济非常困难，至今父亲的坟前都没有立碑，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记者临走之时，韩玉广难为情地提出一个请求。

4

誓扫匈奴不顾身 五千貂锦丧胡尘

——记革命烈士李渭滨

2015年3月25日上午9时40分许，记者根据《驻马店党史》的记载，来到汝南县党史研究室，打听烈士李渭滨后人的消息。

“李渭滨是我们汝南县的名人，上年纪的人都知道他的英勇事迹，有关他后人的消息却没有人知道。”汝南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秉辉告诉记者，他们编撰《汝南县党史》时，曾到李渭滨的出生地汝南县城关寻找过他的后人，但没有结果。

今年1月，记者曾到汝南县城寻找过李渭滨的后人。有人说李渭滨没有后代，也有人说李渭滨的后代去了信阳，具体在哪里他们不清楚。抱着一丝希望，记者与《信阳晚报》的负责人取得联系，想通过同行找到李渭滨的后人。

1月9日，《信阳晚报》以《李渭滨烈士的后人你们在哪儿？》为题，报道了寻找李渭滨后人一事。然而，寻人的消息刊发后，并没有得到有用的线索，寻找李渭滨后人的事情便搁置下来。

“您再好好想想，咱们搜集李渭滨烈士的事迹时，有没有打听到他后代的情况啊？”记者问陈秉辉。

“我们没有搜集到这方面的材料，但是听说李渭滨曾经在汝南中学读书，好像是现在的汝南二高吧。具体情况我们不太清楚。”陈秉辉回答。他告诉记者，如果李渭滨有后人的话，可能会享受政府发放的抚恤金，县民政部门对此应该有详细记录。

寻找烈士后人受阻

随后，记者来到汝南县民政局优抚股。提起李渭滨，正在忙碌的工作人员放下手头的工作，称知道这个烈士，但是没有给其后人发放抚恤金，因为他好像没有后人在县城居住。

“以前也没有发放过吗？再帮我们查一下另外一位烈士。”记者说。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工作人员称也没有这位烈士的信息。

“你们可以到办公室找一下各乡镇民政所所长的电话。对于这些英烈，他们应该比较熟悉。”在该工作人员的建议下，记者来到县民政局办公室，并向屋内两名工作人员说明了来意。

“你们有县委宣传部的介绍信吗？没有介绍信我们不能提供信息。”一名主任模样的中年男子说。记者随后联系了本报副总编辑胡智慧，希望他向县委宣传部说明情况，方便记者采访。

在联系县委宣传部的空档，记者接到胡智慧的电话。胡智慧希望办公室负责人接一下他的电话，他把记者此次采访的原因向对方说明，以免对方误会。

“没有宣传部的通知我们不接受采访，谁的电话我也不接。”该中年男子说。

采访被拒后，记者只好寻找其他途径寻找烈士的相关信息。记者在县民政局一名工作人员那里得知，李渭滨在县烈士陵园有个墓碑，好像是他亲戚立的。“这个好消息，说不定我们在那里能找到他的后人呢。”记者心想。兴奋之余，记者立即赶往县烈士陵园。

进步青年的爱国梦

根据热心群众的指点，记者顺利地找到了汝南县华南公墓（汝南县烈士陵园）。由于此时临近清明节，华南公墓祭奠的人很多。

“你们要找李渭滨的墓碑啊，顺着这条路往里走，纪念碑后面就是他的墓碑，很容易找到。”听说记者要寻找李渭滨的墓碑，公墓管理人员非常热情，赶忙带着记者往里走。在路上，管理人员不停地向记者介绍，李渭滨是汝南县的大英雄，这样的人就应该好好宣传。

在管理人员的讲述中，记者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回到了英雄生活、战斗过的地方。

李渭滨原名李路平，化名张仲彦，1902年农历三月初一出生于汝南县城关一户清贫的书香门第之家。李渭滨的童年生活充满了辛酸，父亲李幕含是晚清秀才，不幸早年病逝，母亲长年多病，生活拮据。李渭滨自小受家庭的影响，读书十分刻苦，加上天资聪颖，几年内除学完学校课程外还翻阅了许多父亲收藏的经、史、子、集等书籍。

1917年，李渭滨考入汝南中学。进入新的学习环境，随着视野的开阔，他不仅勤奋读书，而且关心国家大事。后经五四运动的洗礼，李渭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一名有救国救民远大理想的青年。

中学毕业后，李渭滨同时报考了三所大学，均被录取。他十分崇拜、向往苏联的革命运动，迫切希望能近一步了解苏俄革命，从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因此，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他毅然选择了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在学校里，每每看到一些进步刊物，李渭滨总是如获至宝，如饥似渴。他常常外出宣传革命思想，引导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李渭滨性格忠厚豪爽，待人和气，知识渊博，当时赢得了青年学生的信服和尊敬。”在李渭滨烈士的史志记载中，许多人给了他很高的评价，而且称他为革新派代表人物。大学毕业后，风华正茂的李渭滨不仅懂得俄语、英语等三国语言，并且能歌善写。

1925年，大学毕业的李渭滨被党组织派到黄埔军校工作。这期间，他在军校党组织领导下深入细致地做好入伍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扼杀革命力量，把魔爪伸向了黄埔军校，逮捕共产党人。在这危急时刻，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将党的工作人员没法分散隐蔽。李渭滨扮作病号，由4个共产党员用担架抬出了黄埔军校。

脱险后，李渭滨按照党的指示，千里跋涉返回家乡汝南。一路上，李渭滨风餐露宿，受尽艰辛，但他全我不顾，还边走边在党的秘密联络点传达党的指示和新的斗争策略。

英雄血洒洪汝滨

李渭滨回到家乡的当年，中共汝南县委成立，李渭滨任中共汝南城关区支部书记，积极组织广大农民开展打击恶霸、分粮和抗捐抗税等多种形式的斗争。第二年，因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叛变，汝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李渭滨也被捕了。顶住反动当局的严刑拷打，在入狱的第二年，李渭滨被党组织多方营救获释出狱。

1929年秋，李渭滨受信阳中心县委派遣，化名张仲彦，到豫东南一带协助和指导新蔡、潢川、息县等地的工作。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新蔡、潢川、息县处于边缘地带，党组织在农村的力量十分薄弱。李渭滨根据党的要求，秘密发展党员，先后建立了陈寨、傅寨、大陈庄、谭赵庄等11个党支部。

李渭滨1930年被任命为鄂、豫、皖特委常新蔡特派员，他选择了新蔡县城西的小李庄作为活动中心点，为发展农村党的组织，他经常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且自编教材对党员进行教育。由于小李庄群众基础好，中共新蔡县委从县城迁到了小李庄。

“当时小李庄成为党在豫东南地区活动的中心点，群众称之为红色小李庄。”陈秉辉告诉记者，当年为了应对特大灾荒，李渭滨带领党员开展了均粮斗争，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存粮较多的地主豪绅。

1933年7月，新蔡反动统治势力配合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刘镇华对豫、鄂、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再次向新（蔡）正（阳）汝（南）游击革命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小李庄成为敌军密切注意的重要目标。

7月4日，李渭滨在小李庄主持召开县委会议，而叛徒张新斋带领200多名国民党地方武装偷偷包围了小李庄，并将李渭滨等7位省、县、区领导同志逮捕。狡猾的敌人当夜就进行了秘密审讯，在敌人种种酷刑的摧残下，李渭滨等人坚贞不屈。

7月7日上午，李渭滨被杀害，年仅31岁。

震惊一时的“小李庄惨案”

1986年，新蔡县委、县政府为纪念1933年7月7日在小李庄惨案中蒙难的8位革命烈士，在烈士被捕之地建立新蔡县小李庄革命烈士纪念馆。纪念馆由展览馆、烈士纪念碑等组成，占地面积2亩余。展览馆，座北面南，五间砖混结构平房，长17.5米，深8米，高3.6米，建筑面积140平方米。

纪念馆内展出了小李庄事件简介，小李庄事件连环画集锦，8烈士简介，以及烈士遗物，历史文件、资料等。展览馆前左右各3间配房，前为烈士纪念碑。纪念碑为青石，高2米，阔0.6米，础高1.5米，有碑楼，四周有护碑铁栏。碑上刻小李庄事件介绍，小李庄蒙难烈士简介。

据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店镇小李庄是新蔡县委机关所在地，新蔡县党组织从事地下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鄂豫皖省委特派员长期住此，指导新、商、息、潢四县工作，县委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在此召开，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这里作出。

在革命先烈艰辛创业努力经营下，以小李庄为中心，方园30华里已成为我党半公开的革命活动区，在这个区域内多数村庄有党的基层组织、农协组织，村有党员和农协会会员，党的游击队武装发展到300多人，赤卫队员1500多人，以此为基础向反动派、地主豪绅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为新蔡革命史谱写出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1933年7月2日，新蔡县委在此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研究建立苏维埃政权问题，因叛徒告密，突被地主武装包围，李渭滨、管道乐、管守蔳、管守桓、管守凤、张秀莲（女）、曹侪文8位省、县、区领导人全部被捕，7日在陈店集慷慨就义。这就是震惊鄂、豫、皖的“小李庄惨案”。

记者了解到，革命烈士李渭滨等居住过的房屋保存完好，1986年新蔡县委、县政府又在小李庄建立革命教育基地－－新蔡县小李庄革命烈士纪念馆，立“小李庄烈士纪念碑”，年接待受教育群众2万余人。

烈士墓碑保存完好

“李渭滨烈士从入党到牺牲，整整奋斗了10年。他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以及无畏的献身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后人，他的英名和功绩也将永垂革命史册，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烈士陵园管理人员说起英雄先烈的事迹犹如诉说家常，对于陵园里烈士的故事，他们已经耳熟于心了。

记者来到烈士纪念碑前，发现几名管理人员有的在打扫卫生，有的在整理墓碑上面的花环。“这个就是李渭滨的墓碑。你们看，保存的非常好，经常有人前来祭奠。”管理员党新爱指着纪念碑左后方的一个墓碑说。

来到李渭滨的墓碑前，记者发现他的墓碑周围被打扫得非常干净，墓碑的花环也是新换上去的。他的墓碑上写着“革命烈士李渭滨之墓”的字样，左下角落款为“汝南县人民政府，1997年8月重修”。

“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学校里经常组织演讲比赛，我曾经就演讲过李渭滨烈士的英勇事迹。”烈士陵园会计闫洪涛告诉记者，这里还有十多名烈士的墓碑。

记者询问这里是否有李渭滨烈士的亲人为烈士立的墓碑时，工作人员指着纪念碑右下方说，那里有一块碑应该是烈士后人立的，他有很多后人，但是好像都搬到武汉居住了。至于对方的具体情况，工作人员表示不太清楚，因为对方有十多年没有来过了。

烈士后人立碑纪念

记者顺着工作人员的指引来到一个墓碑前，墓碑上写着史心荣的名字。墓碑前分别立了两个小一点儿的墓碑，立碑的是老人的儿子和女儿。老人的儿子名叫李群绪（已故），女儿叫李龙绪。

这时，同行的记者苏莉发现老人墓碑背面有一段长长的文字。

在墓碑背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段记载：革命老人史心荣，河南省汝南县人，在其父亲的影响下学习文化，1931年随夫李渭滨在豫、鄂、皖地区从事革命工作（在机关），为党保管、传递文件。1933年因时局紧张，有孕在身的她不得不暂时回家，哪知这次与丈夫的分离竟成了永别。

在以后的漫漫长夜里，她带着儿女苦苦等待了17年，直到全国解放的那一天才知道丈夫早已为国捐躯。正如唐人陈陶《陇西行》所言：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记者在碑文中了解到，解放后，史心荣送子参军。在文革期间她奋不顾身地保护革命干部，对党始终怀着赤子般的心。

在碑文中得知，史心荣老人就是革命烈士李渭滨的妻子，而且也是一位从事革命工作、为革命事业奉献一生的老人。

通过碑文记者了解到，烈士李渭滨有一儿一女，目前烈士已经有了四代人。虽然不能联系到远在武汉的烈士后人，但我们知道，在这种革命家庭的熏陶下，在史心荣老人的教育下，他们一定会秉承先烈的遗志，继承先烈优秀的革命传统，用自己的方式在各个行业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

烈士后人在武汉定居

“我们是烈士李渭滨的后代。没想到家乡的媒体用这么大的篇幅对烈士进行报道，我们全家人十分感谢《天中晚报》牵线搭桥。”4月26日上午，记者接到来自武汉市的电话，对方称是烈士李渭滨的后人。

当时采访中，记者在汝南县华南公墓（汝南县烈士陵园）见到了烈士的墓碑以及其妻子的墓碑。在李渭滨妻子的墓碑上，记者得知李渭滨子孙满堂。通过对公墓工作人员的了解，李渭滨的后人应该都迁居到了武汉，已经十多年没有回来过了。

记者通过多方寻找查找烈士的后人。当日上午，本报新闻热线接到一个武汉打来的电话。对方称是李渭滨的后人，在网上看到了晚报对烈士的报道后，这才与晚报联系。

打电话的人名叫马祥，是李渭滨烈士的孙女婿。马祥告诉记者，前天晚上，他妻子李颖（李渭滨的孙女）辅导孩子写一篇关于家族的作文，在网上查找资料时发现了《誓扫匈奴不顾身 五千貂锦丧胡尘》的文章，打开一看，竟然是关于爷爷的报道。二人这才与晚报取得了联系。

据马祥介绍，奶奶解放后当时是随父亲和家人一起到了武汉。后来父亲被送到了部队，因为和党有着割舍不下的情节，奶奶做的什么决定都和党有关。

“听父亲说，奶奶得知丈夫早在13年前就已经被杀害时，虽然流着泪，但一直没哭出声，只是让两个孩子朝着丈夫被杀害的方向磕了几个头。”李颖说，奶奶一直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在文革的时候还奋不顾身保护党的干部。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听到爷爷家乡的媒体报道了爷爷的事迹，我们全家人都很激动，也很感动。”马祥说，目前姑姑（李渭滨的女儿）和岳父（李渭滨的儿子）已经去世，只剩下岳母比较清楚家中的故事。

“我岳父和家人解放后就到武汉定居了，妻子和其他兄弟姐妹也是在武汉出生的。”马祥告诉记者，现在他正和家人商议，准备近期回汝南给爷爷扫墓，到爷爷战斗过的地方走一遍。

5

高情凌霄汉 豪气贯长虹

——记革命烈士史克靖

“这就是当年沉枪的水塘。当年史克靖（敬）就是把没运走的‘麻杆子’沉到了他家屋后的水塘里。” 3月27日，86岁的史克果指着身后的水塘对记者说。

3月27日下午5时许，寻访烈士当年足迹的记者，在平舆县万金店镇黄庄村史寨村民组前的桥头上，见到了正和别人聊天的史克果。得知记者的来意，他热情地带记者来到史克靖家的旧址，并向记者讲述了60多年前的那些事儿。

沉入水塘的“麻杆子”

“史克靖那时任副区长。他急脾气，个子高，光头，高鼻梁，脸上有雀斑。他处事果断，非常聪明，平时很严肃，走起路来‘咚咚’响。”史克果回忆道 ：“当时，史克靖就是把枪沉入了这个水塘，敌人在他家掘地三尺也没找到。不过，他母亲和媳妇为了保住那批枪遭了大罪。”

关于那批枪的事，史克靖的儿子，现年72岁的史兆凯记忆犹新。他说：“那年我才4岁，父亲带人用牛车把枪拉到我家后，有个战士说这叫‘麻杆子’，并拿它和我比个子，这枪和我当时的身高差不多。当时，我很兴奋，抱着枪不肯放手，结果不小心摔倒了，被枪尖扎伤，头上现在还有个疤。”

1947年9月15日，国民党11师窜到汝南县城，伪军大队长冯学勤带着兵到史寨村清剿。冯学勤听人说，副区长史克靖曾带人用牛车拉了一车枪回来，就想找到枪向上级邀功。

那时，史克靖带领区分队的人员早已转移。临行时，他带走了一部分枪。但是，剩下的枪支怎样处置才能保证安全呢？思前想后，史克靖带人把枪沉到了史克果家屋后的池塘里。史克靖交代家人，如果敌人来了，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这批枪。

史兆凯说，冯学勤带人闯进他们家，翻箱倒柜到处搜，把他家的锅碗瓢盆都摔烂了，将宅院的地挖了三尺深也没找到枪支。后来，冯学勤就把他母亲胡秀荣捆绑起来，吊在梁上拷问。

史兆凯的母亲被打得昏死过去，敌人又接着鞭打他奶奶追问枪的下落。奶奶害怕敌人对史兆凯下手，紧紧把他护在怀里，她却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史兆凯奶奶背部的伤结痂脱落，竟有锅盖那么大一片。找不到枪，敌人把史兆凯的母亲和正在吃奶的妹妹押到汝南县城。

抗日战争期间，冀鲁豫战场上曾经驰骋着一支被老百姓称为“黑马团”的队伍，他们的番号是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三团。

这是一支战功卓绝、唯一一支以乘骑作战方式坚持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红军骑兵团。他们剽悍的骏马和闪亮的军刀曾经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象征，飘扬的战旗上，大写着“胜利冠军”和“哥萨克骑兵”的光荣称号。1947年9月，骑兵团奉命北渡淮河，脱离主力单独在外线活动，转战新蔡、息县、正阳、平舆，创立了淮西（淮河以北、沙河以南）根据地，一举打通大别山和豫皖苏区之间的联系，有力地配合了大别山区的内线作战。

“敌人押送我母亲和妹妹的途中遇到了‘黑马团’。母亲和妹妹获救，被送回了史寨村。但是，我的家被敌人毁了，我和家人无片瓦遮头，四处流浪，乞讨了很长时间。但是，奶奶和母亲一点儿都不后悔。奶奶说：‘克靖说过，为国为民多做点好事，才是真正的人。这批枪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敌人手里。”史兆凯说。

史克靖写的两幅对联

“ ‘高情凌霄汉 ，豪气贯长虹’……。”昨日，平舆县烈士陵园园长范永青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他们对平舆县革命先烈的事迹进行了走访，史克靖写的这两幅对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范永青告诉记者，史克靖，1915年出生于平舆县万金店镇史寨村。少年时期的史克靖，读书刻苦认真，聪明过人。1925年9月，一位胡先生在村里收了30名学生设馆教书。一天，胡先生正在给学生讲课。突然，外边来了几个耍猴的人，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学生们听到锣鼓声后一哄而散去看耍猴，唯有年方10岁的克靖一人，伏在桌上默写生字、词语。对史克靖这样的学习态度，胡先生叹服地说：“这才是真正用功的学生。”13岁那年，史克靖到郭楼黑庙一位姓罗的老先生办的私塾读书。一篇文章读过几遍，他便能倒背如流。在史克靖的父亲面前，罗先生夸赞说：“孺子可教也，后必成才。”

史克靖经常扶危济困。他有一个族弟叫史克真。史克真的母亲双眼失明，家中非常贫困。史克靖看到史克真衣不蔽体，缺鞋少袜，没钱买书和学习用品，就给他买本子，把自己的裤褂鞋袜送给他，给他辅导功课，后来还把他接到自己家居住。

史克果指着远处的一座房子对记者说：“那是克真原来住的地方。史克靖是个非常仗义的人，克真就是在克靖和克靖家人的帮助下，才完成学业，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1937年，史克靖考入汝南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他在校学习成绩优异，思想进步。他经常对同学和家人说：“我觉得平平淡淡地活着，没啥意义，要多念书。有了知识，不能光想当官，要为国为民多做好事，才是真正的人！” 他读进步书籍，受新思想影响，组织了抗日救亡活动，受到了全校师生爱戴。

1940年，由地下党员王振轩介绍，经中共汝南城东二区委书记张国和批准，史克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节，他写了两幅对联：“种地劳筋骨，未必能饱腹；读书求通达，不是想做官。”、“高情凌霄汉 ，豪气贯长虹。”

1941年，从汝南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毕业后，史克靖在史寨小学教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白天在校教学生唱《义勇军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革命歌曲，夜晚深入十里八乡的百姓家，宣传共产党的思想。

1945年，史克靖任史寨小学校长。当时，史寨小学就设在他家。他带领学生到平舆县城赶庙会，参加学生的游艺比赛。他怕路远小学生走不动，就要求保长派车送学生，对方不派车，他就与对方大闹了一场。

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南下，史克靖被任命为平舆区副区长。他配合汝南县大队成立了区分队，建立了农民协会，带领农民闹翻身，打土豪，分田地，让汝南区、正阳区、新蔡区的恶霸豪绅闻风丧胆。

1947年12月，史克靖带领的平舆区分队和汝南县大队一同驻扎在新蔡县李庄桥。1948年1月10日早晨，国民党11师的残余部队窜犯李庄桥。敌众我寡，平舆区分队队员英勇战斗，最后因子弹用完，史克靖和一些队员被俘。一伪保长认出史克靖是副区长，便对其严刑拷打，但史克靖坚贞不屈，决不低头。次日上午，敌人将史克靖和另外4人拉到李庄桥清真寺东南角枪杀。

当时，史克靖面对敌人的枪口大义凛然，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史克靖去世时仅32岁。

噩耗传来，史克靖的家人悲痛欲绝。几天后，史克靖的母亲把家人召集在一起，说：“ 克靖不在了，但他的精神不能丢。他曾经说过，不能光想当官，要为国为民多做好事，才是真正的人。你们要把这句话传给子子孙孙，作为我们的家风传承下去。”

“史拧劲”拒收2万元钱

史克靖的儿子史兆凯，退休前是平舆县化肥厂厂长。

“史兆凯在化肥厂上班时，每天很早就去工厂。乡亲们问他咋去那么早，他说他要提前15分钟到办公室。下雨的时候，他要搬着自行车走一段路，每次从家里出发的时候，他会把这段时间提前留出来。”史克果说。

“遇到困难，我经常问自己，如果父亲还在，他会怎么做。所以，任何时候，我都要求自己，革命家庭的本色不能变。”史兆凯说。

从信阳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史兆凯先后在平舆县新华书店、平舆县棉麻公司、平舆县化肥厂工作。他留给同事的印象都是认真能干、“认死理”。熟悉他的人送给他一个外号：“史拧劲”。

史兆凯的妻子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上世纪80年代末，新蔡县一家化肥厂的合成塔内件坏了，全厂停产。内件要送到合肥厂家维修，厂方称，运费需要3万元，是否能修好要等运到以后再说。

该化肥厂的负责人听说史兆凯善于处理这类故障，就带人到平舆县请他来修理。

由于工作太忙，史兆凯一直抽不出身。等对方第5次来请他的时候，史兆凯终于挤出时间，带着徒弟到了这家化肥厂。一进厂，他发现，对方已经准备好酒菜在等他。史兆凯说：“我是来干活儿的，不是来吃饭的。有面条就给我来一碗，吃后赶紧干活儿。”吃完面条的史兆凯把该化肥厂的人晾在酒桌上，自己带着徒弟进去维修。机器修好后，该化肥厂的领导非常感动，拿出2万元钱表示感谢。

在那个年代，2万元钱很诱惑人，化肥厂的领导劝史兆凯接下这笔钱，因为这是他的劳动所得。史兆凯婉拒了。

史兆凯告诉记者：“经过这件事，我要让他们想起我史兆凯，就会记起我的人品。我的人品比这2万元钱重要！”

从临时工到化肥厂厂长，史兆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

史兆凯的儿女们也都传承了家风，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在各自的领域里打拼。

史兆凯说：“清清白白做人，努力奋斗，是革命家庭的本色。什么时候，我都会记住，是党和国家给了我这么好的生活，什么时候我都会记住父亲的那句话：为国为民多做好事，才是真正的人。”

记者在史寨村看到，该村修了水泥路，随处可见两层高的小楼。史克果老人说，当年穷得揭不开锅的人家现在很多都盖起了小楼，有的还买了电动车和汽车。采访结束时，一名男子热情地走上前指挥记者倒车，并爽朗地说：“村里很多人都买了汽车。你这手儿，太生！”

6

青山处处埋忠骨一片丹心照汗青

——记革命烈士崔华楼

1934年9月25日，坐落在豫皖边区的新蔡县城，国民党反动派的岗哨林立。南关城门上悬挂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头，城门上贴着一张盖着血红大印的布告。

上午10时许，一帮荷枪实弹的宪兵，推搡着一位衣衫褴褛、遍体鳞伤、脚绑铁镣、腕扣手铐的年轻女囚，她迈着艰难的脚步，从十字大街朝南关走来……刚出城门，紧跟在她后边的宪兵就发出嚎叫：“共匪婆娘，往上瞧，那是谁的头？”女囚用鄙夷的目光扫视一下身边的“狼群”，而后缓缓抬起头来凝视那个面目依稀可辨的人头。

城门上的人头就是中共豫皖边区中心县委常委、军事部长崔华楼的。这位驰骋中原，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英勇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2015年3月24日，寂静的豫东平原满眼是青青的麦苗和金黄色的油菜花，一望无际的平原像一幅泼墨山水画。新蔡县城车水马龙，休闲的居民正悠闲地散步。

记者在知情人士的指引下采访了新蔡县文联主席谢石华和该县党史办主任郑连峰。谢石华采访过烈士崔华楼的妹妹——年过九旬的崔世靖。而郑连峰刚送走来自外地的党史研究人员，他们此行的目的也是关注烈士崔华楼。

崔华楼成为地下党员

郑连峰告诉记者，目前有关崔华楼的现有资料很少。他也是通过多次实地采访和查阅档案，刚完成崔华楼烈士生平的文字材料的整理工作。

崔华楼原名庆萼，字华楼。1908年出生于新蔡县城关镇一个书香人家。其父崔运燥是清末秀才，以设帐授徒为业。全家8口人，靠父亲的微薄薪俸维持生活。1924年春，崔华楼以优异成绩考入新蔡师范讲习所。

1926年9月20日，号称“打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大股土匪，攻破新蔡县城，全城有2000多人被戮杀，许多房屋成为废墟。在这场浩劫中，崔华楼家里仅有的一点儿财物被抢光，父亲被杀害，母亲哭瞎了双眼，两个年幼的妹妹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他被迫中途辍学，挑起沉重的家庭重担。

在如此窘迫的境况下，崔华楼没有被困难吓倒。相反，血淋淋的社会现实和悲惨遭遇，培养了他自强不屈和愤世嫉俗的反抗精神。他鄙视不劳而食的土豪劣绅，更痛恨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僚。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根据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周定一等一批共产党人陆续被派回新蔡，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党的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有一次，崔华楼听了党组织秘密举办的演讲会，又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后，满怀激情地握着周定一的手说：“《共产党宣言》给我指明了方向，我决定跟着共产党走，请组织考验我。”第二年，由冯汉章介绍，崔华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崔华楼入党后，以公开的社会职业作掩护，奔走于城郊和关津、许埠、枣林、潘湾一带农村，组织发动农民运动，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为开展土地革命做准备。

他白天讲课夜晚秘密开展工作

1931年夏、秋之间，新蔡县连续发了7场洪水，造成严重灾荒。这时，粮食问题成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突出矛盾。入冬之后，为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中共新蔡县委决定领导灾民开展以匀粮度荒为主体的农民运动，并经上级党委批准调崔华楼任县委军事部长，组建“新蔡工农红军游击队”，以保护农民运动顺利开展，进而开辟新(蔡)、正(阳)、汝(南)边区游击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1932年春，崔华楼仍以今是学校教师的身份，白天在学校上课，夜晚到农村开展工农红军游击队的组建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在陈店小李庄诞生，周成一任队长。红军游击队开始只有 14名队员，3支长枪，3支短枪，其余是大刀长矛。崔华楼和周成一商量后报请县委同意，决定攻打曹园寨，举行首次武装暴动，夺取地主的枪支弹药。

曹园寨位于陈店西2.5公里，是当地著名豪绅徐廷甫的庄园。徐家训练了20多名家丁组成武装队，霸占陈店一方，人称“土朝廷”。匀粮度荒运动一开始，徐廷甫即联合四方的土豪劣绅，对参加匀粮运动的农民进行镇压。

2月18日上午，崔华楼、周成一一面派遣两名精干的游击队员潜入曹园寨，协同本寨的群众作内应；一面在其周围村庄组织100多名农协会员配合游击队行动。入夜，“内应”按约定时间悄悄把寨门打开，周成一的队伍冲进寨内，把住要道，控制炮楼，包围了徐廷甫的住宅。战斗约一个小时即胜利结束，徐廷甫等6人被歼灭，其家丁武装也缴械投降。

6月，崔华楼辞去了今是学校教师一职，专职领导红军游击队。他与周成一运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战术接连打了几场胜仗，游击队员迅速发展到300多人，长短枪400多支，战马20多匹，成为一支在新(蔡)、正(阳)、汝(南)边区所向无敌的劲旅。

他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3年7月2日，鄂豫皖省委特派员李渭滨、中共新蔡县委书记管道乐在小李庄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研究在新(蔡)、正(阳)、汝(南)边区游击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问题。崔华楼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派两支红军游击小分队做会场保卫工作。

会议结束后，崔华楼率领游击队转赴李楼一带，开展打土豪除恶霸斗争。4日，因叛徒告密，张新斋率领在谢围孜驻防的国民党县保安大队将中共新蔡县委机关——小李庄包围，逮捕了李渭滨、管道乐等7位省、县、区领导干部。7日，残暴的敌人将被捕人员集体杀害，造成震惊豫皖边区的“小李庄惨案”。

崔华楼被国民党新蔡县政府悬赏通缉，家被查抄封门，爱人被送往开封“反省院”。崔华楼的母亲带着3个年幼的子女流亡在外。 

1934年9月24日凌晨，国民党骑兵十四旅和新蔡县保安团3个中队，突然将红军游击队驻地(王庄)包围。崔华楼率游击队员据守村庄，沉着应战，毙敌200多人。敌人改用迫击炮进行轰击，崔华楼不幸身负重伤，流血不止。同志们劝他撤下来，他坚定地说：“为了革命，就算还有一口气，也要坚持斗争，决不能向敌人屈服。”战斗从早晨持续到下午3时，大队长吕鸿宾和多数队员已壮烈牺牲，情况十分危急。

战斗结束后，敌人发现了崔华楼的尸体，如获至宝，立即将他的头颅割下来送往县城，悬挂在城门上，妄图以此威慑广大革命群众。敌人卑劣的伎俩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对死难烈士的由衷敬仰和对反动统治的刻骨仇恨。昔日崔华楼爱唱的《国际歌》在豫皖边区四处飞扬，唤起更多的工农大众，向反动统治作“最后的斗争”!

崔华楼牺牲时才26岁。

妹妹眼里的崔华楼

3月24日下午，新蔡县委大院，该县文联主席谢石华正在办公室里忙碌着。得知记者采访烈士崔华楼，他告诉记者，原来关于崔华楼烈士的史料不多，不过他一直关注着烈士崔华楼。

“我曾经两次采访过烈士崔华楼的妹妹崔世靖。她今年应该有90多岁了。”谢石华告诉记者，崔世靖的三哥名庆萼，字华楼，自幼从父亲读私塾，听说他是后来到临颍上学时参加的地下党。

“母亲姓吴，是父亲的继室，生我们兄妹6人。崔华楼1908年生，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我是老小，1925年4月生。我们四姐妹的名字都带“靖”字，是三哥起的。当时因为家里穷，五姐、六姐都送人当了童养媳。现在我们兄妹几个除我健在，其他都没了。”崔世靖说。

“我家住的是崔氏老宅, 县城北大街路东尹巷。父亲崔运燥，是个私塾先生，1926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土匪破城时被绑票掳到汝南。我大哥崔庆兰当时在外面做事，据说他已花钱打通关节，土匪也答应释放我父亲。谁知大哥告辞时说了声‘谢谢’，犯了土匪大忌（“谢”与“卸”、“泄”同音），匪首当即撕票，把我父亲残忍杀害。母亲闻此噩耗，悲痛欲绝。当时三哥崔华楼刚刚成人，被迫辍学挑起家庭重担。后来他参加了革命。” 崔世靖说。

崔世靖说，1931～1932年，崔华楼被任芝铭聘为今是中学教师，借以掩护他的革命活动。秦学渊是今是中学的学生，在崔华楼等人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崔华楼与秦学渊是在今是中学时自由恋爱结婚的。婚后，秦学渊不再上学，在商会街北段路东祠堂里办女子小学。

崔世靖说，哥哥崔华楼婚后在县政府后街路北（今蔡州宾馆北半部）租了一个两间的小院。“我那时小，经常跑去玩。1934年9月‘麻里店事变’时三哥壮烈牺牲，头被国民党宪兵砍下来，挂在南城门上示众。同时挂的还有其他几名烈士的头颅(注：当时头颅悬于南城门的烈士是崔华楼、吕鸿宾、郑伯英。吕、郑分别是新蔡工农红军游击队大队长、政委)。国民党让家里人去认尸首，说第一个就是我三哥的。当时四哥不在家，三个同母姐姐已成家，母亲就带着我去辨认。由于母亲的眼睛哭坏了，我年龄又小（才9岁），再加上人头上尽是血迹，挂得又高，我根本看不清，没敢认领。”崔世靖说。

崔世靖的三嫂秦学渊1933年与今是女同学朱景道等48人一起被捕入狱。秦学渊因是“匪属”且有“共党嫌疑”，被关押了4年多，受尽酷刑。“我那时小，经常去监狱看她。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她被释放出来，回我们家一次。她本想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但母亲让她回娘家住了。没过多久，我就听说三嫂死了。这是在国民党监狱长期受折磨的结果。”崔世靖说。

记者了解到，崔华楼烈士没有后人，在他的墓地周围都是青青的麦苗和金黄色的油菜花。

7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刘来讲话”

9月12日中午,雨势突然大了起来。在平舆县西洋店镇刘宋庄的一片空地上,一块纪念碑在雨水的冲涮下,碑上的文字格外醒目。

碑的后面这样写道:刘宋庄青年刘忠(刘秉义)在寒冻入党,以行医为名,在刘宋庄发展了刘秉均等人入党。1928年11月,建立了刘宋庄党支部,当时有9名党员,支部机关设在刘忠家,刘忠任支部书记。1929年秋,刘忠经豫东南特委特派员李渭宾介绍与新蔡县委接上了头。同年至1931年,刘忠以刘宋庄党支部为依托,在西洋店、万金店一带发展了傅纯恒、贺文昌等33名党员,经新蔡县委批准,建立付寨、贺庄、茨园李庄、郭寨4个党支部。党组织建立后,发动群众,筹集款物,购买枪支,铲除恶霸,开展匀粮济贫运动。抗战期间,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建立青年救国团,组织联庄自卫队,选送了陈冠友等一批革命青年参加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刘宋庄一带的党组织在长期的斗争中,经历了血雨腥风的考验,数名党员被捕,刘秉均、史克敬等同志光荣牺牲。

通过查询史料,记者得知,刘秉义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辗转到商丘工作,于上世纪80年代逝世。而他的二弟刘秉均在1946年的一场战役中壮烈牺牲, 年仅42岁。

9月12日上午,记者来到了平舆县西洋店镇刘宋庄。进入村庄,记者拦住一名村民,寻找刘秉均的后人。这名村民听后热情地说:“刘秉均是刘新里的老太,我带你去刘新里家。”

在这名村民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刘秉均的后人刘新里家。

在刘新里的描述中,记者仿佛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加入共产党打土豪

刘秉均,平舆县西洋店镇刘宋庄人,1904年出生,是刘秉义(即刘忠)的二弟。

刘新里今年46岁,是刘秉均的重孙。刘新里告诉记者,刘秉均兄弟四人,受老大刘秉义、老二刘秉均的影响,老三、老四也先后参加了革命战争。

1928年11月,刘秉义成立了刘宋庄党支部。当时有9名党员,支部机关就设在刘秉义家中。1929年,刘秉均在哥哥的影响下,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刘宋庄小组组长,是汝新边区一位锋芒毕露的人物。

1932年冬,汝新边区发生饥荒,边区地下党在中共新蔡县委的领导下,带领贫农开展轰轰烈烈的匀粮运动。当时,以谭学诗为首的恶霸地主不但不把粮食拿出来救济穷人,而且乘机兼并贫农的土地,极力勾结官府及地方武装,妄想武力镇压群众的匀粮斗争。

为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鼓励群众的革命斗志,党组织决定立即镇压大地主谭学诗。刘秉均义无反顾地向党组织请求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一天夜里,他带领几位农民积极分子,趁谭学诗在家熟睡,翻墙入室处决了这个大劣绅,并于第二天公开分了谭学诗家的粮食。对此,百姓交口称赞。

至今,刘宋庄年纪大的村民还记得当年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刘来讲话。顺口溜讲的就是当年地主豪绅惧怕刘秉均的情形。

开展轰轰烈烈的匀粮运动

在匀粮斗争中,不少地主慑于革命斗争形势,在农民面前点头哈腰,背后却捣鬼。

龚子明是西洋店的大地主、大恶霸,平日里勾结官府坑害乡民,匀粮运动结束后,他多次口出狂言威胁群众。

1933年春,刘宋庄党支部决定除掉龚子明,并向新蔡县委作了汇报。新蔡县委决定派刘秉均带领县委游击队执行这个任务。一天夜里,六七名游击队员从新蔡县秘密到达西洋店,刘宋庄党支部与游击队研究制订了战斗方案。

夜漆黑,风不大,雨不急,路上满是泥泞,刘秉均带领游击队,大约一个时辰就到了龚子明家大门外。两位队员没出一点儿声响就困住了门岗。屋内,正在打牌的龚子明抬头看见刘秉均,心里一惊站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刘秉均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只听“啪啪”两枪正中龚子明的心窝。

龚子明被共产党镇压的消息很快在当地传开,土豪劣绅惶惶不可终日,群众们拍手称快。从此,刘秉均在汝新边区革命者中声望更高,经常奉命执行上级党组织下达的重要任务,为革命斗争出生入死,作出了杰出贡献。

刘秉义、刘秉均携手献身党的事业

1933年夏,刘秉均处决龚子明后,汝新边区党组织暴露。

国民党在汝新边区一带大肆清剿,刘秉均转移到外地隐蔽,不久后返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

1938年春,根据汝南县委指示,刘秉均、刘秉义、傅纯恒、韩景隆在付寨学校开会,决定重新建立刘宋庄党支部和付寨党支部。

那时,西洋店区委书记是刘秉义,刘宋庄党支部书记由刘秉均担任。兄弟俩互相勉励、彼此帮扶,共谋抗日救亡大业,发展党的组织。

1939年,“竹沟惨案”发生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党的工作不得不转入绝对保密的地下活动。当年11月,河南省委组织部派张昕(张文华,山东人)到西洋店担任中心区委书记。这时全县共建立27个支部,党员179人。

1940年3月,西洋店中心区委组织刘秉义等30多名干部相继转移到新四军彭雪枫部。同年夏,根据汝南地委的指示,已经暴露身份不能继续隐蔽的汝新边区区委书记韩景隆、张国和等人转移到豫皖苏区和鄂豫皖边区。

当年4月,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反攻,形势日益恶化,中共汝南地委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打通与鄂豫边区的交通联系,撤退干部。

同年9月,刘秉均途经正阳、确山、淮南我党建立的联络点,渡过淮河、浉河,穿过日伪统治区,越过岗哨密布的信潢公路,来到新四军五师创建的革命根据地鄂豫皖边区从事地下工作。

1943年,刘秉均调入新四军五师。1946年,在五师突围战役中,刘秉均浴血杀敌、冲锋在前,壮烈牺牲于罗山县南道湾,年仅42岁。

战友被害,刘秉义带一支人马杀回

刘新里不仅对刘秉义、刘秉均的事迹记忆犹新,而且记得刘家兄弟的战友韩景隆。

韩景隆也是平舆县西洋店镇人。1947年,豫皖苏军区决定开辟豫东南新区。2月,沈丘县由北向南先后建立政权,继沙河北建立沈鹿淮县政权后,沙河南建立了沈项临县政权。5月,韩景隆任沈项临县首任县长。

当时,沈丘县虽获解放,但地方反动势力十分猖獗,韩景隆担负开辟新区的艰巨重任。在一次战斗中,韩景隆不幸负伤。7月初,韩景隆带领20多名伤员,回到沙河北,在沈鹿淮县民主政府联系点北杨集区的张保园村养伤。7月13日,杨集恶霸地主勾结国民党县自卫总队200多人,偷袭张保园村。韩景隆和军区派来的同志带领30多名武装人员展开殊死搏斗,但最终因势单力薄,除一小部分同志突围外,大部分同志在战斗中牺牲或被俘。

韩景隆不幸被俘。国民党反动派残忍地割下韩景隆的头颅,并将其头悬挂在沈丘县城北门。为给韩景隆报仇,3天后,刘秉义带着一支人马杀回,大杀了敌人的威风。

后人珍藏刘秉均的烈士证

在刘新里的家中,还珍藏着刘秉均的烈士证。

刘新里告诉记者,虽然经过了几代人、搬了几次家,但是这个烈士证一直被刘家人珍藏着(如图)。

战争胜利后,刘秉义转业到商丘工作。

“那时候,我只知道大老太爷是个大官。我经常在他办公室玩,大老太爷对我也很好。”刘新里告诉记者,他在商丘一住就是好几年。

在商丘的那几年,刘秉义经常和刘新里讲战争年代的事,讲述刘家四兄弟的革命史。

在刘秉义的讲述中,刘新里知道,除了刘秉义、刘秉均,刘家另外两个兄弟,一个被敌人活埋了,另一个辗转到周口落了户。

“虽然当时我年纪小,但是我知道刘家是革命家庭。”刘新里说。

在商丘住了几年,刘新里找到刘秉义,想让他为自己找个工作,可是被拒绝了。“那时候,在商丘工作的人都知道俺大老太爷刚正,从来不干开后门的事。”就这样,刘新里在商丘打了几年工。

1988年,刘秉义去世,周口等地的老红军以及老红军的后代参加了刘秉义的追悼会。

刘秉义生前曾多次交代,一定要保管好刘秉均的烈士证。刘新里牢牢记住了这句话。

“遗憾的是,当时战乱,老太爷的遗体没有找到。没办法,我父亲给老太爷立了个空坟。每年清明,刘家的后人都会去扫墓。”刘新里告诉记者,去年,平舆县在村里为刘宋庄党支部立了遗址。

“一有空,我就会来这里看看,读读碑文,也算是对战争年代牺牲烈士的一种怀念。”刘新里说,这是他表达思念的唯一方式。

8

一腔热血勤珍重 洒去犹能化碧涛

——记革命烈士张家铎

张楼社区位于市解放大道西段，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辖区内不仅有四星级大酒店——驻马店天龙大酒店，还拥有优质教育机构——驻马店第二实验小学，华联商厦、天龙农贸市场、张西市场等商贸市场更是比邻而居。当你漫步在张楼社区时，一定会无比的感慨：张楼今非昔比啊。

这里，就是著名革命烈士张家铎的出生地。近日，记者来到张楼社区，试图寻找当年张家铎生活和奋斗过的印记。由于他的后人不知在何地生活，记者走访了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年长的居民，并且还从竹沟纪念馆、确山刘店获得一些信息。

热血青年励志挽救民族危亡

张贞祥是张楼社区年长者之一，今年90岁，耳聪目明。据他介绍，100多年前的张楼人口稀少，村里五六十户人家全部姓张。1902年的一天，村里一户人家添了一个男婴，长辈们给他起名张家铎。张家铎年幼时，他的父母相继去世，他和弟弟则由姐姐段张氏抚养。

“听上一辈的人说，张家铎自幼聪明好学，颇受先生赞扬。”张贞祥说，听说张家铎18岁考入县立高小读书，在校读书期间，他积极投身于声援北京学生五四运动的热潮，参加罢课、示威、宣传演讲等活动。有一年寒假，他见贫苦人家辛劳一年还食不果腹，甚至卖儿卖女、逃荒要饭的情景后，发誓要打碎这吃人的旧社会。

192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逐渐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1924年起，中共北京区委先后派遣共产党员王克新、刘少猷、秦君霞等到信阳开辟党的工作，他们常到三师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秘密发展党员。很多学生都听过他们的演讲，受到深刻影响，张家铎就是受影响最深、进步最快的学生。

“张家铎曾参加声援五卅反帝运动的斗争，并于1925年7月经秦君霞、刘少猷介绍，张家铎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被保送到上海大学学习。”今年64岁的王浩曾担任驿城区橡林街道张楼社区党支部书记，并于1984年参加了调查研究张家铎的事迹。

王浩说，上海大学是一所培养共产党干部的革命大学，在那里张家铎认真学习社会科学，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他曾在与好友的通信中，抒发了自己救国救民的志向：“如今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军阀混战，遍地哀鸿；政治腐败，官贪吏污；社会黑暗，匪霸横行；民众尚在水深火热之中，要一张文凭又有何用？热血青年应以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为己任。”

秘密串联组织成立农民协会

1926年10月，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北伐革命军攻占武汉。中共中央通过河南区委，派张家铎由上海大学回到驻马店，担任中共驻马店特别支部书记兼确山县党小组组长，领导汝南、遂平、确山3个县的党组织，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促进国民革命。

“确山县农民协会就是在张家铎等人的领导下成立的。”王浩说，1927年2月，为了加强豫南党的领导，中共豫区委派林壮志担任驻马店特支书记，张家铎改任特支宣传兼农运委员和共青团特支书记，并负责领导确山县党团工作和农民运动。

据王浩介绍，张家铎一方面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另外一方面，他积极联系当地开明绅士扩大武装力量。

刘店附近双桥村有个开明绅士张立山，是刘店地区红枪会首领，很拥护“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行动。张家铎等人到张立山家里做动员工作，向他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深入浅出、入情入理。张立山当即下决心：“你们救国救民的主张，敢作敢为的精神令人钦佩，今后你们叫我干啥就干啥。”

午饭后，张家铎等人乘兴到孙庄找到红枪会首领、开明绅士欧阳炳炎做宣传动员工作。随后，确山县南红枪会首领李天道、县北红枪会首领徐耀才和张广汉等，都表示听从指挥，联合起来，组成农民自卫武装，进行斗争。

同月15日，张家铎等人在洪沟庙和新庄东边的玉皇庙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成立确山县农民协会，提出农协会反帝反封建、迎接北伐军北上的任务，进一步密切了各乡农民的关系，增强了他们对当地驻军和衙役的反抗。

“亮牌”行动引起强烈反响

“1926年11月，接受党组织指示，从开封各学校回家乡参加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马尚德（即杨靖宇）、张耀昶、赵子乐、刘青凡等，先后找到了确山县党组织，积极开展确山县农民运动，支援北伐战争。”王浩说，此后，张家铎便和他们一起开展革命运动。

记者在王浩提供的一本名为《天中明珠——老街》的书中看到，在《革命英烈张家铎》一文中，讲述了”亮牌“行动的具体过程，以及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较早的县级人民革命政权之一——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

1927年3月中旬，张家铎召集马尚德、张耀昶、李则青等人，决定趁北伐军不久将进入河南的大好形势，先把四乡的农会会员集合起来进行一次“亮牌”（即示威）行动，以显示农民组织的力量，扩大政治影响。此外，他们还准备按中央指示侍机武装暴动，夺取县城。

“‘亮牌’行动定在农历三月初三，张家铎等人提前会见了第八军的旅参谋长李省三，通知他县农会要举行“亮牌”行动，要求第八军保持中立。”王浩说，由于李省三怕承担政治责任，让他们找县长商量。

“不用找他！‘亮牌’亮定了。准也得亮，不准也得亮！”张家铎回答说。

4月4日（农历三月三），四乡农民武装两三万人，推着土炮，手持长矛、大刀、土枪齐集城外东关大操场，一面绣有白色犁徽的大红旗迎风飘扬。“亮牌”大会由张家铎、马尚德、张耀昶统一指挥。

“亮牌”行动开始第三天，全县各地农民越聚越多，邻近各县的农民武装也来了，共有5万人。张家铎和马尚德将攻城武装编为10路大军，统一指挥。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马尚德发出总攻县城的命令后，张家铎等指挥攻城，最终取得了胜利。

4月24日，确山县首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南山一所教堂隆重召开，选举产生了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我国较早的县级人民革命政权之一。”王浩说。

刘店起义吸引有志青年参军

曹进勇是确山县刘店镇政府工作人员，也是镇里有名的“笔杆子”。据他介绍，刘店秋收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河南最早的农民起义之一，比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秋收起义仅晚20余天，但是却早于全国其他地方的武装起义。

在张家铎的革命生涯中，刘店起义是他参与领导的另外一场较为知名的战斗，此后他还参加了确山县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苏维埃革命政府——确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农民革命军，张家铎担任县革委常务委员和农军大队大队长。

据曹进勇介绍，1927年7月，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全省白色恐怖严重，确山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张家铎和李鸣岐、马尚德等将全县6个党小组改建为党支部，深入党员和农民中宣传继续革命。10月，中共确山县委（书记张家铎）整顿了农军，准备举行刘店秋收暴动。

11月1日，刘店起义爆发。

张家铎和马尚德、李鸣岐、虞松如、张耀昶等带了数十名农民自卫军战士，秘密接近刘店，先俘虏了寨门站岗的团丁，接着一举攻进民团头子李广化控制的刘店镇，打响了刘店秋收起义的第一枪。

11月3日，张家铎等在刘店镇文昌宫参加了确山县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苏维埃革命政府——确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确山农民革命军。张家铎担任县革委常务委员和农军大队大队长。

此后，他和农军总指挥马尚德、党代表李鸣岐等人，积极带领农军和群众，进行镇压地主豪绅和分柴粮抗捐税斗争。在中共豫南特委书记王克新的领导下，中共确山县委成立，李鸣岐为书记，张家铎、马尚德等5人为委员。

“确山县竹沟革命纪念馆曾经展出过关于刘店秋收起义的相关内容。”竹沟革命纪念馆馆长鲁金亮接受采访时说，由于张家铎牺牲的较早，他的的革命事迹主要集中在革命早期。

据他介绍，刘店起义之后，张家铎等人直奔确山、汝南、信阳边区的张板桥村，攻破拥有几千亩土地的大地主张天真的围寨，青壮年农民纷纷参军。至1927年11月26日，一个以刘店为中心，北起汝南水屯，南至信阳明港，东至汝南韩庄集，西邻乐山，方圆百余里的汝、确、信边区红色游击区已经形成。

张家铎牺牲时年仅28岁

记者在有关史料上看到，1928年7月，张家铎根据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奔赴潢川县，担任南五县特委书记，全面了解潢川、光山、息县和新划归的罗山、新蔡等县党的工作情况，进一步组织、武装群众，发动游击战争。

第二年的1月28日，东南特委委员卢玉成从鄂东回潢川，说鄂东特委已与著名土匪头子李老末（李尚武）接头，他同意接受共产党的改编。李老末提出要求，让东南区党组织领导人前去当面商谈。张家铎奉上级指示，单身匹马来到李老末部队所在地，向他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政策。

李老末匪部大都是穷人出身，为形势所迫才不得已当了“杆子”，听了张家铎讲的共产党为穷人打江山的革命道理，都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改编。临走时，李老末给张家铎开具了一张路条，作为在他的势力范围内的通行证。

2月2日，张家铎返回时先到商城县检查指导工作，途经康区武庙集时被国民党县民团大队盘查。民团团丁听张家铎是外地口音，在收他身时发现了李老末的路条，把他当成土匪给杀害了。

张家铎牺牲时年仅28岁。消息传来，豫东南特委的同志们万分悲痛。紧急关头，由郭树勋代理特委书记，召开会议决定举行商南起义。2月11日，郭树勋向党中央呈报《郭树勋关于豫东南政治和党组织状况、存在问题给中央的报告》，肯定了张家铎在豫东南奋斗的业绩。

5月6日，中共领导的商南起义取得胜利，成立了红三十二师，创建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张家铎烈士的遗愿得以实现。

“张家铎参加革命后，他的弟弟张家铮受他的影响也参加了革命，于1928年先于张家铎在驻马店被捕牺牲。”王浩说，当时他们兄弟俩经常不在家里，居民们只知道他们参加革命了，具体做什么却没有人知道。

据张贞祥介绍，张家铎牺牲前就已结婚了，夫妻俩还育有一个女儿。他牺牲后妻女在村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就不知道去哪里了。“我们听说解放后中央派人把她们娘俩接走了，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他说。

记者从王浩那里了解到，此前市里曾组织人员到社区调查，上年纪的人大都知道张家铎，都说因为有他们这些人的付出，自己才过上了好日子。“以往张楼只是一个贫瘠的小村庄，如今发展成了繁华的大社区，社区的人对革命先烈感恩戴德。”他说。

9

血沃确山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披荆斩棘，默默前行，甚至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

1947年11月，确山县就有一位热血青年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被敌人杀害，生命永远定格在29岁。1966年，他才被上级部门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位为革命献出生命的热血青年就是马纪忠。

2014年4月25日，记者前往马纪忠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确山县刘店镇等地进行采访，听烈士的后人讲述他那些鲜为人知而又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

参军热血青年立志从戎报国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驰骋。深入敌后百战百胜，汹涌着杀敌的呼声……”2014年4月25日，在确山县刘店镇姚楼村阎庄村民马玉生家门前的空地上，当讲起自己的父亲时，他想起了这首激情澎湃的《新四军军歌》。

1918年，马纪忠出生于河北的一个农民家庭。1944年，共产党抗日工作开展到他所在的农村，村里随即成立了抗日组织。

马纪忠从小就目睹过日本鬼子的残暴行径。当看到朝气蓬勃的革命队伍、听到响亮的抗日口号时，他震撼了。虽然是家中的独子，但他依然说服家人，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成为一名光荣的新四军战士。

当年，马纪忠跟随部队来到确山县继续开展革命运动，被分到新四军淮北军区。由于多次圆满完成了部队安排的任务，没多久马纪忠就被委以重任，并多次受到部队的嘉奖。

成家美丽女子爱上马背英雄

1944年底，马纪忠在确山县城执行任务时，偶然遇到了在县女子中学求学的王金凤。快要高中毕业的王金凤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威武、英俊的马纪忠。

马纪忠策马奔腾的身影在王金凤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情，在这个美丽女子的心中悄悄发芽。

马纪忠也对王金凤很有好感，但由于任务在身，他没与王金凤说上话，办完事情后就走了。

第一次见面，虽然两人都给对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在战争年代，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显得既难得又珍贵。

可缘分还是让两人走到了一起。

一次，马纪忠路过县城一条小路时，发现有一个地痞正在欺负一个姑娘，他立刻上前制止。原来，这个姑娘就是王金凤。

两人再次见面，都很意外。而这次“英雄救美”，让两个人的关系更近了。

不久，马纪忠托人上门提亲。虽然王金凤的家人开始并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嫁给外乡人，但后来看到马纪忠人品端正，像是一个做大事的男子汉，就同意了两人的婚事。不久，两人结了婚。

牺牲执行机密任务身受重伤

没多久，王金凤生下了一个孩子。一年后，他的第二个也呱呱坠地。这时候，虽然抗日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接着又是解放战争。

“有一次，我父亲在淮河岸边与日本鬼子相遇，双方战斗了几个小时才结束。后来回家一看，他的衣服上留下了好几个枪眼。”马留生说，听母亲讲父亲的往事，他的心中热血沸腾。

与以前相比，马纪忠更忙了，有时候半夜才回家。马纪忠的大儿子马留生说，母亲王金凤后来曾经回忆，马纪忠经常执行一些危险的任务，有时候半夜三更就出门，天快亮了才回到家中。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秋天，飘忽不定的马纪中终于有时间与家人团聚。可就在他回到家中第二天的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马家的平静。来人低声说：“马队长，现在有一个紧急任务需要立即执行，上级领导让我们现在出发。”马纪忠拿起手枪，和战友一起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执行这次任务时，马纪忠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原来，部队派马纪忠带领几名战士到豫东某县侦察敌情，需要化妆潜伏到敌占区。

几天后，就在侦察工作快要结束时，一名叛徒在街头认出了马纪忠，并向当地的国民党军队报告。马纪忠和几名战友被敌人包围。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因为寡不敌众，马纪忠身受重伤。战友们拼死将他救回来，送到部队医院进行治疗。

经过检查发现，一颗子弹直接穿透了马纪忠的左肺。虽然医生们尽力抢救，但马纪忠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而牺牲了。临终前，马纪忠对王金凤说：“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的。你要好好生活下去，把孩子们抚养成人。”

身后一个女人带俩孩子艰难度日

马纪忠牺牲后，王金凤在确山县城无法生活下去了。为了躲避叛徒的追捕，她独自带着两个儿子投奔到姐姐家，也就是今日的确山县刘店镇姚楼村阎庄。

“当时听俺娘说，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只有8个月大，大哥只有1岁多，生活十分艰难。”马玉生说。

解放后，王金凤白天挣工分干活，晚上还要喂养两个孩子。后来，家里分了一亩七分地，每天靠一半粮、一半糠生活。遇上天灾时，母亲还出去讨过饭。就这样，马金凤用勤劳的双手，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我小时候比较调皮。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同村小伙伴们伸腿把我绊倒在地，小腿骨折了。俺娘背着我走了一天一夜才找到大夫，在家休息半年才能下床走路。”马玉生说。

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马玉生的腿部落下残疾，也没能成家。

1966年，全国开始开展四清运动，这个家庭的命运才迎来了转机。“我当时已经18岁了，记得很清楚，到我们村调查的是从北京来的干部。当听说我父亲的事情后，他们表示一定会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马玉生说。

马玉生说，从北京来的调查组前前后后忙了一个月，并到遂平、汝南等当年马纪忠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走访。

后来，了解到马纪忠的战斗业绩和牺牲经过后，调查组就把马纪忠追认为革命烈士。

心愿“想知道我们的老家在哪里”

2014年4月25日，记者来到确山县刘店镇姚楼村阎庄马玉生的家。他家有三间平房，房屋正中间的“烈属光荣”几个字格外引人注目，屋内的家用电器也十分齐全。马玉生正在屋内看电视。

“我的这几间房子是民政部门帮我盖的。”马玉生说，“虽然我没成家，但我不用为生活发愁，国家每个月都给我低保补助等补贴。”

现在，马玉生的哥哥马留生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三个儿子也全部成了家，其中一个女儿在外地上大学，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遗憾的是，王金凤老人已经于几年前离开了人世。

“现在生活好了，你们还有什么心愿？”记者问。

“有，就是想知道我们的老家在哪里。”马留生说。

原来，马纪忠是河北人，他来到确山参加革命工作后，就一直没有回过老家。婚后不久，马纪中准备带着王金凤回河北老家拜访自己的父母，但是火车走到许昌时，铁路被炸毁了，他们没有回去成。听人说，马纪忠的母亲想念儿子，哭瞎了双眼。

“后来母亲怀孕了，就没回去成。听母亲说，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等着吧，马上解放了，等孩子再大一点儿，我就带你回家’。直到1947年父亲去世，我母亲也没去过父亲的老家。”马留生说，“现在全家人唯一的心愿就是想知道父亲到底是哪里人。”

2014年5月初，记者就此事与河北石家庄《燕赵都市报》方面进行了联系，将马纪忠的事迹向对方进行了讲述，并代替马留生转达了想要寻找其父亲老家消息的心愿。接到记者的消息后，《燕赵都市报》一名记者表示将会在当地进行寻找。截至发稿时记者获悉，由于马纪忠离家时间久远，又无确切的详细地址，目前为烈士寻找家乡的事情还正在进行中。

10

革命烈士徐锡鹏

共产党员徐锡鹏英年遇害

“月亮一出照高楼，咱们穷人不自由，一年四季做牛马，还免不了饿肚肚……”在平舆县阳城镇（原后刘乡），至今还传唱着这样的民谣，然而民谣的作者早在1948年就被杀害了。

他就是革命烈士徐锡鹏。

“他是我们家乡的大英雄。”“他可是个大好人呀，他就爱跟地主恶霸作斗争”……2014年8月20日，根据线索提供人提供的新闻线索，记者来到平舆县阳城镇周杨村徐草楼村，向村民采访了革命烈士徐锡鹏的生前身后事。

革命烈士受人敬仰，特别是在自己的家乡，曾有这样一位敢于同地主恶霸作斗争的革命烈士，人们会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当记者提起“徐锡鹏 ”三个字时，很多老辈人向记者伸出了大拇指。

从小立志 解救劳苦大众

1908年，徐锡鹏出生在平舆县后刘乡徐草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徐翔云。

他家6口人，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徐锡鹏自幼家境极为贫寒，靠父亲给地主打长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丁，父亲再苦再累还是坚持让他读书。

地主豪绅，如狼似虎般地欺压百姓，徐锡鹏目睹包括父亲在内的劳苦大众被压迫、受剥削，忧心忡忡。他从小就志向远大，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解救劳苦大众。

1933年，徐锡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汝南园艺学校。上学期间,他经常在夜深人静时点亮煤油灯，阅读从学校带回的革命书籍和刊物。徐锡鹏由此产生了投身革命的志向，积极参加了该校学生的进步组织，并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936年毕业，徐锡鹏留校任教。他以教学作掩护，在汝南、平舆一带秘密开展革命活动。1937年，徐锡鹏又考入西安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太行山一带参加抗日工作。

为了革命的需要，1942年，党组织派他回家乡组织群众抗日。回到家乡后，他把农民组织起来和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作斗争，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带领村里的进步青年破除迷信，烧毁神像。他自己剪掉妻子的长发，以带动全村妇女也剪掉长发。他还组织青年妇女上夜校读书，向青年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贫苦人民只有起来推翻旧制度才是出路的道理。

后来，村里组建了抗日小学，并成立了儿童团，徐锡鹏还专门为儿童团写歌谣。

“地主住在大高楼，咱们住在茅草屋，进门来哟先低头。地主吃的鱼和肉，咱们吃的窝窝头，喝稀饭哟还不够……”该村90岁的徐锡强说，“徐锡鹏经常让我们几个同学到他家里，教会我们好多儿童歌谣，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在群众保护下多次脱离危险

1947年，解放军南下时，曾在平舆县射桥乡、后刘乡一带驻军，而解放军中一位叫徐首玉的首长就住在徐锡鹏家中，总部也设在那里。

解放军来了，群众当然高兴。徐锡鹏带领群众给部队收拾住处，并带领一批人马从本村几个地主家里弄了一些粮食、油、干柴等，解决了部队的吃住问题。

“解放军欢迎他，但是土匪和地主十分憎恨他。因为他还天天带着解放军走村串户，深入群众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迅速打开了局面。这对地主、土匪们是极为不利的，很多地主都跑了。”徐锡鹏的大女儿，至今已经79岁的徐素娟说。

受丈夫的影响，徐锡鹏的妻子李秀英也成了解放军的情报员，不分昼夜，冒着生命危险，往射桥、后刘等附近的几个军队住处送情报。

部队在徐锡鹏家住四五天就走了，继续南下。部队让徐锡鹏同志留下来，继续领导发动地方群众，迎接汝南、平舆一带的解放。

部队离开后，当地恶霸地主勾结国民党反动势力在后刘乡张老人村、寺耳埠口村等交通要道设卡，四处搜查徐锡鹏。

一天深夜，本村的恶霸地主徐绕东回来了。他与其同伙马俊仁（土匪）到徐锡鹏家中，把徐锡鹏绑在一棵大树上，对他进行毒打，并警告他，如果再给共产党卖命，下场会更惨。但徐锡鹏毫无惧色，横眉冷对，凛然说道：“要我背叛党、背叛人民，痴心妄想。要命，有一条！”

当时的徐锡鹏成了恶霸地主的眼中钉，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有敌人跟踪。

有一次，徐锡鹏去附近一个县城送情报，刚刚走出村子5公里，就看到身后有两个人跟踪他。他不动声色地走进一个村子。看到一户人家正在办丧事，他说明情况后，十几名群众手拿铁锹、铁筢把两个跟随的人打跑了。

“就因为我父亲整天和群众在一起，所以能在群众的保护下多次脱离危险。当时，他也意识到革命即将胜利，这是敌人在做最后的挣扎。他必须坚持到底。有时我有好多天也不见他回来。”徐素娟说。

40岁的徐锡鹏被杀害

1948年11月16日下午4时，徐锡鹏同志从后刘乡杂面楼外甥女张文起家去胡岭村妹妹家，准备给那里的一个红色据点送情报。谁知，刚一出村，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地主恶霸赵守本领着3个人一直紧跟着徐锡鹏。

当徐锡鹏行至杂面楼北张桥处时，背后的枪声响了，但是这一枪并没有打中徐锡鹏。随后，身上带有枪支的徐锡鹏立即进行了反击，同赵守本一伙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眼看徐锡鹏就把赵守本一伙消灭的时候，赵守本的同伙甄六赶来。甄六持枪把徐锡鹏的手腕打断了。

“只要你不再为共产党卖命，我们就饶你一命。不然，你全家人的性命就难保……”赵守本抓住徐锡鹏说。

“怕死就不参加共产党，你们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徐锡鹏说。

看到宁死不屈的徐锡鹏，甄六举枪准备把徐锡鹏当场击毙时，被赵守本拦下来。“我们把他交给国民党，不是更好吗？”狡猾的赵守本说。

赵守本等人准备把徐锡鹏拉走时，他们从徐锡鹏身上发现一张写有当地土匪恶霸的名单的字条。当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恼怒的赵守本对着徐锡鹏的头部开了两枪。

时年40岁的徐锡鹏就这样壮烈牺牲。

1949年10月，全国解放了。11月，汝南县（当时平舆属于汝南县管辖）人民政府将杀害徐锡鹏的恶霸赵守本等人捉拿归案，1950年2月在汝南县第三区（即后刘乡）召开了万人大会，赵守本等人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赵守本等人被枪决，真是大快人心。政府终于给我父亲报仇雪恨了。”徐素娟说。

后人过得十分幸福

徐锡鹏牺牲后，年迈的父母经不住丧子之痛，不久也离开人世。

徐锡鹏和妻子李秀英共生育2个女儿，因生活所迫，徐锡鹏走后，李秀英不得不带领年幼的女儿逃离家乡，大女儿徐素娟赴外地求学，家中无人了。

1983年，徐素娟向有关部门反映了父亲的有关情况。经平舆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上报，1989年8月，经民政部批准，徐锡鹏同志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并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同时，平舆县人民政府为徐锡鹏修墓立碑，告慰忠魂。

“我姥爷有两个孩子，我妈妈徐素娟和我姨徐小运。我妈妈今年已经79岁了，小姨比妈妈小10岁。”徐锡鹏的外甥女韩玉红介绍。

记者了解到，徐锡鹏的大女儿徐素娟如今是汝南县一中的退休教师，徐素娟有4个女儿，分别居住在深圳、杭州、郑州、驻马店，并且都有各自的事业。二女儿也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都已经成家立业。

“我今天在驻马店，明天就去郑州二女儿家了。作为烈士的后人，我们过得十分幸福。”徐素娟说。

徐锡鹏

徐锡鹏（1907—1948），平舆县后刘乡周杨行政村徐草楼村人。早在学生时代就富有忧国忧民的革命思想，1933年考入汝南园艺学校，在校期间入党并参加革命工作，毕业后留校任教。1937年考入黄埔军校西安分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太行山一带参加抗日战争，搞地下工作，1943年党组织派他回汝南、平舆一带搞地下工作，领导群众迎接平舆、汝南一带的解放，在我射桥、后刘一带，英勇顽强地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7年我人民解放军南下时曾驻军我射桥后刘一带，徐锡鹏担任我军情报员，联络员，汝东区区长，给我军筹备了大量的物资（粮、柴、草、料等）和情报。这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在后刘寺耳埠口、射桥陶台埔等交通要道都设了卡，到处捉拿他，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8年11月16日下午4时，徐锡鹏同志从杂面楼外甥女张文起家去胡岭妹妹家，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匪首赵守本率匪伙甄六持枪而上，将他打死在杂面楼北张桥处。敌人从徐锡鹏的帽子里发现了一张写有三十多人的当地匪伙名单。赵守本恼羞成怒，朝徐锡鹏的头部又开了两枪。

1950年2月在汝南县第三区（即后刘）召开了万人大会，将赵守本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并追认徐锡鹏同志为革命烈士。

11

革命先驱播火种 英烈精神代代传

——记中共河南早期领导人之一、革命烈士祁修文

泌水河畔，多出俊杰。中共河南早期领导人之一、革命烈士祁修文便是泌阳县这片红色土地上走出来的杰出代表。记者很早就想去采访这位著名英烈的生前身后事，又怕由于他是早期的共产党员，牺牲较早，寻找他的后人难度大。2015年3月12日去采访前，记者和泌阳县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张成亮取得联系，希望他能帮忙联系采访事宜。虽未谋面，但张成亮主任很热情地答应了。令记者意外的是，张成亮竟然联系上了祁修文烈士的孙子祁建中。

3月12日下午1时许，泌阳县泌水街道民政所工作人王青春、泌水街道陈营居委会工作人员石庆本带领记者，来到泌水街道陈营社区祁庄祁修文的孙子祁建中家采访。

祁建中家紧邻泌阳县城工农路，大门上方悬挂着“祁建中菌种厂”的牌子。看到记者看牌子，石庆本对记者说：“祁家是泌阳花菇的发明者，祁建中的弟弟祁建勋被誉为‘香菇大王’。”

祁建勋的名字不仅在泌阳县家喻户晓，多年来，也随着泌阳县的花菇见诸各类新闻媒体。记者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1990年，泌阳县第一棚花菇就是在这个院内种出来的，当时，地区领导，县委书记、县长和很多人都来参观。” 见到记者，祁建中首谈香菇，采访也就从香菇开始。

中国的袋料香菇生产，先后经历了“上海模式”（木屑压块）和“古田模式”（菌筒法栽培）两个发展阶段，香菇产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产品质量不高，商品价值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为此，我国食用菌专家多次呼吁：提高香菇质量，是今后科研攻关的重点。多年来，我国无数科技工作者为提高香菇产品质量，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出乎意料的是：这道难题竟被泌阳县的祁家兄弟解开。

祁家兄弟秉承了爷爷祁修文执着顽强“不安分”的性格， 1986年，祁建中的弟弟祁建勋从福建引进小型菌筒栽培香菇技术。祁建中、祁建勋等兄弟三人一次又一次地实验，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但他们没有灰心，反复试验，锲而不舍探索新的香菇袋料种植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四年的努力，祁家兄弟终于探索出“大袋立体小棚”种植模式，这种模式既综合了福建古田盛行的小袋料栽培特长，又同时具有产量高、菇质好、成本低、周期短等优点，自成一体地诞生在泌阳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这种香菇裁培模式首次在泌阳县泰山乡大乔庄试验成功，制造了“花菇神话”，使花菇率达百分之八十，菇农经济效益提高几十倍，菇农户均上万元。立刻轰动乡邻。第二年又有几个村子被带动起来，包括邻村的小乔庄。 1994年，泰山乡大乔庄、小乔庄上百户菇农自发的来到泌阳县委门口，敲锣打鼓鸣炮凑乐为祁建郧请功。中央电视台也制作了专题片《泌阳升起磨菇云》。

1994年初，泌阳县委、县政府把发展香菇生产定为全县“富民第一工程”。短短几年间，香菇生产在泌阳县形成了大气候。据县食用菌开发总公司统计，到1998年春季，泌阳县从事香菇生产、销售的农户达5万户，种植袋料香菇3000多万袋，产品远销25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达4.2亿元，利税突破2亿元，被国家和省食用菌专家称为“中原香菇生产第一大县”，“山区扶贫开发第一支柱项目”。

几年中，鲁山、舞阳、舞钢等县区争聘祁建郧去当地担任有关领导职务，发展香菇。时任泌阳县委书记徐群才为留祁建郧在泌阳，亲到其家做工作，县委破格提拔祁建勋为副科级干部，负责香菇种植推广和技术指导工作。

南菇北移首次取得成功，在国内外引起轰动。1998年至2000年，连续三年全国香菇专业会议均在泌阳县召开。2002年，世界香菇会议在泌阳召开。食用菌专家纷纷前来考察论证，专家们称这种独特的香菇种植方法为“泌阳模式”、“中国香菇史上的第三次革命”，并授予祁建勋“南菇北移第一人”、“花菇之父”的美称。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梁枝荣博士在泌阳县考察后深有感触地说：“泌阳县花菇培育技术真正的意义是挽救了我国袋料香菇的命运，为袋料香菇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食用菌协会理事长张树庭亲笔为泌阳书写“泌阳花菇甲天下”。世界食用菌理事长为泌阳花菇题词“泌阳花菇，世界一绝” 。小乔庄被中外专家公推“中国花菇第一村”。

如今，泌阳花菇已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国家也把泌阳县定为花菇原产地，泌阳花菇已在全国、甚至世界推广种植。被誉为“香菇大王”的祁建勋被加拿大政府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现在异国他乡发展香菇事业。

“几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也都不让我那么辛苦干了，但我对香菇有感情了，放弃不下。” 祁建中目前仍在从事香菇菌种制作，他希望为发展香菇事业多做一些贡献。

烈士追认一波三折

“爷爷1921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首批57名党员之一，也是河南地下党早期的领导人。”谈起爷爷，今年65岁的祁建中掩饰不住自豪。

“由于爷爷入党较早，牺牲也较早，为爷爷申请追认烈士之路非常曲折。” 祁建中告诉记者，爷爷1925年最后一次从家里走后，除曾祖母去监狱看过一次，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直到解放后，家人才知道爷爷牺牲了。

祁建中说，申请追认烈士需要证人，由于爷爷入党较早，早期只在泌阳宣传革命，当时地下党又多是单线联系，在泌阳找不到爷爷革命历史的证人，也找不到相关记载。

祁建中说，爷爷在开封革命时间较长，又在开封牺牲，父亲祁竹林多次到开封寻找证人。当时找到开封市委领导和一些革命老同志，很多人都知道祁修文是早期的地下党员，而且担任过开封市委领导人，但都无法证明。

“父亲还到安阳、桐柏等爷爷革命过的地方寻找证人，但都没有结果。”祁建中说，父亲还曾到湖北找到泌阳籍革命人士，后来担任过湖北省副省长的张旺午。张旺午说，他刚入团时，就听说开封市委的领导人是泌阳人，但并没有见过祁修文同志，也无法证明。

祁建中说，从解放后到1953年，父亲一直在为给爷爷申请烈士而奔波，但由于没能找到证人，爷爷一直没有被追认为烈士。

“正当全家人希望破灭时，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发函认定了爷爷的烈士身份。” 祁建中说，这份证明信来之不易。

祁建中向记者展示了泌阳县人民政府1981年编制的《河南省泌阳县烈士英名录》和1983年5月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的复印件。

革命烈士证明书显示：祁修文出生时间为1898年，参加革命时间为1920年，入党时间为1921年。证明方式为：1953年国务院来信证明。

《河南省泌阳县烈士英名录》显示， 祁修文1901年出生，1920年参加革命，1921年入党，1931年牺牲，牺牲时为中共开封市委书记。

“董必武一句话为爷爷平了反”

对爷爷的具体年龄，祁建中说，奶奶没有说过，他也不知道哪个更准确，而对爷爷的革命故事，祁建中听奶奶和村里的老人讲过很多。

“爷爷小时候就非常聪明。”祁建中向记者讲述了他爷爷小时候的一个故事：“爷爷5岁那年春节，曾祖父在写对联时，铺开一张纸后去了厕所。正在旁边玩的爷爷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了‘祁大人’三个字。曾祖父回来看到纸上写了三个字，非常奇怪，就问是谁写的，爷爷说是他写的。曾祖父看到爷爷写的大字有模有样，非常高兴。”

祁建中告诉记者，爷爷大约是1918年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信阳）的，到学校后就成了学生会负责人。在五四运动中，他组织本校同学驱赶压制学生的学监毛灿舟。当年，他还代表信阳师范学生组织到上海参加全国性的学生代表会议，并与上海进步人士联系。1920年，因当局驱赶进步学生，他又被迫去上海美专就读。

祁建中告诉记者，他爷爷在上海时，结识了董必武，董必武向爷爷推荐了马列主义书籍，爷爷由此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曾经对爷爷进行批判，案子一直上报到中央。“董必武一句话为爷爷平了反。”祁建中说，当时，董必武就说了一句话：“祁修文同志是党的好儿子。”专案组的人就不再说什么了。

祁修文在读书时，每年寒暑假返乡，就在自家西屋秘密开办《新青年》讲习班。听课青年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屋内墙上贴着他手书的“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土豪劣绅！”“《新青年》万岁！”“工农大众联合起来！”等标语，还挂有马克思画像。

祁建中告诉记者，奶奶曾告诉他，爷爷出去闹革命后，这些画像和、宣传标语和《新青年》等一直在家中的墙上贴着，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后，把他们家都烧了，留下一片废墟，爷爷的相片也被烧掉。直到如今，他也不知道爷爷长什么样。

祁建中说，爷爷在革命中与很多著名的革命人士结为挚友，早期共产党人肖楚女和著名抗日英雄杨靖宇（马尚德）都去过他们家。1924年，肖楚女来到他家，在他家住了数日，与爷爷一起宣讲《新青年》。1925年，爷爷又与肖楚女一起前往开封，开展革命宣传和地下党工作。

“马尚德曾接送曾祖母到狱中看望爷爷。”祁建中告诉记者，据奶奶讲，爷爷在开封革命期间，积极培养马尚德入党，两人成为亲密战友。

爷爷入狱期间，马尚德曾来到他们家，接曾祖母到监狱看望爷爷，一方面是让曾祖母看看爷爷，一方面是让曾祖母了解监狱情况，后来又把曾祖母送了回来。

寻找英烈革命的足迹

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只有50多名党员，祁修文真是50多名党员之一吗？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查阅了有关资料。

记者查阅的几个资料对1921年一大时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有不同说法，有一种说法是50多人，没有具体的数字，也没有具体的人员名单。还有两种说法分别是58人和57人，并有具体的党员名单。记者查阅这两种说法中党员的名单，都没有发现河南籍党员，也没有祁修文的名字。

网上输入祁修文的名字，人民网、党史网、驻马店新闻网、大南阳网等多家网站都有关于祁修文革命故事的记载。《中共鄂豫边党史大事年表》等都记载了1924年9月，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祁修文，和早期共产党人肖楚女一同回到泌阳家中，宣讲《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

很多资料都与《泌阳县志》、《驻马店党史人物》记载一致。祁修文（1902年～1931年），字炳堂，号新吾，泌阳县泌水镇祁庄人。幼年时代就读于私塾，后就读于县立高等小学堂、信阳师范。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河南省工委委员、开封市委委员、桐柏县委书记等职。

《驻马店党史人物》记载，1924年，祁修文从上海美专毕业时，担任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秘书。1927年，河南省党的活动由明转暗，祁修文任中共河南省工委委员。９月，工委书记张景增为组长，祁修文为副组长，一行５人赴安阳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开展土地革命，组织武装暴动。后来，祁修文回到开封担任市委领导。再后来他到西平、桐柏从事革命地下工作。

1929年至1931年，祁修文先后两次被捕。1931年被捕后，他被转押到开封监狱。他在监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秘密串联，宣传革命思想。当年９月，他组织难友越狱时，不慎走漏风声。敌恐有变，于一天半夜，秘密将祁修文等20余人活埋于开封北门外。

2012年7月24日《南阳日报》刊发的《千年古柏见证红色岁月》一文，对桐柏县城内文庙前两棵古柏的报道中提到，上世纪２０年代，受上级党组织派遣，祁炳堂（祁修文）到桐柏任县委书记，他在文庙创办了桐柏县女子学校，以此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成为当时县委机关的秘密所在地。

记者在查阅《开封市志》时，虽然没有找到关于祁修文的记载，但对1925年肖楚女在开封创办宣传刊物，宣传革命有记载，与祁建中所说的祁修文1925年和肖楚女一起到开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时间吻合。

祁修文与杨靖宇的故事，史料中虽然没有记载，但据史料记载，1928年杨靖宇在开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而当时，祁修文担任开封市委领导。

“爷爷入党较早，对爷爷的革命历史认证，上级认证才更确切，否则原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也不会来信证明。”对爷爷的入党时间，祁建中更认可1921年。

祁修文入党时间是1921年还是1924年，记者无法考证，但他是中共在河南最早的领导人之一，是一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都已记入了党史。

祖孙演绎“英雄好汉”传奇

“爷爷自小立下报国宏志，早期投入革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祁建中说，由于一直忙于革命，爷爷根本没有想过结婚的事儿。1924年，曾祖父派人把他从上海带回来结婚。回家后，他一直在家乡宣传革命。结婚后，爷爷怕家人阻挡，从家中逃离，到外面开展革命工作。

“1925年爷爷和肖楚女最后一次回来时，父亲刚几个月。肖楚女抱着父亲说：‘等革命成功了，带着竹林去大城市’。”祁建中说，爷爷这次回来几天就离开了家乡，从此杳无音信。叔叔出生，他也不知道。

祁建中说，父亲也曾到开封寻找过爷爷的墓，但没有找到。爷爷留在家中的照片和衣物也被国民党反动派一把火烧光。如今，每年的清明节、春节，他们只好按照当地的习俗，在十字路口祭奠爷爷。

“曾祖母看到爷爷在狱中受刑，回来5天后吐血而亡，时年55岁。”祁建中告诉记者，马尚德（杨靖宇）把曾祖母从开封送回来后，曾祖母因伤心过度去世，家庭的重担就落在曾祖父身上。长期超负荷的劳动，加上对爷爷的牵挂，60岁那年，曾祖父也不幸去世。奶奶一人拉扯父亲和叔叔长大。

“奶奶虽然不识字，但经常教育孩子，要老实本分，勤勤恳恳。”祁建中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和叔叔都当了一辈子的农民，靠种地卖菜为生，奶奶的这些品德也被父亲、叔叔传给他们。当时父亲给他起名叫“建中”，就是希望他建设新中国，给两名弟弟分别起名建勋、建力，希望他们在建设新中国中建立功勋。

祁建中兄弟和叔叔的几个孩子没有让奶奶失望。祁建中、祁建勋创造的香菇“大袋立体小棚”种植模式不仅自己致了富，也为全县人民造了福。泌阳农民背靠香菇，演绎了一个个财富传奇。如今泌阳县几百名农民在韩国、文莱、加拿大、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当技术员传播“泌阳花菇”技术，或办有香菇种植、加工、销售公司。泌阳香菇香飘海外，已名符其实的走向了国际大市场！

正如在泌阳县流传的一个顺口溜这样写道：

香菇发自闽古田，东瀛改进略占先，

青出于蓝胜于蓝，泌阳花菇遮着天；

天下研讨聚泌阳，世界一绝美名扬；

香菇三次大革命，功推乔家“姐妹”名，

“二乔”含羞不领情，笑指祁家建勋兄。

12

寻求真理闹革命 只为不再受欺凌

——记革命烈士田奉先

在正阳县陡沟镇陡沟中学校园里，一座圆型墓十分显眼，墓碑上刻着“革命烈士田奉先同志之墓”和烈士的生平简介。烈士墓碑后有一棵白果树枝繁叶茂。许多人说，正是有先烈的庇佑，这棵白果树才这么生机盎然。

作为德育教育基地，每年清明节，都有不少师生和市民前来缅怀先烈，表达哀思。

少年遭受恶霸欺凌

“我爷爷排行老大，田奉先是我三爷爷，当年他们死得太惨了，我们家几乎被敌人血洗了。”2014年9月18日，记者在正阳县陡沟镇尚田村见到了正在地里收花生的田保国。虽然有点耳背，但今年80岁的田保国对爷爷的革命故事仍然记忆犹新。通过田保国的回忆，记者仿佛顺着田奉先的足迹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

田奉先，字耀东，又名田振亚，1893年生于正阳县陡沟镇尚田村田庄，先后任中共陡沟支部书记、区委书记、游击队长、中共正阳县委委员等职务。1930年2月27日被敌人杀害于陡沟镇，时年37岁。

田奉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其父田本立忠厚老实，母亲善良贤惠。他家有田地近40亩，家境较为富足。村里有一个劣绅名叫田华亭，有钱有势，自捐取晚清贡生以后，仗势将官塘霸占，致使田本立兄弟4人田中无水插秧，田地无法耕种。

田本立去找田华亭说理，反遭毒打致伤，又告官无果，只好将田地当卖大半，用以养伤，从此家境每况愈下。

田奉先出生以后，家里生活更加艰难，无奈，父亲挑着他出外谋生。数年后，在家境殷实的外祖母的资助下，田奉先的父亲领着他又返尚田村，赎回10亩田地，自耕自种。就这样，家里的日子仍不好过，家人还经常遭受田华亭及其爪牙的欺凌。不得已，父母将田奉先送到外祖母家生活。

在外祖母家，田奉先得到读书机会，受到启蒙教育。田奉先15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孤身一人，只好依靠外祖母生活。田奉先18岁时，经外祖母做媒操办，与陡沟的李家之女结为夫妻。田奉先岳父家比较殷实，后来他得到岳父的资助，1911年，进入正阳绍明小学读书。

毕业后，田奉先返回尚田村为父母扫墓时，路遇田华亭等人，看到田奉先一改以前破旧的模样，田华亭气不过，喊来爪牙将田奉先毒打一顿，田奉先差点死在尚田村。

寻求真理回乡成立党组织

“在那个年代根本没地方讲理，我三爷爷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寻求真理和生路，怀着对土豪劣绅的无比仇恨走的。”田保国介绍说，三爷爷田奉先于1913年愤而离家，只身奔赴湖南长沙，考上了陆军讲武堂，改名为田振亚。

1916年，田奉先在湖南长沙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入湘军任陆军见习军官，他立志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安居乐业效力。

记者在正阳县党史办采访了该办的工作人员，整理田奉先烈士材料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田奉先后来他参加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湖南长沙创立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他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1924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田奉先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唐生智部担任连长，参加了北伐战争。第二年春天，田奉先受党组织派遣，离开部队回到家乡陡沟镇，建立和发展地下党组织。

陡沟镇当时有2000余人，多以经商为主。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以后，陡沟几家土豪奸商，更加称王称霸，欺压弱小商户，苛捐杂税繁多，税警、特务横征暴敛，无所不为。

田奉先回到家乡后，为发展党组织，就发动苦难的群众，扒掉陡沟镇西北的周大庙神像，办起了小学，自任学校董事，聘请共产党员程绍尼、吕宜斋等人任教，以此为掩护，筹建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

1927年7月，共产党员饶子裕、熊伯威、熊仲祥等人也回到家乡陡沟镇，在火神庙办起了正阳县陡沟镇第四小学。田奉先与饶子裕等人接头后，采用走亲戚、串朋友的方法，日夜奔走，宣传革命真理，发展了马勋成、田本谦、田魁先（田奉先五弟）、田明先（田奉先六弟）、田本崇、田本连等入党。

后来，田奉先又与正阳县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建立了中共正阳陡沟支部，田奉先任书记。1927年9月，中共正阳支部在县城南柏树林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共正阳县特别支部委员会。中共正阳县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后，又迅速在全县发展了一批党员。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那个时候，周边的人都跟着他干革命，打土豪劣绅为咱老百姓争口气。”当日，记者在正阳县陡沟镇尚田村采访时，一位和田奉先有些渊源的村民告诉记者，当年就是田奉先帮他的父亲从恶霸田周同等人的手里要回了几亩田地，要不然一家人早就受欺凌而死了。

1928年8月，中共正阳县委员会建立，田奉先当选为县委委员兼陡沟区委书记。这年秋，田奉先开始着手建立农民武装，把广大贫苦农民组织起来。

“那个时候都不敢明着来，怕被打击报复，大家夜里集合，白天分散。”田保国说，田奉先带领游击小组向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展开了夺枪斗争，先后打击了尚田村的恶霸田周同、田本俊和黄敏良等人，缴长短枪10余支，使游击小组的武器装备得到了加强。

为了开展较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陡沟区委成立了淮北农民赤卫队，田奉先任队长。1929年底，全区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100余人，建立了陡沟、周湾、尚田、黄鲁店、冯楼、王楼、大鲁、潘店8个党支部，一度形成了以尚田、黄鲁店为中心，方圆20余里的革命根据地。

当时在农民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尚田村，地面宽，村上出了个田奉先，打土豪，杀赃官，穷人才得把身翻。”1930年春，中共正阳县委在诸葛寺区召开了扩大会议，田奉先领导的陡沟农民赤卫队被编为第四中队，田奉先任中队长。

在田奉先的率领下，队员们士气大振，与当地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冯华阁、田华亭、张缢、田本金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打死了3名反动代表。

田奉先在游击队员大会上说，武装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这是大家英勇斗争的结果。可冯华阁这个残害劳苦大众的罪魁祸首还没被处决，主犯未除，后患无穷，大家要再接再厉，乘胜追击，坚决把冯华阁处理掉。但是由于会议保密不慎，他们开会的消息很快就被叛徒告密。

革命战士被残忍杀害

阴险狡诈的冯华阁闻讯后，惊恐万状，急忙收买拉拢亲信等一帮打手，密谋策划，对田奉先抢先下了毒手。

1930年3月26日，正值陡沟镇逢集。这天早饭后，田奉先带领地下交通员田德元、肖凌云等一行从尚田村出发，送其大儿子到陡沟四小上学。事情安排以后，田奉先到该镇山陕会馆召开区委和游击队领导成员会议，就如何惩治冯华阁的问题进行研究。

散会后，当田奉先走到陡沟镇小北门后街时，冯华阁的打手突然上前，挡住田奉先的去路，并与田奉先搭讪。这时，埋伏在周围的30多名打手蜂拥而上，将田奉先团团围住。打手用木棍凶狠地向田奉先的头部打去，田奉先顿时昏倒在地。

接着，打手冯豹从身上拔出杀猪刀，凶残地向田奉先的喉咙连戳几刀，田奉先当场倒在血泊中。就这样，冯华阁纠集的这帮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有组织、有预谋地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田奉先惨无人道地杀害了。

“那一天，我们家死了4口人。”田保国说到此事不禁老泪纵横。他说，那帮暴徒杀害田奉先后，并未就此罢休，接着，他们又疯狂地在陡沟镇西门外，杀死了自己的叔叔侄子田德元，到魏庄用乱棍打死了二爷爷田守先（田德元的父亲），到西李湾村打死了交通员肖凌云兄弟二人，到尚田村抄了三爷爷的家，摔死了不满两岁的小儿子。

田奉先牺牲后，陡沟区党的工作遭受严重损失，革命斗争停顿半年之久，游击队只能暂时转移隐蔽起来。

为了狠狠打击冯华阁等人的嚣张气焰，重振陡沟区的革命斗志，为田奉先等人报仇，中共正阳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都集中在徒沟区活动，向冯家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终处决了田华亭，除掉了一批杀害田奉先等人的刽子手。

1950年，田奉先被正阳县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中共正阳县陡沟镇党委、镇政府还为田奉先立了墓碑，纪念这位为革命献身的共产主义战士。

村民怀念先烈

“我三爷爷就是在这条街上被杀害的，现在街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亲们盖起了小洋楼。”当日下午，在田保国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田奉先遇害的地点。

一排排整齐的二层小楼，家家户户都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门前的水泥路十分宽敞。

田保国说，田奉先被害后，就剩下家中大伯和姑姑跟着三奶奶一起生活。大伯后来也因为参加革命被害，只有姑姑目前定居在南京安度晚年。

在田保国眼中，三奶奶田李氏是个慈祥、待人特别好的老太太，小时候他经常到老人家玩，三奶奶很爱惜这些晚辈，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大家。但老人因为疾病在解放的前一年去世了。

在村西头，一排排的小洋楼十分显眼，田保国的家就在其中，他家的电器一应俱全。田保国说，现在生活好了，多亏有像爷爷那样的革命烈士为祖国和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后辈换来幸福生活。

“我很骄傲自己的爷爷们是革命先烈，同时也为自己是革命后代而自豪。”田保国告诉记者，从小，家里人都要求他们要向牺牲的长辈学习，做一个好人，多为别人着想，无愧于烈士后代的称号。

尚田村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的尚田村是新型农村，不但道路通畅，而且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生活富足，这和村里先烈早年的付出是分不开的。为了纪念这些先烈，村里还修建了烈士墓碑，每年清明节大伙都会到墓碑前扫墓，以此怀念革命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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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林弹雨真英雄蒙冤多年终昭雪

——寻找烈士张朝赞的革命足迹

驿城区诸市镇李楼村张竹园村是中共遂平县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所在地，张竹园村两代人前仆后继，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不少人壮烈牺牲，张朝赞便是其中一位。

张朝赞在诸市镇一带，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年龄稍大一点的人，提起张朝赞无人不晓。

张朝赞早年游击抗日，后加入新四军，在中原突围中经受住枪林弹雨的考验，解放前夕在家乡解放中英勇就义。然而，这名枪林弹雨中的英雄在牺牲后，却背了20多年“叛徒”的骂名。

烈士为何被冠以“叛徒”之名？20多年后如何平反昭雪？2015年5月6日、8日，记者两次赴诸市镇采访，寻找张朝赞的革命足迹，了解他生前身后的故事。

英年早逝“诸市惨案”中壮烈牺牲

张竹园村位于诸市街西4公里处，翻过诸市街西头的汝河桥，一条水泥路通到村后。如今的张竹园村，看上去和大多数农村并没有多大区别，但村民格外热情。

李楼村党支部书记王明柱让村委主任张狗文、村卫生室医生张文献陪同记者采访，因为两人都是张竹园村人，对村里的情况比较了解。经过两人联系，村里的张景恩、张青山、张国炳、张文德等几位老人陆续来到约定的采访地点，村委原主任、村委文书张新年，退休教师张德山得知记者去采访，也特意从驻马店赶回。几位老人有的60多岁，有的70多岁，他们的热情，让记者非常感动。在没有去张朝赞的儿子张银刚家之前，几位老人已经向记者讲述了张朝赞牺牲的经过。

张朝赞牺牲于有名的“诸市惨案”。据几位老人讲，解放前夕，张朝赞任诸市区区长。1949年农历三月初一，来自汝南的国民党保安团残部包围了诸市区政府。张朝赞带领大家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并突围出去，但上级派到诸市区的12名工作队员却被保安团围困。等区委书记党怀森及区委、区政府工作人员到达安全的地方后，张朝赞孤身一人返回诸市街，与工作队员一起战斗，直至子弹打完，藏身于一废弃的民宅内，被人告发后被捕。

几位老人告诉记者，张朝赞枪法很好，会使用双枪，如果不是子弹打完，他不会被捕。

“保安团用粗铁丝穿透他的两只手脖子，把他带到驻马店南郊的烧盆店村，第二天，保安团逃走时，把他杀害，时年刚刚30岁。” 说起张朝赞被杀的经过，老人们表情凝重。

据老人们讲，工作组的12名队员也没能突围，和敌人进行激励的战斗后，被困于街上的一座小楼上，国民党保安团放火烧了这座小楼，工作队员全部遇难。

采访中，诸市镇文化站站长牛敏向记者提供的一本《中共遂平简史》上，也对“诸市惨案”有简单的描述：3月29日，龟缩在驻马店的国民党保安三旅残部与诸市土匪头子魏星耀、魏元章残部相勾结，收罗残败将500余人，包围了诸市区政府，区委书记党怀森负重伤，区长张朝赞牺牲。二地委派来帮助工作的10名工作队员，与敌展开激励巷战，后撤到街中一座小楼，敌人放火烧了这座小楼，8名工作人员在烈火中殉难。

书上的描述与村民讲的虽然工作队员的人数不同，但基本实事一致。

几位老人还告诉记者，给保安团提供煤油烧楼的，是诸市街上一姓魏的杂货店老板，就是因为这名杂货店老板的一句话，让张朝赞牺牲后蒙受了20多年的不白之冤。

“那名姓魏的杂货店老板说张朝赞被捕后，向被困在小楼上的工作队员喊话了，让他们投降。”张景恩说，他们认为这不可能。

“如果张朝赞真当了叛徒，保安团不会把他再杀害了。”张德山说，张朝赞平反时，他们去遂平县花庄乡半截楼村找到和张朝赞一起被送到烧盆店村的共产党员肖志新（音）作证言，肖志新说，到烧盆店村后，保安团把张朝赞吊在房梁上毒打，但张朝赞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投降，直至被杀害。保安团因为没有找到肖志新是共产党员的证据，没有杀害肖志新。

张景恩告诉记者，解放后，那名姓魏的杂货店老板因反革命罪被镇压枪毙，但张朝赞却一直没有被认定为烈士。

蒙受冤屈“叛徒”的名声背了20多年

几位老人带着记者来到张朝赞的儿子张银刚家：三间破旧的瓦房，没有院墙。堂屋门上方一块烈属的牌子，擦得干干净净，和破旧的房子相比，显得格外耀眼。

张银刚今年73岁，三个女儿都已出嫁，现在家里只有他和老伴两人。张银刚患有多种疾病，且患有严重的耳聋，几乎听不到声音。

得知记者来采访他父亲的事迹，张银刚老人显得特别激动，双手握着记者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解放后，弟弟一直为父亲平反的事儿奔波。”张银刚老人告诉记者，父亲平反的事儿，一直是比他小3岁的弟弟四处奔波，不幸的是，1975年8月，一场特大洪水不仅把家冲毁，而且夺走了母亲和年仅30岁弟弟的生命。

“父亲能平反，多亏了他的战友潘友謌。” 张银刚说，“75.8”洪水后，省里一位姓黄的干部到当时的遂平县文城公社检查救灾情况时，四处打听找到他，说受潘友謌之托打听张朝赞家的情况。只到那时，他才知道父亲的战友潘友謌在北京工作。

“1976年，我和诸市公社的一名干部一起去北京找到了潘友謌。”张银刚说，没想到这次去为父亲平了反。

“见到潘叔，他就问我，为啥他给我家去了10封电报，我都没给他回。” 张银刚说，那10封电报他一封也没收到，至于去了哪里，他至今也不知道。

张银刚说：“当潘叔听说我父亲竟然背着叛徒的名声，非常生气，他说我父亲性格耿直，经历过无数次战争，打仗时，都是光着背拼命打敌人，不可能当叛徒。后来，在潘叔的直接过问下，经过多个人的证言，1976年，父亲才被被认定为烈士。”

“潘叔对我说，虽然他和父亲是上下级关系，但关系很好，他曾经去过我家，那时我才几岁，他还清晰地记得我家在村子的西北角，屋后有一个大坑，大坑边还有棵大杨村和一个‘碓窑子’。”

“虽然说的都是一些普通的话，但战友之间的亲密之情溢于言表。”张银刚说，1977年，他又去北京找到潘友謌，把父亲平反的事儿告诉了他，他也很欣慰。

深入采访寻找烈士的革命足迹

“75.8”一场洪水，不仅冲走了张银刚的家，夺走了他母亲和弟弟的生命，也把当年亲戚朋友和村民整理的张朝赞的事迹材料冲走。

“从我记事儿起，只记得父亲回家过一次，而且很快就走了。” 张银刚告诉记者，父亲参加革命时，他还很小，再加上不认识字，对父亲的革命生涯知道得很少。

村里张朝赞那一代的人大多已经去世，对张朝赞的事迹，村民们也只知道大概，而且都是听上一辈人说的。

张景恩等人告诉记者，1927年6月，张竹园党支部的创建人之一张强盛就是张朝赞的叔叔，受叔叔等人的影响，张朝赞和村里的26名青年一起投身革命。后来，他在竹沟参加了新四军，在大别山一带打仗。1948年，在国民党11师潜伏了8个月，为国民党11师的覆灭起了重要作用。

张景恩、张文德、张国炳等人和记者一起，找到1993年诸市乡人民政府为张朝赞立的碑。2013年，驿城区人民政府为张朝赞重新立碑，这块碑被村民放在村头路边。碑上面刻的张朝赞的生平依然清晰：张朝赞，1919年出生，1944年参加新四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在多次战斗中屡立战功，1948年转回地方，任遂平一、四、五区区长， 1949年，被国民党保安团杀害。

对于碑文是谁写的，几位老人和张银刚都说不清楚。他们只告诉记者，当时遂平分为几个区，阳丰是一区、文城是四区、诸市是五区。

为进一步了解张朝赞的革命经历，记者查阅了遂平县志，但没有找到有关张朝赞的事迹介绍。记者又联系到诸市镇文化站站长牛敏，请她帮忙寻找张朝赞的事迹材料，也只找到了《中共遂平简史》。这本书上只在“诸市惨案”的介绍中提到区长张朝赞牺牲，其它没有更多有关张朝赞的事迹。

记者在网上搜索，也没有找到有关张朝赞的资料。记者又在网上查找潘友謌的资料，希望能从他的战斗经历中找到有关张朝赞的革命足迹。

潘友謌，确山县新安店乡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3团2大队青年干事，新四军5师13旅38团9连指导员，中共信确县委书记，鄂豫陕军区郧（西）商（南）县委书记、武装支队政委，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12纵队34旅101团政治处主任等职，解放后曾任内务部优抚局副局长、局长，1976年初，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党委书记，1978年任民政部优抚局局长，1981年任民政部副部长，1982年离休，2005年去世。

从网上查阅，潘友謌著有一本名为《硝烟青春》书，记述自己的革命生涯。记者从网上购买一本，试图从中找到有关张朝赞的事迹资料。

战友情深一本书的见证

战友情深。让记者想不到的是，在《硝烟青春》一书中，潘友謌多次提到张朝赞。

书中提到，1944年10月末，潘友謌随黄林率领的新四军5师45团二营部队由确山郭山冲出发，开始了豫中之行。次日，行走到遂平县张竹园村时，遇上了国民党遂平诸市乡乡公所武装30余人，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斗动作，将这一股武装全部缴械了。这是潘友謌在书中首次提到张竹园村，但没有提到张朝赞。

书中记载，1946年8月，中原部队突围到陕南后，潘友謌负责开辟组建郧商县人民政权，后来任县委副书记。随中原突围掉队的地方工作干部中，乡级干部张朝赞等留在郧商县开展工作。

1946年9月，郧商县5个区的区、乡政权先后建立起，张朝赞在郧商县的重点区梁家坟区，任一个乡的乡长。

1947年2月，郧商县委决定撤离郧商县北上，后郧商县委撤销，干部和部队一起到太岳解放区，后到晋城。4月上旬，张朝赞和潘友謌一起，到南石店豫鄂陕边区党委党校学习。

潘友謌在书中描述了他和张朝赞的一件趣事：“四、五月间，在党校学习当中，每星期天，我和华大魁、张朝赞都步行到十五里外的晋城游玩，在南关一家饭馆喝点酒，吃锅贴、饺子，请客者都是张朝赞。张朝赞何以请得起客呢？我们在陕南郧商县时，一天行军中发现一支獐子站在山头上，张朝赞举枪打死了它，把獐子的睾丸割下收藏起来。獐子的睾丸就是麝香，为名贵药材。我们到晋城后，张朝赞把此药物拿到药店卖了三十万元冀南票（当时在华北解放区流通的一种货币，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上千元钱）。因此，他有钱接连四五个星期天请我们的客。有次吃了锅贴，我给张朝赞开玩笑说：你是神枪手，又有慧眼，认识了獐子睾丸是麝香，从而发了财，不共你的产，又共谁的呢！这话把张朝赞和华大魁都说笑了。从我参加新四军八年来，没有一次星期天休息过。来到老解放区，环境安定，劳逸结合，愉快地渡过星期天一天，生活挺有趣味哩！”

潘友謌在书中讲述的趣事不多，却用这么大篇幅讲述这件趣事，足见他和张朝赞的关系非同一般。另外一名战友华大魁，网上查阅，1949年湖北全境解放后，华大魁先后任湖北军区政治部组织科长、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湖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省委城工部副部长，中共黄石市委副书记、书记等职。

潘友謌在书中介绍，1947年6月15日起，中原部队改变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冀晋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原新四军5师38园改为十二纵队101团，潘友謌任101团政治处主任。他把从郧商县带出来的一批干部，大多数介绍到冀晋鲁豫中央局南下干部团，还一部分到华北大学学习，只留下3名干部和他一起到101团工作，其中便有张朝赞。后101团随部门南下反攻，打了无数次战斗，很多人伤亡。

书中说，南向店战斗后，1947年末，中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中原局决定新四军五师部队（即十二纵队）要尽快离开大别山，进军大洪山，恢复和扩大江汉解放区。十二纵队在湖北麻城北部福田河镇休整五天后，开赴黄安县（今湖北红安县）七里坪。临离开福田河前，根据麻北工委的请求，101团党委决定，将张朝赞、吴德简（网上查阅，解放后曾任麻城县委书记）二位同志介绍到麻北做地方工作。

“临别时，我们有依依难舍之情，没有想到，自此一别，却成了我和张朝赞同志的永诀。朝赞1948年从大别山调回河南遂平县任诸市区区长，1949年遂平解放前夕，其所在区区公所遭当地地主武装袭击，不幸被敌人俘虏，随后在驻马店遭敌人杀害。张朝赞是经过中原突围考验的好同志，虽死犹荣，我常思念他。”这潘友謌在书中的一段话，文中充满了对张朝赞的怀念之情。

分别之后，张朝赞在麻北工作的情况，记者没有找到有关资料。而村民们向记者介绍的张朝赞在敌营8个月，正好是他和潘友謌分别后，回遂平工作之前的那段时间。至于如何从麻北工委去了敌营潜伏，村民们也不知道。

告慰英灵不仅仅是家人在行动

张景芳，张竹园村人，和张朝赞相差几岁，早年参加革命，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平反后安排工作，任诸市乡民政助理，1999年去世。

张景芳离休后，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村志，可惜这本手稿已经不太完整。但记者还是从中找到两处写张朝赞的事迹。

其中一处写到：“1947年春天，国民党11师驻扎到张竹园村，到处抢老百姓的东西。到了秋天，我们的队伍回来了，张竹园村的张朝赞和潘友謌等人来到村中，村里人一见是张朝赞回来了，大家都围过来问这问那，村里人心里的满腹委曲也顿时舒放开来，问张朝赞我们的队伍啥时间回来。张朝赞说，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咱们要和那些坏蛋干到底，这时群众都喜出望外。张朝赞等在村里停留了片刻就走了，村里人都翘首相望，然后各自回家了。”

记者从《硝烟青春》中了解到，1947年秋天，潘友謌、张朝赞所在的部队在周口淮阳县集冢集一带休整了半个多月，后又在项城西南新桥集一带驻下来，一直驻扎到11月末。也许是在这期间，张朝赞和潘友謌等一起，回了一次张竹园村。

张景芳还写到，1948年8月，反围剿的解放大军开来了，这是还没到张竹园，他听到这个消息，就主动到嵖岈山找到了张朝赞等。张朝赞等已经在玉山乡开了全县的大会，把遂平划为几个区，定出各区的人员，张景芳找到他们后就被编为诸市区了，任财政助理，随张朝赞一起工作。这时只是名字是诸市区，而人员还是在西边打游击，到1949年初才逐渐来到诸市街上，成立农民协会等工作。

根据张景芳的记载，1947年秋天，张朝赞和潘友謌等一起回了一次张竹园村。张银刚回忆，自己记忆中父亲回去一趟，也许就是那一次回去。潘友謌提到去过他家，可能也是那一次。

虽然因为张朝赞的“叛徒”之名，村里很多人都受过牵连，但全村人从不相信张朝赞是“叛徒”，而且都非常敬仰他。

张银刚虽然对父亲的印象不深。解放前，因父亲参加革命，母亲带着他和弟弟经常东躲西藏。解放后，父亲还没有平反，家里也曾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来没有怨恨过父亲，而且对父亲十分怀念。

张银刚告诉记者，他父亲牺牲时，他姑父当时也在驻马店。保安团走后，姑父就和烧盆店的村民一起，用牛驼着父亲，把父亲埋在了烧盆店村东头的铁路边。张银刚长大后，就和姑父一起找到父亲的墓，而且每年都要去祭拜。

考虑到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张银刚想把父亲的坟迁回老家，1992年，他找到驻马店地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他迁不迁都可以，已经认定为烈士了，而张银刚说，这是做孩子的心愿，他要守护着父亲。

当年，经民政部门同意，张银刚把父亲的墓迁到自家的责任田里，第二年清明节，诸市乡人民政府为张朝赞立了碑。后来，每到清明节，诸市镇一些学校的师生就去为张朝赞扫墓、献花。2013年清明节，驿城区人民政府又为张朝赞重新立了碑，还用水泥把墓周围圈了起来，这让张银刚感到非常欣慰：“父亲终于可以瞑目了！”

记者去采访时，张银刚带着记者到村西头的地里看他父亲的墓，张银刚小心地用手擦拭着墓碑上的尘土，眼中含满泪水。

“上级没有忘记父亲，也没有忘记我们。”张银刚说，他的身体不好，有多种疾病，几年前，经村委会申报，镇政府为他老俩口办了低保。年龄大了，农活干不动了，有农活时，女儿女婿来帮忙干干，平时，他们也帮女儿接送孩子上学。对这样平平静的生活，张银刚很满足，他希望自己身体能好一点儿，多替父亲守几年墓。

“我们正在筹备建张竹园党支部纪念馆，把遂平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的历史和张朝赞等英烈的事迹展示出来，让后人永远记住这段历史和村里的革命先烈们！”张新年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在收集历史资料，募集资金，希望能早日把这个纪念馆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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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淮水拔剑舞 慷慨悲歌满江红

——记革命烈士孔剑舞

参观孔剑舞烈士纪念碑。

2014年秋天，记者来到正阳县闾河乡河湾村小孔庄，采访革命烈士孔剑舞的后人。小孔庄笼罩在烟雨之中，当地村民正忙着收花生。我们联系了闾河乡河湾村副主任孔德兴，他是烈士孔剑舞同族的重孙。

孔剑舞（1904.5～1932.3）原名孔繁立，字剑舞，又名孔健吾，曾用名孔文彬，闾河乡河湾村小孔庄人。他于1925年入党，是中共正阳县地下党第一个小组长、支部书记，第一任县委书记。他曾任中共商城县委书记、信阳中心县委常委、京汉（信阳）区特委常委、豫南特委书记等职。

1932年3月，在张国焘推行极左路线中他被诬为“右倾”而遭到杀害，年仅28岁。

书写《满江红》词贴床头

孔剑舞生于正阳县闾河乡河湾村小孔庄。他天资聪颖，8岁入私塾，14岁考入县立高等学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中国仍处于受掠夺的地位。

孔剑舞在激愤之余，冷静思考祖国受欺凌、同胞遭劫难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这是政府的腐败、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科学文化的落后造成的，决心为复兴中华、强国富民而奋斗，并书写岳飞的《满江红》词贴在床头以明志。

1922年，孔剑舞考入省立信阳第三师范。在校学习期间，他广泛阅读进步书刊，接受了进步思想，并认真地对社会进行观察和探索，寻求革命真理。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信阳各界人民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和全国各地一样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

孔剑舞在声援斗争中英勇果敢，立场坚定，经受了实际斗争的锻炼。7月，孔剑舞和同学贾子郁、张家铎等人在信阳三师加入了共产党。

1926年7月，孔剑舞从信阳三师毕业，受党组织派遣与同学余子静等一起回到正阳开展党的工作。

1927年4月，正阳县建立起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国民党县党部，孔剑舞和贾一赤、王了凡、余子静都是县党部的执行委员，孔剑舞兼任农工部部长，负责农运工作。

1927年春，为策应北伐，孔剑舞等联合红枪会进城，抓获军阀政府委任的县知事王芳洲和警察所长王仲林，在东关袁家花园召开公审大会。全县群情振奋，人心大快。当时的《大公报》和《北京晨报》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正阳县城南关有一个大寺院叫十方院，有田产3000余亩,主持和尚与县知事相互勾结，鱼肉乡里。孔剑舞率领群众将神像全部推倒，改寺院为学堂，庙产作为兴办教育的经费。

在城内天主教的礼拜堂里，孔剑舞和余子静举办“自治训练班”，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阅读进步书刊，并创办了《火花》油印刊物。

1927年7月，正阳国民党反动分子鄢仰索、徐显庭等人，组织了“清党指导委员会”，公开进行反共活动。他们极力排斥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孔剑舞虽保留了执委的名义，实际已有职无权。

在这种情况下，孔剑舞不气馁、不退缩，改变斗争策略，重点深入农村和各级学校，在贫苦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中宣传马列主义，培养发展新党员，壮大组织力量。

积极发展共产党员

1927年6月，孔剑舞、余子静到中心庙茶庵寺学校，发展了教师孙崇荣（孙舒安、绰号孙罗锅）、王占臣（王襄）、范俊哲、赵国干等入党，建立了中心庙支部，孙崇荣任书记。

1927年9月，在特派员贾一赤主持下，中共正阳支部在城关柏树林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共正阳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孔剑舞任书记。

1928年8月，中共正阳特支以教师联合会名义，在中心庙茶庵寺小学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建立中共正阳委员会，孔剑舞当选为县委书记。

1929年5月，孔剑舞调中共信阳中心县委工作，化名孔文彬。8月初，孔剑舞调任中共商城县委书记。

12月中旬，孔剑舞去鄂豫边特委参加边区特委召开的鄂豫边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行至罗山，遇见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得知代表会已经结束，去特边的道路不通。

他向郭树勋报告了商城的形势，并按郭的意见一同去潢川，参加信阳中心县委在潢川召开的豫东南七县书记联席会议。这时，他们得到商城县城内党组织的报告，豫南五县民团正在联合进攻驻在潢川的国民党暂编第二旅李克帮部，商城县县长宋慎率大部民团前去参加混战，城防空虚。县委和师委经过缜密研究，决定乘机偷袭，攻取商城。

12月24日，红三十二师从斑竹园出发，急行军抵离城二十公里的余子店。第二天黎明，由指战员化装成富绅、商人、樵夫、小贩的先遣队，乘风雪弥漫夺取了南门。主力随后跟进，先攻占了县政府，接着占领了警察局等要害部门，不到一小时，顺利解决了战斗，歼敌300余人，缴枪400多支。

1930年1月，赤城县政府和三十二师在县城召开县、师代表联席会议。出席的代表有120余人。孔剑舞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后，孔剑舞到信阳中心县委任秘书兼任中心县委常委。

4月，中共京汉（信阳）区特委建立，孔剑舞调任特委常委，特委受湖北省委的直接领导。特委根据湖北省委“最近整个工作朝着地方暴动走”的指示，决定以确山县白狗庙为暴动点，派孔剑舞、贾子郁（特委执委）到白狗庙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赤卫队。

1930年8月8日，孔剑舞到正阳龚湾区同区委的同志一起研究策划了龚湾武装暴动，打死后程楼的恶霸程万禄，然后将暴动队伍带往陡沟，开展游击活动。8月19日，孔剑舞又派寇野清、鲍子宽、黄新民3 位同志到正阳中心庙组织武装暴动，给当地的地主豪绅以沉重打击。

1931年5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极力推行者张国焘，在新集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1年12月24日，豫南特委扩大会议在苏区召开，到会的有孔剑舞、贾子郁和各县县委主要负责人、省委派驻豫南的巡视干部、贫雇农代表等共40余人。

当时，张国焘的所谓“肃反”已进入高潮，临行前，有人对参加这次会议表示犹豫。孔剑舞说：“我们是共产党员，要坚持党的原则，服从党的决定”。1932年2月，扩大会议结束，改组了豫南特委，孔剑舞被留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受训”，1932年3月被张国焘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1950年，上级政府追认孔剑舞为革命烈士。

当地政府为烈士立碑

1989年，当地政府为孔剑舞烈士在正阳县革命烈士园建设一个碑亭，由中纪委原副书记郭述申题写的“忠诚的共产党员”几个大字熠熠生辉，成为每年当地学生清明节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正阳县党史办的梁保民告诉记者，当地政府为孔剑舞烈士建立碑亭的时候没有找到烈士的遗体，甚至连烈士生前的一件用品都没找到。

闾河乡河湾村副主任孔德兴，是烈士孔剑舞同族的重孙。他讲起孔剑舞感慨万千，称他们家族都为孔剑舞感到骄傲。

他告诉记者，孔剑舞唯一的儿子孔生生前在正阳县工作，曾经当过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孔剑舞的爱人名叫蒋翠，当初得知孔剑舞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含辛茹苦将孔生抚养成人。后来她从小孔庄回到闾河乡的朱腰村朱席庄生活，直到去世。

蒋翠老人活着的时候，孙女孔予红每年都从北京回来看望她。她一讲起丈夫孔剑舞生前的事情，就泪流不止。不过，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儿子孔生十分争气，成长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据介绍，河湾村有2973口人，以种小麦、花生为生，年轻人平时外出务工，农忙时回来。他们早已经脱离了贫穷的日子，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第15篇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记革命烈士孔繁益

驿城区水屯镇（以前属于汝南县）孟庄村大孔庄过去被人称为老革命根据地，因为在这里建立了中共汝南党组织最早的基层支部之一孔庄党支部，领导建立该党支部的是出生在这里的孔繁益。

2014年11月，记者领命采访革命烈士孔繁益，先是查阅了相关资料，随后又通过水屯镇民政所寻找烈士的后人。几经辗转，记者联系上了孔繁益的孙子孔令义，还特地到孔繁益的出生地孔庄走了一趟。

家乡人对烈士非常景仰

11月底的一个周五上午，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记者一行驱车赶往大孔庄。离开市区向东走约20分钟，汽车拐到了一条向南的村村通水泥路上，不一会就到了大孔庄的村口。

“听村委的负责人说记者要来采访，我担心你们找不到地方，早早地在村口等着。”见记者所乘坐的汽车停了下来，村口站着的一位老年人迎来上来，自我介绍说叫孔国平，曾经担任大孔庄东队生产队长。

孔国平今年63岁，与孔繁益是同门的亲戚。据他介绍，由于孔繁益曾带领很多人参加革命，他在附近村庄的知名度很高。当时肖章等人都到过大孔庄，村里很多人都参与过革命，在孔繁益的带领下，在这里建立了中共汝南党组织最早的基层支部之一孔庄党支部，大孔庄在过去被人称为老革命根据地。

在孔国平的带领下，记者在村子里找到了孔繁益家的老宅子，上面盖着红砖房的大院子。据他介绍，以前孔繁益家住的是三家矮矮的泥胚房，这个院子是孔繁益的后人修建的，逢年过节时他的后人还经常回来。

“村里的人对孔繁益非常景仰，老年人还经常给小孩子讲他的故事呢。”孔国平说，村里有位名叫孔令友的老人，他曾经接触过孔繁益。

在一处新房子的外面，记者见到了今年87岁的孔令友，他称孔繁益对党忠诚、对穷人好、对小孩子关爱。“我七八岁的时候还听过他讲课，那时候他在王坡当私塾老师，对我们这些小孩子非常好。”孔令友说。

据他回忆，由于孔繁益书教得好、人又比较和蔼，所教的学生非常爱戴他。记得有一年过年，学生给他送了一些瓜果之类的零食，在孔令友等人去他家玩耍时，孔繁益立即让家人把学生送的东西拿出来，让孩子们分着吃。

“那时候村里的穷人较多，尽管孔繁益家也并不富裕，但是他总是想着法子救济穷人。”孔令友感慨道，现在村里的老年人少了，知道孔繁益事迹的人也不多了，但是提起他的名字 ，大家还是比较敬佩的。

经过与村民的交谈，记者对孔繁益有了一些了解，在孔国平提供的一本名为《驿城区第七辑文史资料》中，详细记载了孔繁益的信息。

孔繁益，字友三，又名刘方中、刘指南，1893年12月出生在汝南县水屯寨孟庄村大孔庄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共汝南党组织最早的基层支部之一孔庄党支部，参与建立了汝南县最早的一批农民协会组织——联庄会。1941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孔繁益第三次被捕后，被押到西安“西北劳动集中营”，1944年秋被秘密杀害。

参与确山“亮牌”行动

采访孔繁益的孙子孔令义，是在他位于市文化路东段的家中。在与记者约好采访时间后，孔令义便把自己珍藏了多年的书籍拿了出来，那里面都对孔繁益的革命事迹有详细记载。记者看到，这些书中有汝南、确山、驻马店的党史、地方志，还有文史资料。

“我爷爷自幼聪明伶俐，7岁便入私塾读书，后因家境所迫，于1917年弃学从教。”据孔令义介绍，由于孔繁益较早接受马列主义进步思想，上级党组织很快吸收他为共产党员。为宣传革命真理和发展党的组织，孔繁益先后在汝南县的老君庙、闫寨、堰头寺、王坡和确山县的张楼、苏庄等地任教。

1927年3月中旬，马尚德（即杨靖宇）、张家铎、张耀昶、李则青等人决定趁北伐军即将进入河南的时机，把四乡的农民自卫军集合起来，进行一次“亮牌”（即示威）行动，以显示农民组织的力量。

1927年4月4日（农历三月初三）早晨，太阳刚刚升起，马尚德等人便来到了确山城东关大操场，各路红枪会、联庄会员等扛着红旗、大刀、长矛，从四面八方涌进会场，孔繁益带领数百名联庄会员也赶到会场。

“亮牌”行动开始的第三天，全县各地农民越聚越多，邻近各县的农民武装也来了，共有5万多人。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马尚德、张家铎、张耀旭三人组成攻打县城指挥部，并迅速通知汝南、遂平等县党组织带领农民自卫军到确山支援。

“4月7日那天全面攻城，我爷爷带领农民自卫军向北城门冲去。”孔令义说，后来农民自卫军用土炮打塌了确山县城东南角的炮楼，架云梯爬城墙向城内冲去，敌军仓皇逃命。

4月9日早晨，确山城头升起了第一面鲜艳的红旗，这次农民暴动取得了全面胜利，首次解放了确山县城，成立了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这是河南省建立的最早的县级革命政府，在河南农民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抢粮斗争壮大了党的力量

“这书上记载说，您爷爷那时候和肖章曾在一起参加过抢粮斗争？”听完孔令义讲述孔繁益参与确山“亮牌”行动的事迹后，记者想起 《驿城区第七辑文史资料》中记载称，他还和肖章一起开展反饥饿抢粮斗争。

“是的，那时候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原来已经废除的苛捐杂税等又开征，一些土豪劣绅勾结官府衙门，颁发所谓的“派粮单”、“派款令”、“征税法”等，老百姓不堪忍受。”孔令义说。

据孔令义介绍，中共汝南县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掀起抗粮抗税的运动高潮。1932年初春，中共豫南特委派肖章领导开展反饥饿抢粮斗争。农历三月二十日汝（南）确（山）县委在水屯大孔庄区委书记孔繁益的私塾学校内，召开各党支部书记联席会议，研究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抢粮、分粮斗争。

农历三月二十六日上午，肖章、孔繁益、郭钦先等同志带领赤卫队和联庄会员包围了水屯街两旁的几家大粮行，粮行掌柜与伙计一看农民赤卫队的架势，都从后门跑了。直到下午太阳偏西时，队员们才把几家粮行囤积的十几万斤粮食全部分发给周围村庄的贫苦农民。

继水屯抢粮后，汝（南）确（山）边区分粮斗争也风起云涌掀起了高潮，多次把从大地主家抢来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水屯抢粮分粮后，他们还包围了南王寨一地主王某家的宅院，并从那里得到了很多粮食。”孔令义说。

一天夜里，肖章、孔繁益带领50多名赤卫队员，包围了南王寨一地主王某的宅院。由于院墙过高，经过一阵激战，也未能攻破。第二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决定挑选十多名身强力壮的队员搭成人梯，越墙进院打开大门。见赤卫队员冲了进来，多数家丁落荒而逃，王某则趴在床下发抖，不得不交出粮食。

在这次抢粮、分粮的斗争中，广大贫苦农民得到了锻炼，县、区党委及时把一些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壮大了党的力量。仅孔繁益领导的东区，在水屯周围的农村，从1932年春到1933年4月，发展和建立了20多个党支部，发展党员200多名。

曾两次建议王国华入党

记者采访孔令义时，得知孔繁益曾经两次建议王国华入党，之后两人还一同参加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结下了深深的情谊。“对于我爷爷的牺牲，他的老战友原河南省副省长王国华曾在《河南日报》显要位置，以较大的篇幅，以革命回忆录的形式，悼念过我爷爷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说。

王国华人称“王老汉”，确山县北大王庄（今属驻马店市驿城区香山乡）人，少年时靠给地主种地为生。1926年参加革命，后来成为上世纪30和40年代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之一，解放后曾任河南省副省长。

据孔令义介绍，孔繁益与王国华结识后，一直想把他拉到党的队伍中。1928年冬，孔繁益首次向驻马店区委书记郭钦先建议，发展红枪会首领王国华入党。1932年，因王国华在农民“赤卫队”抢粮等斗争中表现积极，孔繁益再次建议他入党。同年，王国华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爷爷除了建议王国华入党外，还帮他解过围。”孔令义说，王国华少年时靠给地主种地为生，农闲时上山打柴卖。他在一次到驻马店柴火市场卖柴火时，差点被敲竹杠，幸亏有孔令义帮忙，才解围脱身。

1933年10月中旬，中共河南省工委派孔繁益、王国华、王国平等人，于1934年1月1日参加中共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先后接见了他们，并作了重要指示。王国华、孔繁益同志也向领导汇报了豫南的革命斗争情况。

朱德总司令最后对他们说：“回去以后，要把你们的游击队拉到‘三不管’的地方去，这样才安全。”两会结束后，王国华留在中央党校学习，其余同志离开苏区，继续领导穷苦农民沿着艰苦的革命道路前进。

一门走出了三忠烈

据孔令义介绍，他爷爷弟兄三个，大哥叫孔繁信，曾任农民“赤卫队”大队长。1928年5月27日，孔繁信在配合确（山）西“赤卫队”攻打确山县国民保安队时不幸被俘，后被残忍杀害。孔繁益的二哥叫孔繁举，受孔繁益的影响，他的儿子孔祥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牺牲时年仅21岁。

“亲人的相继牺牲，并没有打垮我爷爷继续战斗的意志。”孔令义说，他的爷爷曾经三次被捕，最后一次由于被叛徒出卖，在汝南监狱关了数天后，被转到漯河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军法处。

孔令义向记者介绍这件事情时，特地让记者查看了一下《驿城区第七辑文史资料》，上面记载有孔繁益被押送到汝南县城时，写给儿子孔祥刚的书信，那也是他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家书。

“我爷爷在信里交代说，让我父亲与邻居和睦相处，不要惹我奶奶伤心，并嘱咐我叔叔尽量上学，多读书看报。”孔令义在给记者重复爷爷写的家书时，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仿佛能够看到爷爷写这封家书时的场景。

1941年8月，孔繁益被转到国民党专门迫害革命烈士的集中营——西安“西北劳动营”。后被作为重要政治犯押入劳动营特别监管所，又转至胡宗南绥署终南监狱。1944年秋，孔繁益被国民党顽固派秘密杀害，终年51岁。临刑前，孔繁益大义凛然，高呼革命口号。

1982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孔繁益为革命烈士，并发了烈士证书。

据孔令义介绍，他爷爷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孔祥刚即他的父亲，次子叫孔祥英。1944年，孔祥英从开封农林学校毕业后，便参加了新四军，之后因负伤返回家乡。解放前夕，孔祥英被王国华、肖章推荐南下到江西乐安县任职，后定居在那里。

“我们兄妹8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5个是共产党员，后辈们也都很争气，各自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孔令义说，对于爷爷的事迹，他小的时候经常听老人讲，退休后开始收集有关爷爷的书籍，如今已找到20多本。此外，他还喜欢给孩子们讲他爷爷的英雄故事，如今孩子们都能把这些背下来。

16

壮志常随云浪起 雄躯争与山河裂

——记革命烈士吴百源

纪念碑二次易地

4月中旬的汝南县韩庄镇，四处弥漫着浓郁的油菜花香。沿着新修建的村村通水泥路，记者驱车赶往吴百源的老家王楼村。从韩庄镇向西南方向行驶约15分钟后，王楼村就出现在记者眼前。

“你们快看，前面有松柏的地方，就是十九无名烈士墓，吴百源的纪念碑也在那里。”离村庄还有1公里左右，韩庄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田柳青指着田间的一片树林说。

田柳青告诉记者，吴百源的事迹他很早就听说过，也见过别人为他立的纪念碑，但是汝南县党史上没有记载。当他整理镇里的革命烈士资料时，不仅到县党史办等单位查阅材料，而且来到吴百源的老家王楼村，找村里的老人打听情况，最终才确定了吴百源的烈士身份。

听说记者来采访，王楼村原党支部书记吴建国早早等候在那里。

“吴百源的纪念碑在烈士墓的东边，由于立碑的时间太长，上面的字迹已经看不清楚了。”跟着吴建国，记者找到了吴百源的纪念碑。只见两三米高的纪念碑上，刻着“浩气长存汝南县大公民吴公讳君孝字百源纪念碑”几个大字，落款为“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三月初十敬立”。

“民国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历1945年，这个纪念碑是吴百源牺牲后第四年立的。”吴建国说，吴百源是1941年3月牺牲的。他在与日寇作战时头部不幸中弹，最终因流血过多不治而亡。十里八村的群众都敬佩他，为他立了这座纪念碑。碑上面刻有当时参加立碑仪式群众的名字。

记者仔细观察这座纪念碑，发现在纪念碑的左侧，确实刻有名字。粗略估算一下，上面有近300个人名，也就是说当时有近300人参加了立碑仪式，足以证明吴百源在当时非常有名。

“这个纪念碑是我们村的骄傲，虽然距今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但是我们把它保存得比较完整。”吴建国说，吴百源的这个墓碑最初立在驻马店到正阳的公路边，当时有很多人到那里瞻仰。“文革”时，因牵头立碑的人曾担任国民党的乡长，有人把纪念碑推倒了。

“‘文革’结束后，吴百源的革命事迹得到政府的认可，重新把碑立到了王楼村的南边。如今，为了方便管理，由镇政府出资，把这座纪念碑与十九无名烈士墓迁到一起。”吴建国向记者讲述了纪念碑的“起起落落”。

在汝南县韩庄镇王楼村东北角的一块田地里，栽种着数十棵茂盛的松柏树。这里就是人们常提到的十九无名烈士墓。十九无名烈士墓的东北角，一座灰白色的墓碑特别引人注目。这个墓碑有些破旧，上面的很多文字都有些模糊了。

“这就是革命烈士吴百源的纪念碑。每年清明节，十里八村的群众和学生，都会前来祭奠。这里是远近有名的爱国教育基地。”王楼村原党支部书记吴建国告诉记者。

4月15日，记者在汝南县韩庄镇采访时，发现该镇的文化墙上写有很多从韩庄镇走出去的众多革命烈士的事迹。王楼村的吴百源就在其中。

“吴百源是我们镇有名的烈士之一。他的纪念碑就在王楼村，我带你们去看看。”田柳青说。

田柳青的一番话引起了记者的兴趣。得知吴百源的一个孙女就居住在王楼村，记者立即请田柳青带路，一同去探寻革命烈士吴百源的英勇事迹，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英勇事迹广流传

看过吴百源的纪念碑后，在吴建国的带领下，记者一行前往王楼村，去寻找吴百源的第三个孙女。

“吴书记，你这是干啥去啊？”看到吴建国带着陌生人进村，在村口闲聊的几位老人问。

“这是天中晚报社的记者，要采访吴百源烈士的事迹。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可以给记者同志说说。”吴建国回答。听说记者为这事而来，几位老人七嘴八舌地讲起来。

从他们那里，记者粗略地了解到吴百源的一些情况。吴百源1913年出生，自幼聪明好学，从私塾毕业后教书育人。1931年，吴百源参加革命，一直做地下工作，曾在汝确边区抗日游击队担任文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领游击队在王楼一带开展抗日斗争。

1941年3月，吴百源带领的游击队在舍屯李寨与日寇相遇，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敌众我寡，游击队被迫撤离。然而，吴百源头部不幸中弹，而且腿上还中了几枪，虽然暂时捡回了一条命，但最终还是因伤重不治光荣牺牲。

一家四口被残忍杀害

辞别这些老人后，记者来到吴百源的第三个孙女吴妮家中。吴妮正在家里剥花生。三间新建的平房，收拾得非常整洁。见记者到来，吴妮从屋里迎了出来。

“我爷爷长年在外面教书，他的事迹在漯河流传得比较广。那时候，只要一提起我爷爷，漯河的人大都听说过。”吴妮告诉记者，由于她爷爷牺牲后被追认为烈士，她母亲活着的时候，一直享受着国家发放的抚恤金。

据吴妮介绍，她今年67岁，爷爷牺牲时她刚刚出生，那时候大姐8岁，二姐只有6岁。母亲在世时，她经常向母亲打听爷爷的事，知道爷爷是与日本人打仗时牺牲的。再往下问，母亲就不愿意讲了。因为爷爷牺牲的当年腊月，吴妮的父亲、姑姑、奶奶、曾祖母都被人害死了。

吴妮讲到这里时泣不成声。她说，父亲跟随着爷爷的脚步，参加了革命斗争，在确山县竹沟一个机关里担任秘书。由于爷爷的名声比较大，爷爷在世时没有人敢打她父亲的主意。爷爷牺牲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有所行动。

提起那个惨不忍睹的夜晚，吴妮失声痛哭。她告诉记者，母亲曾给她讲述过当时的情形，那是1941年腊月廿五夜晚，因为她小姑第二天出嫁，父亲从竹沟偷偷回到家里。不料当天深夜，一群拿枪的人闯到家里，把父亲从床上拉起来就打。当天，来人用枪打死了她的父亲、奶奶、姑姑和曾祖母。

“要不是我母亲顺着窗户爬到院里，估计我们家的人全没了。”吴妮说，当时她才8个月大，来人把她狠狠地摔在地上。吴妮的姐姐说，吴妮当时嘴角、耳朵上都是血。敌人看她们家只剩下女孩就离开了，吴妮母女这才活下来。

烈士后人低调生活

吴妮的父亲牺牲后，母亲带着她们姐妹三人过日子，虽然比较艰难，但也扛了过来。大姐、二姐出嫁后，怕母亲老了无依靠，吴妮就和丈夫商量，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住。

如今，吴妮的大姐已经退休，在许昌生活。二姐一家在新疆定居。由于吴妮没有兄弟，她承担起照顾母亲的重任，留在村里给母亲养老送终。

“我的日子虽然比不上两个姐姐，但是由于孩子们都比较争气，生活过得倒也幸福。”吴妮说，她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都出嫁了，儿子也有了孩子。平时，儿子外出打工挣钱，她留在家里照看孙子。女儿嫁得不远，经常来看望她。

吴妮说起现在的生活十分满足。她说，有时候想起家里的事，她会跑到爷爷的纪念碑前唠叨一阵。跟爷爷说说话，她的心情就好多了。

“烈士的后人都很随和，不愿给村里、给国家添麻烦。”吴建国说，“文革”期间，吴百源因为其他原因被世人误会，纪念碑被推倒了。后经吴妮的大姐夫张本立多方求证，才得以平反。遭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吴妮和母亲及姐姐也不多说，默默守着英雄留下的净土，做一个受人尊敬的英雄后人。

17

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

——记革命烈士王文昭

今年清明节前夕，记者一行来到汝南县华南公墓（汝南县烈士陵园），寻找李渭滨烈士的陵墓时，发现另外一名烈士王文昭的陵墓。在与烈士陵园的管理人员聊天中，记者得知王文昭在李渭滨等人的影响下，于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在与敌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0岁。

“听说王文昭的一生挺苦的，他的名声也很大，你们应该写写他。”烈士陵园一位姓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王文昭参加革命时才结婚几个月，但此后妻子王真没有改嫁，一直与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并将他们养老送终。

听完工作人员的讲述，记者决定采写王文昭烈士的生前身后事。当记者打听王文昭后代的情况时，该工作人员称，王文昭没有留下子女，他妻子王真前几年去世后，都是王文昭的亲人来扫墓。“我记得有个叫王春兰的老人，这么多年都是她给王文昭扫墓，也许她和王文昭是亲戚。”该工作人员说。

多方打听烈士的亲人

5月22日，记者再次来到汝南县。据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党新爱回忆，她曾与王春兰交谈过，对方好像说她是汝南县第三小学的老师。根据党新爱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汝南县第三小学家属院，寻找王春兰。

经过多方打听，记者终于找到了王春兰的家，但从她女婿倪文理口中得知，王春兰并不在家属院住，几年前搬到驻马店市区与她侄子生活在一起。

“要是按辈分来称呼的话，王文昭应该称我岳母为姑姑，他的事迹我岳母知道得比较清楚。”听说记者要采写王文昭的事迹，倪文理说。

为了能够尽快找到王春兰，记者请倪文理帮忙联系对方。在得知王春兰的具体住址后，记者随即返回驻马店市区采访。

当日上午11时，经过多次与王春兰的侄子王启取得联系，记者终于在位于市风光路南段的驿城区供销社家属院见到了王春兰老人。

“你们一直在找我，够辛苦的！”见到记者后，王春兰说。

由于年纪大了，王春兰行走不太方便，坐在轮椅上由侄子推着。通过与王春兰短暂的交流，记者得知王春兰今年已经96岁了，以前是汝南县第三小学的语文老师，1980年从该校退休。

听说记者要采访王文昭烈士的事迹，王春兰说她知道得比较多，但由于几年前得了一场病，有些事情已记不太清楚了，但是仍能说出一些零碎的东西。

聆听烈士的英雄事迹

据王春兰介绍，虽然她比王文昭小，但是辈分却比他大，王文昭应该叫她四姑姑。王文昭的义父叫王连芳，是汝南城王家巷的教书先生。

王文照乳名叫小文，1908年出生于平舆县庙湾镇一户姓冯的贫苦农民家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苦度时光。小文8岁那年，因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父亲不幸病故，母亲也疾病缠身，母子俩只能靠亲友接济度日。刚过完年，母亲也不幸离去，只剩下小文在村里讨饭吃。

见他可怜，村里的乡邻就把他介绍到了汝南城内王家巷教书先生王连芳家，改名为王文昭。

王文昭来到义父家中后，被义父送到学校读书。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掀起大规模的爱国运动，汝南县城的学生也纷纷响应。此时正在上小学的王文昭，便跟随十几名高年级学生，上街散发宣传单、张贴标语等。

1922年8月，15岁的王文昭考入省立汝南第六中学，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思想觉悟提高很快。

“王文昭参加共产党是受李渭滨等人的影响。”王春兰说，1926年10月，中共党员李渭滨等人从外地回汝南进行秘密活动，组织积极分子阅读马列主义进步刊物。在他们的影响下，王文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王文昭在中共汝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在汝南城关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反革命势力把魔爪伸向中共地下党组织，逮捕共产党人。王文昭随其他中共党员转移到驻马店。不久，王文昭与从山东赶来的青年朱道南一同去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进入叶挺的教导团，不久合并于武汉中央政治学校黄埔分校。

“王文昭刚参加革命时，曾经在汝南县韩庄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从驻马店转移到武汉。”王春兰说。听王春兰讲述到这里，记者想起此前在韩庄采访时，该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田柳青曾说过此事。田柳青告诉记者，因为王文昭在他们那里工作过，那一带的老年人对他的事迹略知一二。但是由于王文昭的工作保密性强，很多人还是在他牺牲之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的。

与敌人肉搏壮烈牺牲

谈起王文昭的革命历程，王春兰说，他从事秘密活动时，才与妻子王真结婚几个月。从驻马店转战到武汉后，王文昭还经常给家人写信，后来就没有了音信。家人只知道他到武汉搞革命，接着又去了哪里、是生是死都无从得知。

记者在《驻马店党史人物》烈士王文昭的介绍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王文昭入党后，先在县城秘密从事革命工作，后被敌人发现，便转移到了城西南的韩庄，后因敌人追捕得紧，汝南不得存身，他便与几位同志决定去投国民革命军。

新婚燕尔，离家从军，这需要很大的决定和勇气。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王文昭想趁夜里摸回家，与家人见一面。可他走到半路又转了回来。他生怕见到妻子理智控制不住感情，误了从军大事。故临行时，他只给妻子留下一封简短的信，让其他人捎了回去。

王真也没想到，从那之后，她和丈夫竟成了永别，此生再也没能相见。丈夫走后，王真与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一直为两位老人养老送终。

“公公去世后，王真就带着婆婆给别人当保姆，她总是去那些曾经当过兵的家庭。”王春兰说，因为王真认为那些人可能知道丈夫的下落。

“一直到解放后我们都不知道王文昭的音讯。我们一家都去找过，可仍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一直认为他还活着。”说到这里，王春兰有些哽咽。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家人在一本名为《红旗飘飘》的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朱道南，写的是一篇有关广州起义的回忆录，其中提到了王文昭的名字。因为王春兰的文化水平较高，此时家人才知道王文昭在20岁的时候已经牺牲了。

王真立刻拜托王春兰给《红旗飘飘》杂志社寄去一封求助信，向杂志社说明情况，想联系到朱道南打听当年王文昭牺牲的情况。

收到真的求助信后，《红旗飘飘》杂志社的工作人员立刻通过多方联系找到了朱道南，并把对方的联系方式传了过来。王真和王春兰等人得知朱道南目前在广州定居的消息后，立刻启程到广州找朱道南。

通过朱道南的讲述，一家人才得知王文昭在1928年已经牺牲了。由于当时王文昭是团里的通讯员，朱道南是团里的炊事员，又一同参加国民革命军，所以两人关系特别好。王文昭牺牲后，还是朱道南把他埋葬的。

朱道南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教导团经过数月长途行军到达广州，并于当年12月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王春兰说，后来教导团退出广州，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并在徐向前等人的领导下，于东江一带粉碎了蒋军多次堵截与“围剿”。

1928年夏秋，王文昭奉令担任赤卫队小队长，活动在东江一带。一次，在海陆丰大安洞附近与敌人相遇，双方开火。面对强敌，身为赤卫队长的王文昭毫不畏惧，沉着指挥，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王文昭也被敌人的刺刀刺中，身负重伤。

当时肠子都流了出来，王文昭捂住肚子继续战斗。他连连刺倒几个攻上来的敌人，后来终因伤势严重，体力不支，倒在血泊中。为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而富贵的生命。王文昭牺牲时年仅20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在短暂而充实的生命史上，定下了闪光的一页。

烈士遗孀得到照顾

得知王文昭牺牲的消息后，妻子王真哭了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也不睡觉。

王文昭的父亲去世得早，王真和婆婆两人相依为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王春兰看母女俩可怜，便想到向民政部门申请补助。然而，虽然乡亲们都知道王文昭参加了革命，但由于当时从事的是地下工作，而且家乡也没有人知道王文昭是如何牺牲的，牺牲在哪里。

“那几年我整天都在往相关部门跑，但由于没有相关的证据只能一次次无功而返。”王真说，后来看到了朱道南的文章，家人又与其相见进行了印证，最后朱道南写了一封证明信，并找当年一些活下来的战友和部队领导盖了章寄了回来，王文昭才被正式认定为烈士。

“也是从那时开始，王真才享受到烈士遗孀应有的待遇。”王春兰说，王文昭被认定为烈士之后，民政部门还给王真与婆婆安排了住处。

“我这位侄媳妇也是个可怜人，丈夫一走那么多年也没想着再改嫁，一直苦苦守着这个家。”王真说，当时的日子过得清苦，因为王文昭有文化、有理想，王真一直对丈夫抱着崇拜的心理，也一直支持丈夫的信仰和所奉献的事业。

当时家里人也劝说王真不要再等了，再嫁个人家好好过日子，可王真不肯。村里人都夸她忠贞，不但持家有道，也孝顺长辈。

由于王真在丈夫牺牲后一直没有改嫁，也没有留下后代，政府除了按时给她发放抚恤金外，还为她请了保姆，照顾她的晚年生活。

据王春兰回忆，虽然王真与王文昭只做了几个月的夫妻，但是她将王文昭父母照顾得非常好。

王真去世时，大家经过商量，最终决定让她在王文昭所在的烈士陵园里下葬，夫妻俩同在一个陵园，也算圆了她多年的心愿。

“王真是我们大家庭的一员，我们为她骄傲。”王春兰说，2006年，王真还差几天不到100岁，家人齐聚在一起为王真过了百岁大寿，没过多久王真就去世了。

虽然自己行动不便，但是王春兰经常会嘱咐后辈要常去王文昭和王真的墓碑前扫扫墓，祭奠这两位王家的英雄。

18

舍身显忠烈 事迹代代传

——记革命烈士吴子平

“谁有本事，也没人家吴子平有本事，人家杀富济贫，那才叫本事。厉害，厉害！”2015年9月29日，当记者走进平舆县郭楼镇张路庄了解烈士吴子平的事迹时，吴子平的孙子吴学校不时重复着自己小时候听到的村上大人们讲述爷爷故事时的赞叹。

吴学校说，爷爷是当时的进步人士，秘密参加革命，经常组织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突袭地主豪绅，没收他们的粮款救济贫雇农，将现金上缴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抢夺敌人枪支作为战斗武器。

同地主、恶霸展开激烈斗争

吴子平，幼名吴乐，1901年出生于平舆县郭楼乡张路庄一个自耕农之家。幼年在本村读私塾，后到汝南读书。吴子平经常阅读进步书刊，思想进步，向往革命。

1927年春，经共产党员、任三师支部负责人贾之郁介绍，吴子平与同村农民张云庆、张栓柱等四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吴子平家举行了入党宣誓，建立了张路庄党小组。在发展党员、进行政治活动时，吴子平总是走在大家的前头，于同年发展李庄村民冯先翟为党员。

1928年春、夏，在党的领导下，平舆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同地主恶霸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吴子平、张国和等人的带领下，大家利用黑夜，经常活动在宿鸭湖周围。他们突袭地主豪绅，没收他们的粮款救济贫雇农，将现金上缴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其后，吴子平等先进人士还组织了李屯暴动。

吴学校讲，小时候听父亲讲爷爷的故事。吴子平的姥姥家是大地主，吴子平就经常到姥姥家要钱财分给穷苦人。有一次，他竟然把姥姥家的一块地给卖了，把卖得的钱分给老百姓，特别是一些家庭困难户。吴子平的侠肝义胆让他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拥护。

在宿鸭湖发动群众参加革命

农民运动斗争的初步胜利，不仅使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压迫有所收敛，更重要的是使广大农民认知了自己的力量，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涨。为了唤醒汝东地区广大农民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推翻旧世界，吴子平还同贾之郁、张国和等人，收集整理了几段顺口溜与民歌民谣，在群众中传唱。

“农民组织起来力量大，地主豪绅咱不怕。一人连成十人团，十人发展成千万。”“工农群众多悲惨，盖楼没房住，织布无衣衫，流尽血和汗……”。

这些歌谣言简意赅，读起来琅琅上口，反映了汝东地区人民对旧社会、旧制度的压迫无比痛恨，对新社会新生活的无限向往，群众爱听易记，经久传唱。

据该村91岁的郭凤发老人讲，当时吴子平等人在宿鸭湖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数千群众参会，大家积极响应。

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1928年春，鉴于汝东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共产党已经在数十个村庄建立了党的组织，经吴子平提议，贾之郁向县委提出应该迅速在汝东区寻机进行武装暴动，打通汝南至新蔡的交通线，设法同鄂豫皖苏区联成一片，建立苏维埃政权，并详细报告了盘踞在汝南至新蔡交通线上几个敌人据点的武装装备等情况。

吴子平当时是高平寺寨工局的班长，对寨兵及武器装备情况了如指掌。根据贾之郁、吴子平等人的意见，县委决定奇袭高平寺寨工队，智取白塔寺店公所，夺取敌人的枪支，为武装起义筹集武器。

5月24日午夜，吴子平与5名地下党员和几位农民积极分子，在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张金西配合下，袭击了高平寺寨工队，夺取2支短枪、7支步枪。

“我小时候上学、赶集走在路上，经常会听到附近群众一边赶路一边讲爷爷的故事。”吴学校说，讲的最多的是爷爷杀富济贫，攻打高平寺后打开敌人的仓库为百姓分粮，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

由于吴子平在当地成了“名人”，也成为敌人捉拿的对象。为了掩护自己，吴子平以做卖面生意为掩护，在正阳、汝南等地活动，秘密搞地下工作。

6月的一天下午，按照县委部署，贾之郁派农民积极分子姬世英到白塔寺店公所与店丁打牌，以监视正、副店长唐有林、王中法的行踪。夜晚10点，唐、王二人回到店公所，姬以拉肚子为名，急忙跑出店公所向贾之郁报告情况。

深夜两点左右，贾之郁带领吴子平等人翻过院墙，冲进店公所后院，乘敌人不备，打灭室内油灯，捉住唐、王二人。吴子平等人将他们拉到院内按倒在地，唐、王二人吓得魂不附体，哭叫哀求饶命。

店丁在前院听到后院的哭叫声，四散逃命。有人宣读二人的罪行后，吴子平执行处决任务。要让这些盘剥人民财产的店丁人头落地，吴子平说时迟那时快，手起刀落，将二人就地处死。然后，他们收缴了敌人的枪支和银元，并将记录盘剥人民财产的账册焚烧，然后迅速转移。

刑场上高呼“共产党万岁”

高平寺、白塔寺两次武装斗争的胜利，打击了敌人，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促进了汝东地区武装斗争的开展。10月，由于叛徒告密，汝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地下党员张国和、董文章等人被捕，吴子平受到敌人通缉。但吴子平在群众的掩护下，仍然在汝东的张路庄一带坚持斗争，

据史料记载， 1928年至1931年，由于苗文斋（记者在网上查阅显示，苗洪轩（1905～），现名苗文斋，河南省汝南县城关镇新华街人。地主出身，学生成分，高中文化程度。1927年2月，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6～10月，任中共西华县委（地下）负责人。10月，在开封被捕，投靠国民党，曾任国民党河南省农协干事，汝南县党部书记长，豫南党务督导专员。l949年逃往台湾，任台湾国大代表，台北市森林局局长。）

在开封叛变投敌，汝南一带笼罩在血雨腥风中，10月底，县委书记贾之郁在汝南城东大唐庄召开脱险人员紧急会议，他鼓励大家一定要克服困难，继续战斗。

此后，张路庄建立区委，吴子平任区委书记。付寨也有个区委，区委书记刘秉义、区委委员刘秉均。不久汝南县委负责人贾之郁等人纷纷撤离，吴子平转移到了确山、驻马店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6月，由于当地土豪劣绅发现其行踪，并告密国民党特务军警机关，吴子平被捕。在汝南的法庭上，他以浩然正气，义正言辞地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独断专行的反动统治，宣传无产阶级的武装革命必胜。

同年7月23日，吴子平被押赴刑场，他大义凛然，大骂汝南县县长曹明礼，高呼口号，壮烈牺牲。

吴学校说，听村上的老年人讲，爷爷在监狱里，腿被敌人打断，但是腿上仍然系着一面红旗 ，在刑场上，他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发动派！”当家人去汝南收尸时，爷爷腿上仍然系着一面红旗。

牺牲50年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我们这一代方圆附近没有人不知道我爷爷的，小时候，到处可以听到人们讲述爷爷的英勇故事，爷爷成为我们后代人的骄傲。1985年，爷爷牺牲50年后经当地民政部门申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吴学校说，当时全家人非常高兴，感到爷爷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了一名堂堂正正的烈士了。父亲跑到爷爷坟前，把这个消息告诉给爷爷，并为爷爷立上了墓碑。

当时，村里的人跑到他家争着看吴子平的烈士证，那时，很多老年人还健在，吴子平又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话题，爷爷的故事在附近村庄传颂。

“后来，上级派人敲锣打鼓来到俺家门口，给俺家挂上了烈属的牌子。”吴学校说，烈属的牌子在门口挂了许多年，成为他们家的荣耀，串门的村民看到后就讲爷爷英勇杀敌的故事。吴学校说，直到他家住的瓦房翻新盖楼房，烈属的牌子才被取下，但父亲一直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它。

上世纪90年代父亲去世时，把牌子和烈士证一起交给吴学校保管。

记者采访时，吴学校和爱人从箱底翻出一个布包，一层层地打开，里面是一张写有吴子平名字并加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鲜红大印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经过多年，烈士证已经破旧不堪。

“我要把这个烈士证放好，代代相传，让孩子们知道，我们吴家有这样一位英雄。”吴学校说，让孩子们好好做人、做事。

烈士后代是村里公认的好人

吴子平牺牲时儿子吴建泰才14岁，如今，吴子平3个孙子已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3个孙子家家祥和幸福，过得很好。

在吴学校家，上下八间楼房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弟兄三人每家都和睦幸福，都住上了楼房，孩子们也能干懂事。”

“吴学校这家人，无论老少，在村上为人没说的。”村民朱国臣说，谁家有什么困难，借钱、借物、帮忙，他们家人都很爽快，他们是村民公认的好人。

吴铁山家娶媳妇，酒席一结束，他就把待客剩下的饭菜整了两大盆端给村里一比较贫穷的人家，平时还经常给那家人送菜、衣服等。因为那家人兄弟几个不但没成家，还有七八十岁的父母，生活十分拮据。

村里有个叫唐今的村民，家里贫穷，每到逢年过节，吴学校兄弟三人都为他家购买年货，有时还给老人送款送物。

吴子平的后代都是朴实的农民，农忙时在家干活，农闲时出去打工。他们踏实能干，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都靠一双勤劳的双手创造着美好的生活。

19

但得苍生济何惜项上头

——记革命烈士赖鹏

12月15日上午，记者敲开赖留英家的大门时，她正和丈夫一起在屋内看书。“这是一本武汉新四军老战士的回忆录，里面有关于我父亲的一篇文章。”赖留英告诉记者，她尽管识字不多，但总是经常拿出来看看。

赖留英今年75岁，汝南县梁祝镇（原马乡镇）人，现跟随儿子在驻马店市区居住。她平时的任务就是洗衣做饭、接送孙子上学，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然而，赖留英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另一个身份——革命烈士赖鹏的女儿。

赖鹏是汝南县有名的革命烈士，16岁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发起和领导了远近闻名的“鞭杆会”，曾担任过马乡中心区委书记、河南挺进兵团第三团团长。为了采访赖鹏的后人，记者通过梁祝镇民政局，找到了赖鹏的一位亲戚付华，并根据他提供的信息联系上了赖鹏的女儿赖留英、堂弟赖永正。

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父亲1913年出生在汝南县马乡镇赖庄村，7岁开始上学。听村里的老人讲父亲的成绩很好。”赖留英说，她父亲先后在赖庄村西高龙寺小学、马乡公立第二高等小学堂（简称“二公”）求学。

赖鹏青少年时期，正值中国连年军阀混战，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赖鹏很迷惘，常想：“老百姓的出路在哪里？”

那时，他在“二公”读书时的老师、中共地下党员张豫斋经常利用讲国文、历史课的机会，向他们剖析社会现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张豫斋所讲述的这些犹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赖鹏的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萌发了革命的念头。

1929年4月的一天夜里，经张豫斋、贾子郁介绍，赖鹏在张豫斋的住处宣誓入党。当时，他刚16岁。

入党后，赖鹏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在30余户的赖庄村，他发展了张长发等积极分子入党，先后建立了3个党支部，成为马乡早期播撒革命火种的年轻人。

记者查阅《汝南县党史》得知，当时马乡一带土地比较集中，很多贫苦农民以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维持生计。针对这种情况，党组织决定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团体，向地主阶级展开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

1929年冬，远近闻名的“鞭杆会”秘密地在马乡成立了，赖鹏是其中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

“鞭杆会”成立前后，胡亮（即赵光福，又名赵国祥）、赖鹏、吴清云等人积极向雇工进行阶级教育，向大伙宣传只有抱成一团，才能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很快，“鞭杆会”就吸收会员上百人。

1930年农历二月初七，马乡古会，“鞭杆会”会员向地主提出要求，给每人发一顶草帽、一条毛巾、一条腰带、200文看戏钱。如不同意，大伙就不干活。此时春耕大忙在即，地主束手无策，只好答应他们的要求。接着，赖鹏等人又引导会员要求增加工钱，使雇工工钱增加一倍。

智斗国民党骑兵第一师

赖鹏的堂弟赖永正现定居在郑州，记者通过付华电话联系上他，并说明要报道赖鹏的革命事迹时，赖永正显得非常激动。

他告诉记者，虽然赖鹏比他的年龄大得多，但是对于堂哥的事迹他知道的却不少。“在赖鹏等人的领导下，“鞭杆会”的势力越发壮大起来，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得到了提高。”他说。

1932年秋，国民党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盘踞在汝南城内的国民党骑兵第一师奉命南调，其前锋一个旅住在马乡。时任中共马乡区委书记的赖鹏接到上级党组织的紧急通知：想办法拖住国民党骑兵第一师，不让他们开往鄂豫皖前线。

然而，当时马乡还没有人民武装力量，要想拖住敌人，只有从政治上和敌人内部矛盾上做文章。

赖鹏经过调查了解到，国民党骑兵第一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对南调打仗不积极。“如果我党‘暴露’一下自己，是否就能给国民党骑兵第一师制造不愿南调的借口呢？”赖鹏想。

经过上级党组织批准，赖鹏带领大家连夜印出了大量宣传单，分发到十几个支部，让他们趁夜深人静时，把传单全部张贴出去。

“听家乡的老人们讲，一夜之间，以马乡为中心，凡有骑兵一师驻兵的地方，都贴有传单。”赖永正说，就连骑兵一师旅部驻地——马乡福音堂院内也出现了“赶走骑兵第一师，百姓好过安生日”的传单。

第二天，骑兵一师的官兵们一见到传单，惶惑不安。当官的慌了手脚，连忙向上级汇报，得到了“就地痛剿”的命令。就这样，赖鹏等人成功牵制了骑兵一师，支援了鄂豫皖反“围剿”斗争。

曾任挺进团第三团团长

1934年，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赖鹏在马乡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做掩护，与胡亮等人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根据新的斗争形势，赖鹏以“抗日保家”的名义，在学生中开展课余军事训练，为发展革命力量做准备。

“我堂哥本是一介书生，却在那时候练成了远近闻名的‘神枪手’。”赖永正告诉记者，赖鹏的个子有一米八左右，自幼就爱习武、打抱不平。

记者在付华提供的《沈丘县志》上看到，1936年赖鹏任中共马乡区委书记，1940年任马乡中心区委书记，其领导的游击队力量更加壮大。国民党汝南县政府异常恐惧，密令县保安队偷袭革命武装，并对赖鹏三次下令通缉。

1940年春，在国民党发动的大规模反共高潮中，中共汝南地委组织大批干部撤退。有一次，敌人偷袭罗庄，赖鹏掩护游击队转以后，自己尚未撤出村庄已被包围，枪声四起情况危急。这时，赖鹏临危不惧，沉着应变，自身单枪冲出重围，从此他名声威震城乡，敌人闻之丧胆。

当年夏天，时任马乡中心区委书记的赖鹏率领本区6人，离开马乡到淮南，参加淮南革命斗争。1943年春，中共淮南工委和淮南支队成立，赖鹏先后任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

第二年的7月14日，赖鹏奉命率领淮南支队挺进淮北。20日首战姜寨，全歼国民党顽固派宋店乡中队，俘敌100多人，缴枪100多支，活捉并处决了乡长、中统特务李定祥。

不久，淮南支队改编为游击兵团第三团，赖鹏任团长。三团在淮北敌后广阔区域内，南北转战、东西驰骋，袭击确山日寇，消灭地方敌伪顽匪。他所在的三团在扩大地方武装，开辟和巩固汝（南）正（阳）确（山）、汝（南）蔡（上蔡）遂（平）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6年6月，赖鹏随部进入陕西。在陕西洛川战斗中，他一边指挥部队，一边用机枪占领有利地形封锁山口，打得敌人不敢抬头，被誉为“神枪手”。后来，赖鹏所在的部队又改编为河南挺进兵团第三团，转战于确山、桐柏、湖北随县、信阳尖山等地。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中，还能查到我伯父的信息。”付华说。记者看到，在该书的第529页豫南指挥部挺进第3团目录中，赖鹏任团长一职。而在该书的另外一页新四军军分区挺进3团目录中，也能找到赖鹏任团长职务的信息。

英勇牺牲时年仅34岁

“听村里的老人讲，我父亲不仅治军有方，作战机智勇敢，而且为人朴实豪爽、热情诚恳。”赖留英告诉记者，她珍藏的那本《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里，有一篇新四军战士邓德春写的回忆录，最后一个章节描述的就是她父亲赖鹏视战友为亲人的故事。

记者在这本书的第330页看到，邓德春以《怀念赖团长》为题，讲述了赖鹏教他认字写字、为他煎药、把马让给他骑的故事。

邓德春回忆说，在部队里，不论战士、通讯员、警卫员、炊事员，在赖鹏面前都无拘无束。作为赖鹏的警卫员，邓德春也感受到了他的关爱。

邓德春是个孤儿，12岁参军时一字不识，赖团长每天教他认字写字。有次部队突围时，邓德春正患伤寒，赖团长二话没说，便把马让给他骑，自己却忍着胃疼步行前进。

“我父亲是在1947年牺牲的，那时候他才34岁。”赖留英说，1947年7月，豫东沈丘一带，连日阴雨。7月12日凌晨，沈丘大恶霸杨显卿的儿子杨景文、赵万顷的孙子赵汝贤等，勾结匪首张红亮部二三百人，突然袭击中共沈（丘）鹿（邑）淮（阳）县联络站驻地张保园村。

此时，赖鹏和几名随员正住在村内。与他们同住一个村的还有我党政军干部和伤病员二三十人，有战斗力的仅有19人。面对数百名来势凶猛的匪徒，赖鹏指挥战斗人员英勇还击，打伤了一些敌人，掩护部分同志冲出重围。

然而，敌我双方兵力过于悬殊，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赖鹏等人不幸负伤被俘。7月23日，赖鹏等8名同志被秘密杀害在沈丘老城西关外。

“我父亲牺牲时家里人都不知道。和他一起走的同村人回来报信时母亲还不相信，直到烈士证发下来才确认他真的离开了我们。”赖留英说，父亲去世后母亲非常悲伤，把烈士证放在他们都不知道的地方。后来母亲去世后，他们家的老房子也在政府的帮助下翻新了，但是父亲的烈士证却找不到了。

后人过得平淡而幸福

据赖留英介绍，父亲去世时她才8岁，哥哥读小学。从那时候起，她兄妹两人便和母亲、奶奶相依为命。“从记事起，我只见过父亲一面。”说起几十年前的往事，赖留英忍不住哭了起来。

她已经记不清那时自己几岁了，只知道父亲回来时是一个冬天的夜晚，简单地问母亲家里的情况后，穿着衣服就进入了被窝。“可能是父亲担心夜间有什么变故，回来睡觉时连衣服都不敢脱，天没有亮就走了。”赖留英说，那时她迷迷糊糊地看到，父亲走时穿着一个棉大衣，嘱咐母亲几句话便离开了。

她告诉记者，父亲牺牲后没人知道他埋在哪里，还是她堂叔的女婿付华翻看汝南县志时，发现她父亲在周口市沈丘县牺牲。1989年，付华陪伴赖留英的母亲到沈丘民政局打听消息，才知道赖鹏牺牲后葬在沈丘烈士陵园。

据付华介绍，赖鹏牺牲时是团级干部，在当时的沈丘烈士陵园比较有名，陵园里还专门有关他的简介。“当年我陪伴大娘（赖鹏的妻子)去沈丘扫墓时，沈丘民政局的有关领导和烈士陵园的领导非常重视，不仅给我们安排了住宿，还陪我们一起到烈士陵园祭奠我伯父。”付华回忆说。

“当看到我伯父的陵墓时，我大娘非常伤心，但是看到陵园的工作人员把伯父的陵墓打理的非常整洁时，她内心也感到非常欣慰。”他说，他们在沈丘住了几天，回来时民政局还特地给他们拿了一些钱，说是沈丘人民的一点心意。

赖留英说，她母亲生前只给父亲扫过两次墓。母亲患病在床不能动弹时，特地交待赖留英，让她常去给她父亲扫墓。后来，赖留英在丈夫张庭运的陪伴下，多次到沈丘烈士陵园祭奠父亲。

“父亲是为国家牺牲的，我们做子女的都为他感到自豪。”赖留英说，如今她哥哥已经去世，哥哥的几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她的儿女也都结婚生子。虽然日子过得不太富裕，但是大家都感到很幸福。

采访结束时，赖留英说她还有一个心愿未了：因为身体越来越不好，她希望在自己还能走动时，到沈丘祭奠一下父亲。

20

满天风雪满天愁 革命何须怕断头

——记革命烈士李文魁

2015年3月22日，多云，有风。

李毛子吃过早饭，在女儿的陪伴下，来到位于市雪松大道中段的建业市场，准备买些冥币，到平舆县烈士陵园祭奠他的父亲李文魁。

李文魁是平舆县万金店镇马桥李庄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英勇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李毛子是李文魁的儿子，今年68岁，现居住在市骏马路中段一家属院。记者通过平舆县民政局、万金店镇民政所，最终与李毛子取得了联系。

“我父亲放弃当时安稳的生活，投入革命洪流，牺牲时年仅35岁。”李毛子告诉记者，父亲牺牲时他一岁多，姐姐也只有五六岁，如今姐姐已经退休，在郑州居住。

年少时思想进步

据李毛子介绍，他父亲李文魁1914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家里有土地百余亩。由于这些都是通过上辈人辛苦劳动换来的，所以李文魁家仍然省吃俭用。

“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从本村教师、以族兄相称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华轩那里，借阅进步书刊。”李毛子告诉记者，他父亲对这些书百读不厌，逐渐产生了对黑暗社会压迫剥削现象的不满情绪，对土匪、杆匪等更是深恶痛绝。

1929年，15岁的李文魁在黄庄上学时，每逢周六都会和几名同学步行几公里，到南刘保寨学校开会，参加中共地下党为进步学生组织的讲习小组，传阅进步书刊。

1931年，李文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淮阳高中。这所学校是豫东南几个县的最高学府，也是进步青年集中地。李文魁在此参加了共青团读书会，并成为读书会的骨干。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控制得很严，经常暗中抓人、严刑拷打。一次，李文魁被国民党军警逮捕。经过学校中共党组织负责人白先生的营救，他被释放。

1934年，李文魁从淮阳高中毕业后，一边以老师的身份作掩护在家乡教学，一边暗中协助中共党员李华轩从事革命活动。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的李文魁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学校任教期间，李文魁经常利用讲台向学生传播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此外，他还通过演讲、座谈会和报告会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同年，经李华轩介绍，李文魁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父亲组织过联庄自卫队，并配有武器。”提起父亲的事迹，李毛子充满自豪感。他告诉记者，1938年，他父亲和李华轩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在万金店一带组织了联庄会和青年救国团，并以联庄会和青年救国团的积极分子为骨干，组织了一个有130人、40多条枪的联庄自卫队。

此后，李文魁与共产党员张金西、徐达山、宁飞等人取得联系，经常在一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彼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我父亲还鼓励农村进步青年参加新四军、八路军，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李毛子说。

1941年5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李华轩、张国和等人分别转移到新四军四师、五师抗日根据地，李文魁奉命以教书职业为掩护，继续在当地开展地下斗争。

对待同志如亲人

李毛子说，他父亲在家乡从事地下工作时，村里有不少人加入共产党。关于李文魁的这一段工作经历，李毛子说他的姐姐李敏指导的比较多。随后，记者在李毛子的帮助下，联系到了在郑州定居李敏。她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我父亲从事多年的地下工作，因为他的身份，给家里带来了不少麻烦。”

李敏说，那时候，父亲经常夜里带陌生人回家，特别是在春节来临之际，一些有家不敢回、有家没饭吃的战友，都会被父亲邀请到家里。当时她家是两层土楼，那些人来后住在二楼。一日三餐都是她母亲把饭菜端到楼上。

“我母亲明白国民党要是知道这种情况，他们要掉脑袋，却从来没有阻止过父亲，对他的战友像亲人一样，临走时还送些路费、衣物之类给他们。”李敏说，父亲心地善良，不仅视党内的同志如兄弟，对村里的穷苦农民也是尽力资助。

1942年秋，河南大旱，秋作物全部枯死，因庄稼歉收发生了饥荒，很多人被饿死。凡附近村民有揭不开锅的，只要前往李文魁家借粮，他都会慷慨解囊。借出去的粮食不管多少，李文魁和家人从来没有找他们要过。

“当时村里人都说我父亲是好人，却不知道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李敏说，其实这些济困扶危高尚品德的养成，除了我父亲心地善良外，还与他接受党的教育有关。

被捕入狱坚贞不屈

1943年，李文魁被国民党逮捕，在监狱中受尽了酷刑。但他坚贞不屈，始终坚守党的秘密，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铮铮铁骨。

关于他这次被捕的情况，李敏说：“1943年春天一个晴朗的下午，祖母抱着我在屋外坐着，母亲在做针线活。忽然外面传来狗叫声，从村东边来了一群穿戴整齐、身挎短枪的国民党官兵，个个盛气凌人。母亲给他们拿烟不吸，倒茶不喝，说是来找我父亲的，叫我父亲出来。”

那天正好李文魁和战友在家中聚会，吃过午饭后送他们出村去了。听说李文魁送客不在家，那些官兵就离开了，谁知他们在村口等着他。李文魁此次入狱历时半年，经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才出狱。然而，监狱里的严刑拷打使李文魁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出狱时家人是用车把他推回来的。

讲到父亲受刑后的惨状，李敏在电话那端泣不成声：“我目睹了父亲被抓及他出狱时的悲惨景象，至今难以忘怀。”她说，由于父亲有一段时间不能走路，母亲每次做好饭后都要端到他跟前。

半年的牢狱之苦虽然摧残了李文魁的身体，但是没能摧垮他坚强的革命意志。李文魁的身体稍有康复，又和李清朗、史克靖等人取得联系，重新投入战争。

儿子被掳后仍坚持作战

1947年10月，中共汝南县委、汝南大队在平舆建立了杨埠、龙王庙、平舆、万寨、西洋店5个区工作委员会，李华轩任龙王庙区区长，李文魁、史克靖任副区长。此后，他们三人在万金店、马桥李庄、双庙一带分头工作，动员青年农民参加革命。

“我父亲与国民党作斗争，敌人为了让他屈服，把我刚满一岁的弟弟掳走了。”提起弟弟被掳走一事，李敏再次哽咽。她说，1948年1月，李华轩、李文魁带领龙王庙区中队在刘寨活捉了国民党区长刘景晰、土匪司令董步新、大劣绅刘子岭。当时的土豪劣绅、土匪等邪恶势力对他们恨之入骨。

同月，敌人纠集当地土匪，将李文魁刚刚一岁的儿子李毛子抢走，以割耳撕票相威胁，让李文魁向国民党屈服。“我母亲在生下我之后，又过了几年才有了弟弟，她和奶奶自然疼爱有加，在敌人抢走我弟弟后，她们苦苦哀求父亲向敌人妥协，但是父亲却不为所动，毅然选择了同敌人作斗争。”李敏说，那时她母亲和奶奶天天以泪洗面，父亲对家人稍作安抚之后，便率领区中队奔赴新的战场。

见李文魁并不向他们妥协，当地土匪黔驴技穷，只好将李毛子转移到安徽境内。

1948年1月，龙王庙区中队奉命转战到新蔡县的李庄桥，由于通讯员未能及时报信，区中队与国民党十一师骑兵连相遇。因敌我力量悬殊，战斗失利，李文魁和战友史克靖等8名战士被俘。虽然敌人对他们用尽了酷刑，但是李、史等人自始至终坚贞不屈。

“我父亲牺牲时只有35岁。”李敏哽咽道，当年1月11日上午，敌人将她父亲等人拉到了李庄桥清真寺东南角枪杀了。新中国成立后，在上级党组织的关心下，公安机关把抱走李文魁儿子的土匪捉拿归案。李毛子与家人分别两年多后，重新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

他的教诲后人永远铭记

相对于弟弟李毛子来说，李敏是幸运的，至少她曾经见过父亲，并对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牺牲时，李敏已经懂事了，她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做人就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她和弟弟从来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在工作和生活中时刻牢记住。

李敏说，父亲牺牲后不久，爷爷也因伤心过度离世了，留下她和弟弟与母亲、祖母一起生活。然而，生活的艰辛并没有让他们丧失信心，她和弟弟相继进入学堂读书。后来，她通过努力留在了郑州，和父亲一样教书育人。如今，她已经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孩子们也都成家立业，生活得很安定，一家人其乐融融。

“我父亲牺牲时尸体没有找到，只在县烈士陵园里有一个陵墓。2009年，我为他在老家李庄立了一个碑，用来纪念父亲。”李敏说，每年她都会带着孩子们回老家，到烈士陵园扫墓，到村里看看父亲的碑，告诉孩子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应该好好地珍惜。

“相比父亲的丰功伟绩，我很惭愧，但是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我的心里也是踏实的。”李毛子说，他和老伴有三女两男，两个儿子和二女儿在外地生活，大女儿和小女儿则留在驻马店。他从平舆土产公司退休后，便来到驻马店生活，日子虽然平淡，却能感觉到平凡生活中的幸福。

采访即将结束时，李毛子向记者展示了他父亲的烈士证。据他介绍，这是他父亲留给他们唯一的物件，已经在他身边保存了几十年。今后，他会把它交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把父亲的英勇事迹流传下去。

21

怀有救国之心 誓死跟着党走

——记革命烈士许尚珍

正阳县熊寨镇大许庄村南的一处田地里，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松柏树。这里是烈士许尚珍的墓地。如今，这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时节，十里八村的村民和学校的学生全自发地来祭奠烈士，为许尚珍烈士扫墓。

近日，记者来到 正阳县熊寨镇大许庄村，通过走访村里上了岁数的老人，倾听他们讲述许尚珍的故事，对许尚珍烈士的一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村民们的眼里，许尚珍是一位热血青年，他立志用所学知识振兴当地的农业，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后来，在“实业救国”行不通的情况下，他开始接角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许尚珍一生无怨无悔，誓死追随中国共产党。

接受进步思想 立志“实业救国”

许尚珍，1898年1月出生于正阳县熊寨镇大许庄一个地主家庭。家里有田地600多亩，房屋二三十间，并开办有槽坊和粉坊，人称“许家大院”。

许尚珍自幼入乡村私塾读书，后考入汝南园艺中学。“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年轻的许尚珍受其影响，经常阅读进步书刊，逐步接受了进步思想。从汝南园艺中学毕业后，许尚珍考入开封农业专科学校。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立志用所学知识振兴农业，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1926年，许尚珍从开封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从事种植业。

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支持党的地下工作

记者在与大许庄的老人们交谈时得知，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许尚珍开始与共产党员接触。经过了解和交流，他从共产党员身上看到了国家振兴的希望，并积极支持共产党的各种活动。

正阳县史志办负责人告诉记者，1928年秋，中共正阳县委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决定开始筹集枪支，开展武装斗争。许尚珍把自己的手枪给了他的外甥李卓英（共产党员）。在李卓英的带动下，当地很快成立了一个游击小组。

之后，当时的信北区委以当地进步人士许尚珍等人的力量作掩护，发动群众组建农民游击队，发展农会会员，扩大党团组织。在数月之内，信北区委就在当地发展农会会员1000余人。

1930年，我地下党游击小组在白沟庙组织暴动中，许尚珍同进步民主人士余旭轩、张明斋等筹建地方武装。其间，许尚珍先后献枪7支。在许尚珍的带动下，郑立钊等进步人士，拿出100多支枪交给地下党组织，以献枪的方式支持白沟庙暴动。

白沟庙暴动之后，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了解的许尚珍等人，放弃“实业救国”的想法，屹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

据史料记载，1931年，许尚珍出任正阳县政府建设科科长，并以此身份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在许尚珍的帮助和掩护下，党组织在他家乡的何李店、小李庄等地发展党员数十人，并建立了区委和几个支部。他的堂兄弟及他家的一些雇工也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积极筹建抗日武装 进行抗日游击活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许尚珍利用在正阳县政府的公开身份，密密从事我党的地下活动，传递情报、组建地方武装。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许尚珍为豫南我党的地下活动，作出了突出贡献。

据正阳县史志办负责人介绍，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以肖店、张店、杨店、胡冲店、熊寨、梁庙等地为中心，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爱国青年张习山、阎静宇、罗振彦、罗振亚等人深入乡村学校宣传抗日救亡道理。他们通过许尚珍等人做通了国民党正阳县长的工作，正式成立“正阳县抗日救亡服务团”。

之后 ，许尚珍积极参加筹建抗日武装活动。他以合法身份，通过各种渠道为我党购买枪支弹药，并在他的家乡大许庄村办起了造枪厂。

1938年3月，日寇先后占领与正阳县相临的罗山、信阳等地。为抗击日寇对正阳县发动袭击，中共正阳县委通过许尚珍动员郑立钊、余旭轩、张明斋,把他们的私人武装与胡冲店、肖店等地的我党地方武装人员联合起来，在确山县杨店成立了正阳抗日自卫队。正阳抗日自卫队成立后，以确山杨店为中心，以霸王台为基地，公开进行抗日游击活动，并在正阳全县组织成立“联庄会”，“联庄会”成员大部分是当地的爱国青年和农民，这些人员后来成为正阳县抗日的中间力量。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1939年，地下党员李卓英通过其舅舅许尚珍，结识了当时任国民党正阳县大队长的乔玉林，并通过乔玉林做国民党正阳县长刘万斯的工作。

李卓英在取得刘万斯的信任后，得以出任正阳县梁庙乡联保主任。后来，李卓英利用这一合法身份，联合宋店、熊寨、胡冲店、兰青等5个联保的枪支，成立抗日自卫大队。这支拥有500多人的队伍成为正阳县西南第一支公开的抗日武装力量。

若大的许家大院 成党的接待站

81岁的村民许庭玉，是许尚珍的堂弟。他告诉记者，1939年冬，竹沟惨案之后，国民党顽固派气焰嚣张，我地下党组织处于艰难的隐蔽状态。这时，许尚珍利用其在国民党正阳县政府任职的便利，积极为党组织提供活动场所。1940年，中共汝南地委书记王景瑞通过杨店区委书记李连华结识了许尚珍，许尚珍通过自己的公开身份，为王景瑞和我党开展地下工作作掩护。

记者从与许庭玉的闲聊中得知，1941年春节，日寇侵入正阳县与确山县交界的杨店一带。当时，王景瑞从汝南县胡泽民家赶到正阳县的许尚珍家，在许尚珍的帮助下，利用许家大院策划并发动抗日活动。之后，正阳、汝南、确山的地下党员隔三差五地会聚到许家大院，他们在许家大院这个安全的地方多次组织抗日活动，许家大院也成为我党的地下接待站。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张旺午曾到正阳县视察我党的地下工作，视察期间就住在许家大院，许尚珍对张旺午以宾客相待。

许庭玉说，由于许家家大业大，社交、应酬广泛，来往许家大院的客人众多，许尚珍就利用许家大院掩人耳目，使共产党的大批干部，通过许家这个“中转站”安全地转移到安微省的淮南抗日根据地。

许庭玉虽然年世已高，但他耳不聋、眼不花，记忆力很好。他说， 1944年春，许尚珍在正阳胡冲店任联防队长，掌握着这一支名叫“抗日民众自卫队”的武装。当年的8月初，许尚珍、余旭轩等带着这支“抗日民众自卫队”约1000余人，公开打出抗战的大旗，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斗争。当年冬天，“汝正确”（汝南县、正阳县、确山县）党政军机构相继成立，由于堂哥许尚珍的身体不好，便辞去了军职，担任“汝正确”抗日民主政府参议会副主席，但他仍然在地下从事我党交办的工作。

抛家别舍转移 誓死跟着党走

正阳县史志办从事对许尚珍资料收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946年6月，由于当地的形势恶化，党组织考虑到许尚珍的地下党员身份已经公开，不便留在当地工作，就安排他转移。许尚珍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毅然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带着老伴和两个孩子离开老家，随军撤退。许尚珍刚离开大许庄没几天，国民党反动派就派人来到许家大院，没有抓到许尚珍，国民党反动派派去的人就把许家的财物抢掠一空。

据工作人员讲，许尚珍离开家乡后，其与余旭轩等进步人士随部队转移到京广铁路以西的确山县竹沟孤山冲一带，与汝正确边区的党政干部编为一个大队。此时,许尚珍的身体愈来愈差，突围时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行动十分艰难。考虑到许尚珍的实际情况，党组织想把他隐藏在当地治病，可他对我党找他的负责人鲁彦卿说：“我誓死跟着党走，党组织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而许尚珍的堂弟许庭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49年 3月，正阳县解放，当时的县人民政府安排许尚珍到县农场任场长，他二话没说就走马上任去了县农场。

1950年，正阳县进行土地改革时，许尚珍出任县土改委员会副主席，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中……许尚珍的病由于长期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这年冬天，许尚珍终因有病不治而去世。

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民族精神

记者在大许庄采访时，已找不到许家大院的影子，但却看到该村村民的宽敞民居再也不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土坯房了，家家户户盖起了红砖瓦房和小洋楼。听说记者来村里采访和了解许尚珍烈士的事迹，不少村民放下手里的农活，将记者团团围着，你一句我一言地向记者讲述他们所知道的许尚珍的故事……

“许尚珍是我的大堂哥，从小我就很崇拜他。”81岁的村民许庭玉说。

“看，这是俺村孩子们为许尚珍烈士扫墓时的照片。”大许庄村小学老师许宪中听说记者到访，专门回家拿出五、六张照片给记者看。照片上，孩子们扛着国旗、少先队旗，整齐地站在许尚珍烈士墓前敬队礼，并为烈士扫墓。

为了让记者去村外的许尚珍烈士墓地看看，许宪中顾不上吃中午饭，他带着记者来到了离村1公里的许尚珍烈士的墓前，向记者描述他父亲是怎样向他讲述许尚珍。他说，在他很小的时候，其父亲就让他向许尚珍烈士学习，在他父亲的心中，许尚珍是位有学问、有智有谋、英勇善战的大英雄，也是大许庄人的骄傲。为此，大许庄的村民们自发出钱，为许尚珍烈士修建了目前的这个大墓。

许宪中告诉记者，许尚珍的女儿许哨虹解放后一直在外省工作。1986年，许哨虹带着她的外孙回到了大许庄，当她去村南的父亲墓地，看到村民们自发为自己故去的父亲修建的大墓后非常感动。

为了报达大许庄村乡亲对父亲的厚爱，几十年来，许哨虹以及她的外孙不断地资助村里的困难人家，同时，将她在外地收集到的致富信息，传递给大许庄村的村民。如今，大许庄村的村民在许哨虹帮助下，大部分村民不但摆脱了贫困，而且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22

为报国投身革命 被捕后宁死不屈

王宪东是遂平县嵖岈山镇常韩村人，他1913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6年，23岁的他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从此跟着李先念的部队南征北战。参加革命10年，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工作者。在党的委派下，他回家乡参加革命运动。回乡2年，他成了当地穷苦百姓的精神支柱。看着王宪东威信越来越高，当地一名叫王德的地主出卖了王宪东。（因为当时王宪东的家乡还是国民党统治区，所以王宪东的身份并不敢暴露。）1948年王宪东被国民党抓走。入狱后，王宪东宁死不屈，不肯供出地下党的名单，被敌人残忍地活埋了。王宪东牺牲时只有35岁。

9月20日，记者来到烈士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采访了烈士的后人。“我父亲被活埋的时候我不到两岁，我对父亲的所有记忆都是母亲和哥哥讲的。”王宪东的二儿子王清顺告诉记者，尽管父亲被杀害时他还小，但是父亲的精神却影响了他和哥哥的一生。王宪东的长孙王留全对爷爷的故事耳熟能详。他告诉记者，自己就是听着父亲讲的爷爷的故事长大的。说起爷爷，王留全流下了眼泪：“想起父亲说的爷爷被活埋，家人连尸首都没有见到，我就很难过。”听着王留全的讲述，记者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满腔热血投身革命

王宪东1913年出生在遂平县嵖岈山镇常韩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消息闭塞，王宪东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为了能参加革命，王宪东偷偷阅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和一些进步人士交往，借此提升自己。这些经历为他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没有参加革命之前，他和同乡的王宽、王景宇等人一起组成了爱国小组，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机会加入共产党。

爱国小组的几个人经常向当地老百姓宣传革命道理。这个没有名称的爱国小组，极大地激发了当地百姓的爱国热情，尤其是不少年轻人的爱国热情。王宪东经常向当地百姓讲一些爱国人士的故事，很多青年在这个爱国小组的感染下，后来都和他们一起走上战场。

尽管成立了爱国小组，但是王宪东等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投身革命。几个人曾经商量一起到红色根据地去找党组织，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离开家乡。

直到1936年，李先念的部队经过常韩村，部队在常韩村作短暂休整，停留了一段时间。看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几个人心动了。

当时王宪东已经成家，大儿子王铁栓才1岁。经过一番考虑和痛苦的抉择之后，王宪东还是离开了妻子和年幼的儿子投身革命。他告诉妻子，有国才有家。妻子王辛氏也含泪表示支持他参加革命。部队离开的时候，王宪东、王宽等人一起加入了这支部队，他们跟着部队南征北战，让他和家人想不到的是，这一走就是10年。

为了革命 他10年未归

从1936年投身革命，到1946年回家，王宪东跟着部队南征北战10年，他从一名青涩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儿子王铁栓也长成了10多岁的孩子。

“10年杳无音信，家人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在人世。”王留全告诉记者，父亲王铁栓每次讲起爷爷10年不回家的事时都一脸骄傲。王留全告诉记者，当时全村人都以为王宪东在战争中牺牲了，如果还活着，不可能10年都不回家。

然而1946年，王宪东突然回到了家乡，给家人和乡亲们一个大大的惊喜。王宪东是带着任务回乡的——发动群众，参加革命，为解放全中国作贡献。回乡的王宪东很快当上了常韩村的村长，他带领村民打土豪，向村民们宣传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他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的百姓，很多老百姓在他的感染下，自发抵抗国民党的统治。王宪东在当地百姓心目中越来越有威信。他成了大家的精神支柱，也成了老百姓口中的“穷人头儿”。

从1946年到1948年，王宪东一直生活在常韩村，为了圆满完成党交给的发动当地群众的任务，他白天干活，维持生计，养活家人。当时王宪东的大儿子11岁，二儿子王清顺也在他回乡的第二年出生了。几张嘴等着吃饭，王宪东每天辛苦劳作，但这些挡不住他干革命的热情。白天干活，晚上他就深入群众家中，向大家宣传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在王宪东的宣传下，当地有志青年都成了王宪东的革命战友。

地主告密他突然被捕

回乡之后，凭着对群众的一片爱心，王宪东很快当上了村长，他带领穷苦人民闹革命，取得了不少成绩。当时，党的形势一片大好，解放军在全国各地连战连捷，也建立了不少红色革命根据地，王宪东在当地受到群众的好评。

王宪东所在的常韩村当时属于玉山镇，玉山镇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当时国民党正在实施白色恐怖统治，不少热血青年和共产党人被残忍杀害，王宪东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捕的。

当地有些地主和土豪对国民党的统治还抱有希望，认为共产党侵害了自己的权利，他们痛恨共产党。常韩村的地主王德就是这样一个人。王德有一个侄子。王德和侄子帮助国民党士兵逮捕了王宪东。

1948年的一天，王德突然将王宪东叫到自己家中，他一边让王宪东帮自己修房子，一边让自己的侄子到玉山镇向国民党统治者通风报信，称王宪东是地下党。王德的侄子带领一队国民党士兵赶回王德家中时，王宪东还正在帮助王德修房子。

赤手空拳的王宪东根本不是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的对手，他寡不敌众，在王德家中被捕。

王宪东被捕的时候村民们都不知情，直到解放后，村民和王宪东的家人才知道王宪东被捕和被杀害的经过。

宁死不屈他被残忍活埋

“他宁死不肯供出地下党的名单，最后被敌人残忍活埋。”王宪东的孙子王留全告诉记者，他听老辈儿人讲过爷爷被杀害的事儿。王宪东被捕之后，国民党知道他手中有一份地下党的名单，就对他严刑拷打，逼他交出名单。但王宪东宁死不屈，国民党看到他这样，就将他和一起被捕的地下党活埋了。

王留全告诉记者，爷爷被活埋之后，家人并不知道具体情况，直到解放后才知道爷爷被埋在一个叫吏部张后河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在现在的遂平县阳丰镇索店村。家人得到消息时已经是爷爷被害几年之后的事了，所以直到现在老人的尸骨也没有找到。王宪东的儿子王铁栓在常韩村给父亲堆了一个空坟，用来祭奠父亲。

根据王留全的讲述，记者又查看了关于遂平县革命烈士的一些记载，史料中关于王宪东的记载也印证了王留全的讲述。据悉，当年王宪东被害之后，组织和他的家人都曾经努力想要找到他的遗体，但是直到解放后，抓到了当时杀害王宪东的人之后，才得知了他葬身的地方。

子承父业服务人民

王宪东被杀害之后，家人没有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生是死。生活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了母亲王辛氏和王铁栓的身上。王宪东被杀害的时候，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王辛氏只好到别人家里做长工，日子过得极其艰难。母子三人到驻马店讨饭过活。直到新中国成立，家人才知道王宪东已经被活埋了。之后王宪东被追认为烈士，母子三人的生活才得以改善。

作为烈士的后代，王宪东的两个儿子没有辜负烈士的期望。大儿子王铁栓当过民兵排长、大队团支书，直到大队长，并且一干就是30年。他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做过乡里的通讯员，参加过河南省第一届农村经济工作会议，还在大会上发言。

二儿子王清顺和父亲相处的日子太少了，对父亲的印象不深。父亲被捕的时候他只有1岁。但是，在母亲特别是哥哥的影响下，他从来不忘烈士遗志，时刻严格要求自己。采访中王清顺告诉记者，作为烈士的后代，他感到很骄傲，尽管自己对父亲的印象不深，但他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23

古蔡壮歌

——革命烈士寇文谟战斗的一生

《上蔡县志》第667页、668页，记载的是革命烈士、中共上蔡县委原书记寇文谟的英勇事迹。文章开头的地方印有寇文谟的头像。他双眉浓密，两眼有神，表情严肃，透着凛然正气。“爷爷牺牲前没有照过相。这是一张画像。”2014年6月30日上午，寇杰在他的办公室告诉记者，“解放后，组织上为了纪念爷爷，找人画了这张像。”寇杰现任上蔡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寇文谟烈士的长孙。他说：“爷爷是在革命胜利前夕牺牲的，距今已经60多年了。”

苦难岁月，他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

1894年5月，寇文谟出生于上蔡县西洪乡寇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寇方。他家8口人，却只有6亩多薄田。虽然他的父亲寇祥如全力耕种，但是因为产量低、杂税多，还是不能让全家人吃饱。他15岁那年，母亲去世，家境更加艰难。无奈，他的父亲带着全家迁居上蔡县城大沟巷当私塾先生，他则到商店当小伙计，以减轻父亲的负担。晚上，他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习字。

寇文谟聪明好学，爱好广泛。他不仅读了很多书，而且擅长书法和绘画。他有文艺天赋，学会了说书和弹三弦。后来，他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些技艺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寇文谟是个性格开朗的人。21岁那年，他和上蔡县芦岗乡（现为上蔡县卧龙街道）的姑娘李荣先结为夫妻。寇文谟有书画才能，因而结交了不少朋友。后来成为革命者的王伯重、张吟塘、王清轩、张静澜、李华庵、朱华轩等人都与他来往密切。清朝灭亡后，大小军阀混战不停，地方政府横征暴敛，土豪劣绅横行乡里，搞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在与友人交谈的时候，寇文谟多次表达了忧国忧民之情和寻求革命真理的愿望。

1927年4月，北伐军进抵上蔡，寇文谟积极参与支持北伐军的行动，运送给养，抢救伤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并深受他们的影响。后来，他阅读了不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29年3月26日（农历二月十六），在上蔡县城北街张吟塘家里，经西平县教师、地下党员贾德言介绍，寇文谟和好友王伯重、张吟塘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艰苦卓绝，他领导开展革命斗争

入党不久，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寇文谟和王伯重、张吟塘等人建起中共上蔡县城关党支部，他当选为支部书记。他以做小生意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地下斗争，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发动群众，壮大组织力量，并用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共产党在上蔡的影响越来越大。

1931年7月，寇文谟在上蔡县城领导发动了抗捐抗税斗争，广大商贩和居民一呼百应，斗争迅速进入高潮，商贩持续罢市，居民游行示威。国民党上蔡县政府一筹莫展，最终只好让步。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地下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这年10月，上蔡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寇文谟被迫离开上蔡，到豫南、豫东一带的农村以卖艺为生，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思想。

1935年初，他返回上蔡，重新建立起党组织。这年春季，地下党员刘国政叛变，寇文谟和张吟塘、赵振坤、张修凡等7名党员被捕，党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在狱中，敌人对他们软硬兼施，但他们始终保守党的秘密。由于敌人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加上上级党组织的营救，一个月后，敌人不得不将他们释放。

出狱后，他继续领导革命斗争。为了筹集革命经费，他把家中能卖的物品都变卖掉了。

1941年4月，根据中共豫南中心特委的指示，中共上蔡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在西平县五沟营成立，寇文谟当选为书记。 

急中生智，他多次摆脱敌人的抓捕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因剿共有力，国民党统治下的上蔡属于“治安模范县”，实际上到处充斥着白色恐怖，开展革命活动的环境非常恶劣。寇文谟凭着机智勇敢，多次摆脱敌人的抓捕。

1940年春季的一天，几名革命者来到寇文谟家。寇文谟知道有重要文件传达，就平静地对小女儿寇桂芝说：“孩子，我和你叔叔们说点儿事，你到外面和邻居家的小妹妹玩去，要是有人来，你就唱我教你的那首儿歌。”小女儿很听话地出去了。他这样安排小女儿不是第一次了。

大约半个小时后，小女儿忽然看到巷子口有几个警察，一面大声地唱起儿歌，一面往家里跑。跑到家时，那几名革命者已翻墙离去。寇文谟迅速摊开画纸拿起画笔，让小女儿站在旁边看他作画。警察跑到屋里厉声问他：“那几个人呢？”寇文谟从容镇静地抬起头回答：“哪几个人？我一直在作画，没看见有人啊。”警察在屋里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发现，就气急败坏地抓走了两只老母鸡。

1943年秋季的一天，兼任地下交通员的寇文谟到水东根据地（在今周口市太康县、商丘市睢县一带）送信。出城走了20多公里，他发觉有便衣盯梢，就不动声色地走进一个村子。在一户人家门前，他看到一位老太太正在院子里做针线活儿，就进去对她说：“大娘，您行行好，有坏人要抓我。”老大娘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就随手抓起一顶破草帽扣在他的头上，并让他换上一件破褂子，接着操起一把扫帚边打边骂：“你这个赖种，就知道歇着，都快晌午了还不去挑水。做饭的水没有了，挑水去！”他会意地向下拉拉草帽，挑起水桶向外走。便衣追到面前，以为是母亲在骂儿子，就朝前追去。寇文谟谢过大娘，向另一条路走去。

营救失败，他惨死在反动派的监狱

1945年5月12日，上蔡县城北关史彭村，中共上蔡县委在这里成立，寇文谟当选为书记。

当时，日伪武装单欢部驻扎在上蔡。寇文谟等人了解到单欢（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有脱离汪伪、向往光明的愿望后，中共上蔡县委决定策反单欢部。5月15日，寇文谟赴单欢部，申明民族大义。单欢深受感动，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投身革命的决心。他和寇文谟约定于数日后借机起义。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党组织出了个叛徒单汉东，他供出了单欢将起义的消息，单欢随即被日伪军杀害。单汉东还带领日伪军，于5月26日在上蔡县百尺乡竹园张村逮捕了寇文谟、王伯重等人。

汪伪军在审讯寇文谟时，声称他只要承认中日亲善就可以放了他。寇文谟响亮地回答：“你们说的中日亲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幌子。你们是认贼作父的汉奸走狗，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我的头可断，血可流，但是要我承认中日亲善，万不可能！”

得到寇文谟被捕的消息后，党组织即设法营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寇文谟的妻子李荣先到监狱给他送饭，但前两天送的饭都被退了回来。第三天，李荣先又去送饭，看到寇文谟十指肿胀，一个手指已经变形，身上满是血迹，变了色的衣服和皮肉粘在一起，显然是敌人对他用了酷刑。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驻上蔡日军到漯河受降。上蔡县汪伪政府为掩盖汉奸嘴脸，极力讨好国民党上蔡县政府县长李云，就把寇文谟等人移交给李云。

这时候，党组织决定乘汪伪与国民党交接、监狱看管较松之机再次营救寇文谟等人。党组织安排李荣先在探监时把钢锉等工具带给寇文谟，并向寇文谟传达党组织决定劫狱、让寇文谟在狱中做好接应准备的想法。李荣先见到寇文谟后，寇文谟冷静地思考了一会儿，坚定地对妻子说：“现在监狱看管得比以前更严了，晚上对我们都采取加戴刑具的措施。监狱地处偏僻，咱们的外围力量不足，劫狱是要吃亏的，不能因为俺几个人再让组织受损失。”

党组织认真考虑了他的意见，最终放弃了劫狱的打算。后来，党组织又通过各种渠道设法营救，但都没有成功。

1947年初，寇文谟和王伯重等人被秘密押解到国民党在信阳的监狱。

在狱中，寇文谟领导开展绝食斗争，迫使反动派改善伙食。反动派多次对他进行诱降，他都严辞拒绝。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只会在真理面前低头，不会向吃人的反动派屈膝。”

1947年5月2日，由于长期受到非人的折磨，寇文谟在狱中牺牲，时年53岁。

勤勉工作，子孙多人走上领导岗位

为迎接党的生日，2014年6月30日上午，记者到上蔡县采访寇文谟烈士的英勇事迹和他后人的生活状况。寇杰告诉记者，他的爷爷和奶奶共生育了4个儿女。他爷爷被捕后，奶奶李荣先一个人带着儿女生活，多亏了党组织的照顾才度过异常艰苦的岁月。解放后，他爷爷被葬于上蔡县烈士陵园。1982年，他奶奶去世，和他爷爷葬在了一起。爷爷的长女，即他的大姑寇桂英，解放后曾任上蔡县一小校长，后随夫调到确山县工作。她的丈夫赵永海曾任上蔡县委副书记、确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大姑的子女都很优秀，也都走上了领导岗位。

寇文谟的长子叫寇炳丽，即寇杰的父亲，生前曾任上蔡县计生委副主任，后来调到上蔡县人大工作。寇杰的母亲是网通公司上蔡县分公司的职工，现已退休。寇杰任上蔡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之前，在上蔡师范学校工作，任团委书记。寇杰有个弟弟，大学毕业后就职于洛阳的一家上市公司。寇杰还有个妹妹叫寇峰，在上蔡县电业局工作。

寇文谟的次子叫寇振生，是上蔡县物价局退休干部。寇振生的儿子叫寇新宇，现任上蔡县人大办公室主任。

寇文谟的小女儿寇桂芝曾任汝南县统计局副局长、确山县财政局副局长，现已退休。

24

兄弟并肩作战父子前赴后继

张家一门三烈士

“不怕他趿拉着鞋，就怕他穿上鞋，他一穿上鞋就有大事儿。”在驿城区香山街道梨园村前梨园村流传着一个“飞毛腿”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张景旭。

张景旭和堂哥张景龙生前同时任中共确山县委委员，并分别担任确山农民革命军武装大队大队长和指导员。兄弟二人共同带领农民革命军打土豪，救百姓，发展组织，不幸先后壮烈牺牲，当时都只有20多岁。解放初期，张景龙的儿子张秀言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又不幸被土豪杀害分尸，当时也只有28岁。

兄弟并肩作战，父子前赴后继。张家一门三位烈士书写了一个悲壮的革命故事。

烈士的故乡

2015年6月14日，星期日，天气格外热。在市区工作的张东卫利用休息时间，陪记者到前梨园村采访他爷爷和两位太爷的革命故事。

眼前的前梨园村和周围很多村庄并没有多大区别，但这里却是共产党在驻马店早期活动的一个根据地，而且是当时确山农民革命军领导人张景旭、张景龙和革命烈士张秀言的故乡和安葬地。

张东卫首先领着记者来到村前的一片墓地。其中两座墓被矮墙围在一起，都有墓碑，西侧那座墓前的碑上刻着“张景龙烈士之墓”，东侧墓前的碑上刻着“张秀言烈士之墓”，都是驿城区人民政府2013年清明立。张景龙墓前还有一棵 “两把”粗的柏树。张东卫告诉记者，张景龙是他太爷，张秀言是他爷爷，所以两座墓在一起。

在张景龙、张秀言墓不远处，就是张景旭烈士之墓，同样也立有墓碑。张东卫告诉记者，张景旭是他太爷张景龙的堂弟，是一门人，所以墓离的不远。两人生前还是亲密的战友。

站在烈士墓前，记者不禁肃然起敬。

张东卫还领着记者来到他家。这是一处村里少有的老房子，三间房子青砖红瓦，古色古香。张东卫告诉记者，据说这座房子是解放后政府为他家修建的，后来一直没有翻新。他家后面是张占华的家，也是青砖红瓦，显得更为古老。张占华是张景旭的外孙。记者采访时，他也在家。

张占华告诉记者，他家的房子就是姥爷生前住的房子，过去房顶上的瓦是小瓦，姥爷牺牲后，房子被清剿队烧掉，后来房顶盖上草，解放后房顶又换成了瓦。

张占华告诉记者，房子一直没有重建，一方面是因为家里困难，另一方面，这是姥爷生前住过的房子，他想把老房子留着，也是对姥爷的纪念。

“飞毛腿”的传奇

在前梨园村，至今仍流传着“飞毛腿”的传说。相传张景旭中等身材，浓眉大眼，长得十分英俊，自小就跑得飞快，一般人追不上他，孩子们给他起个外号“飞毛腿”。

今年89年岁的村民张秀化（张景旭堂弟的儿子）告诉记者，张景旭家虽然较为富裕，但他与一般的孩子不一样，他爱好学习，追求进步，在开封上学时和杨靖宇是同学，并且在学校内就加入共产党。大约是1926年，受党组织派遣，张景旭回家乡组织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工作。

“大爷（即大伯）的飞毛腿名不虚传！”张秀化给记者讲了一个村民耳熟能详的故事。有一天晚上，张景旭说要去汝南开会，快到夜里12点了，他还在看村民玩牌，他父亲让他快走，他说不耽误。第二天早上，他父亲起床看他在床上睡觉，就气势汹汹地把他喊起来说：“你不是说去汝南开会吗，怎么到现在还在睡觉？”张景旭伸伸懒腰说：“我已经回来了。”他父亲不相信，张景旭就说你看看我的鞋。父亲一看他的鞋，他的两只鞋全都湿了，上面还沾着不少泥土和杂草。

“村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不怕他趿拉着鞋，就怕他穿上鞋。”张占华也告诉记者，听老一辈人讲，他姥爷喜欢趿拉着鞋，他一穿上鞋，村民就知道要有大事儿了。

张占华说，他姥爷不仅跑得快，而且非常麻利。听姥姥说，姥爷革命时，经常早出晚归，家里的院墙很高，为了不打扰家人休息，他天天翻院墙，而且从来没有一点声响。在打韩庄寨时，几米宽的寨海子，别人都是游过去的，唯有他自己是跳过去的。

“听老一辈人讲，大爷脚心长有几根毛，所以成为‘飞毛腿’。”张秀化告诉记者，过去老人们都这样讲，不知道是真是假。

张景旭还靠“飞毛腿”掩护战友突围，挽救了当时的党组织。

兄弟并肩作战

张景旭是驻马店早期的共产党员，而他的堂兄张景龙则是他的亲密战友。

墓碑上显示，张景龙生于1901年，张景旭生于1903年，也有史料说张景旭生于1906年。虽然关于张景旭年龄的说法不一，但有一点肯定，张景龙是张景旭的堂哥。据说是两人同时在开封上学，又先后入党，并同时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开展革命工作。

兄弟二人参加了有名的确山暴动和刘店秋收起义。史料记载，1927年11月中旬，农民革命军在汝南大王楼一战失利，杨靖宇身负重伤离队治疗，后被省委调到其他地方工作。张景旭和张家铎、张玉琦等带着部队转移到小乐山休整后转至信阳四望山，与信阳王伯鲁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军合作，并肩作战。后来，信阳、确山两支农民革命军合编改名为豫南工农革命军。

豫南工农革命军受到豫南诸县土豪劣绅和军阀的残酷围剿，损失惨败。张景旭和张家铎、张耀旭、张玉琦等人率领的少数工农革命军突出乱人的包围后，由光山、固始回到了确山。中共确山县委以这支队伍为基础，成立了农民革命军武装大队。张景旭任武装大队大队长，张景龙任大队指导员，兄弟二人成为这支队伍的核心领导人。

张景旭、张景龙率领导的农民革命军与广大红枪红配合，曾先后围攻水屯、袭击张教庄、罗楼，三次攻打韩庄寨等，发动了确山第二次农民大暴动。

韩庄寨，即现在的香山街道香山村韩庄。当时，韩庄寨有个大地主叫白子熙，他姐夫孙星南是确山警备团团长。他伙同韩庄寨天主教堂的洋神甫，剥削群众。农民革命军和红枪红曾两次攻打韩庄寨，但均未打下。1928年，豫南特委书记张玉琦和张景旭、张景龙联合附近大王庄王国华带领的红枪会第三次攻打韩庄寨。

张秀化介绍，当时他父亲也参加了战斗。据他父亲讲，这次战斗是麦收前打的（也有人说是7月7日晚打的），为了区分敌我人员，凡是参加战斗的人员每人脖子里系两个麦穗。当晚打下了韩庄寨，但白子熙却换成了女人衣服逃跑，也给农民革命军留下了祸患。

“飞毛腿”掩护战友突围被捕

“白子熙跑掉后，村民们就预感不妙，他一定会让他姐夫给他报仇。因为张景旭、张景龙都是前梨园村人，村民觉得他第一个报复的就会是前梨园村，所以村民们都逃到外面去了。”张秀化说，村民的预感没错，几天后，白子熙的姐夫孙星南组织了一个1000多人的清剿队，首先包围了前梨园村。清剿队见前梨园村人都跑了，就放火烧光了村里的房屋。

几天后的一天深夜，豫南特委书记张玉琦在张岗村（现为驿城区朱古洞乡窑后村张岗村，前梨园村东1公里处）的家中，也是豫南特委的联络点召开豫南特委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应对清剿队的打击。当时，所有的确山县委委员和几个区的区委书记都参加了会议。正在开会时，清剿队包围了张岗村，喊话让地下党投降。

听到喊话，张景旭气得直咬牙，为了避免大家一起突围付出更大的代价，张景旭决定利用自己跑得快的优势，冲出去把敌人引走，掩护大家突围。

张景旭靠着快腿，很快就突围到村北，并在村北向村内打枪。清剿队果然误认为地下党逃出去了，就集中火力向村外打去。张玉琦带领大家从另一个方向顺利突围。

张景旭边跑边鸣枪，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清剿队在村外设的还有卡点，在跑的过程中，张景旭的一条腿被击中。

“他的腿虽然受伤了，但跑得仍然很快，又向北跑了5公里多，跑到驻马店西南的小胡庄，此时天已经明了，他藏到村头一老太太家屋里的顶棚上。”张秀化说，清剿队追着追着不见了人影，就问路边一牵牲口的人，那人告诉清剿队见一个人跑进了那两间房子内，致使张景旭被捕。

张秀化说，清剿队把张景旭押到确山，审讯了43天，使用了各种酷刑。张景旭肋骨被打断7根，脊背被烙烫得露出骨头，但始终没有透露半点地下党的信息，最后被折磨致死。村民把他的尸体偷回来时，发现他全身无一处好地方。

父子前赴后继

张景龙也没能逃出敌人的魔掌。

对张景龙的牺牲，村民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张景旭牺牲的当月，张景龙在高门楼村（现市产业集聚区金桥街道辖区）被清剿队逮捕杀害。死后分尸，把头挂上树梢示众半月有余。

而张秀化听父亲讲，张景龙先于张景旭牺牲。当时，张景旭、张景龙等8人在高门楼村被清剿队围剿。张景旭让8人背靠背打着向外突围。大家突围出去后，都钻进高粱地里，张景龙在地头被清剿队打中。张景旭看到后，从高粱地里出来背起张景龙边跑边打。看到二人要被清剿队追上，张景龙就让张景旭把自己放下，否则两人都得死。实在无奈，张景旭就把张景龙放下，敌人上来，就把张景龙打死，并残忍地剖开了肚子。

张景旭等后来又转回来，把张景龙埋在高梁地边。后来，家人把他的尸骨“起”回去，安葬在祖坟里。两个月后，张景旭牺牲。张秀化的说法，与中华英烈网上注明的两人牺牲的先后时间相符。

张景龙牺牲时，他唯一的儿子张秀言仅仅6岁。由于怕敌人报复，天天跟着家人四处流浪，受尽了苦难。1949年，他参加了革命。

“当时村民敲锣打鼓把他送到确山，没想到却惨遭杀害。”张秀化说， 1950年7月，张秀言任确山六区区长，因当地土豪暴动，被杀害在确山留庄张里山，并被土豪残忍地分尸，时年28岁。1961年，张秀言被追认为烈士。

张秀言唯一的儿子张启明长大后，在张秀言战友的安排下，到确山县参加工作，后又先后到古城乡、刘阁乡等地工作，2001年因病去世。

张启明生前也把小儿子张东卫送到了部队锻炼，退伍后到驿城区工作。

烈士后代演绎大爱故事

张景旭也革命丢失了唯一的儿子。

据张秀化讲，有一天晚上，张景旭不在家，张景旭的妻子抱着几个月大的儿子去看灯戏，被人强行从怀中把儿子抢走。第二天，有村民在去往韩庄的路上，发现了孩子当时戴的帽子，而孩子，却从此杳无音信。

张景旭牺牲后，因怕遭受不测，其父母和妻女同样长期在外流浪，受尽苦难。后来，张景旭的妻子把唯一的女儿张秀英送到学校上学。

1949年，张秀英从河南私立上智中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任教，1952年又不幸患病去世，时年不足30岁。

因丈夫不在家，张秀英去世后，撇下了不足2岁的儿子和母亲。

张景旭的妻子独自一人把女儿的儿子秦占华抚养长大。

20多岁失去丈夫和唯一的儿子，40多岁又失去唯一的女儿，张景旭的妻子在经历了生活的多重磨难和艰辛，含辛茹苦把唯一的外孙抚养长大后，终于再也撑不下去了。50多岁时，便一病卧床不起。

秦占华和妻子一起，精心伺候卧病在床的姥姥18年，直到1984去世，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大爱故事，也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出于对姥爷的敬仰和为了感激姥姥的养育之恩，秦占华改姓为“张”。为继承姥爷的革命精神，还把孙子也送到了部队。

“解放后，副省长王国华曾多次到我们家看望我们，家里也享受到烈属的待遇。”张占华说，这让他们非常欣慰，也让他们一直对党和政府感激不尽。

采访结束时，张占华告诉记者，自己虽然对姥姥尽了赡养义务，但由于不是姥爷、姥姥的直系亲属，按政策现在不能再享受烈属待遇，这让他们感觉多少有些遗憾。

25

坚守信仰殒身不恤

——记革命烈士张华功

新蔡县城人民路东端有一幢老式住宅楼，张霞云和老伴朱理勋住在这幢楼的三楼，生活平静而幸福。虽然已经82岁，但张霞云思维敏捷十分健谈，对过去的事情记得很清楚。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张霞云家采访，她说：“我是个普通人，但我的哥哥张华功是个大英雄，初中毕业后就参加了革命，可惜他死得太早了。他是被反动派害死的，死得很惨，是被活埋的……”

青年学生心向革命

2015年8月15日上午，记者来到张霞云家的楼下时，正好看到一位老太太买了菜准备上楼。记者和她打招呼，她说：“你是昨天打电话要来采访的记者吧？快上楼。”可以看出，她是一位非常干练的老太太。

“我今年82岁，我哥哥张华功比我大15岁。”来到张霞云家后，她就打开了话匣子。

1918年，张华功出生于新蔡县城一个贫民家庭。他的父亲叫张子轩，曾经在县城的烟草公司当职员，靠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人。张华功有一个哥哥，成人后到冯玉祥部当兵，一去再无消息。张华功长得虎头虎脑，又聪明伶俐，很让人喜欢。父母对他寄予厚望，下决心再苦再难也要供他上学。

读了几年私塾后，张华功考入新蔡县今是中学。今是中学由新蔡县的同盟会老会员、开明人士任芝铭先生创办于1928年，创办后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蔡地下活动的主要据点。中共新蔡县委以该校为基地开展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先后建立了共青团和党的组织。任芝铭对党的地下工作给予了有力支持和掩护。张华功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优异，又爱打抱不平，看到有富家子弟欺负同学，他都会主动冲上前去主持公道。因此，他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也成为共青团组织培养的对象。1933年，张华功在今是中学加入共青团。

任芝铭先生对张华功这个学生非常器重，认他为义子。1936年，张华功从今是中学毕业，这时的他已长成一个英俊魁梧的青年，重要的是他已经看透了国民党的黑暗，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一年底，任芝铭先生介绍他赴延安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即抗大）学习。

和他同去的还有他的堂兄张效功。路费不够，张华功的母亲借了高利贷，他们这才告别父母启程。

勇于斗争矢志不移

他们到达西安后，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但是，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他们一时无法北上去延安。党组织安排他们向西来到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凤县双石铺镇，这里也有党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学习。来自汉中市的进步女青年林锐和他们是同学。第二年，张华功和张效功才在党组织的保护下来到延安，成为抗大的学员。

1938年，他们毕业后正式参加八路军，此时他们都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华功跟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参加大大小小的战斗50余次。他枪法好，作战勇敢，在战斗中击毙多名日军士兵，为此他多次受到嘉奖。

1939年，张华功脱下军装，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陕西省汉中市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和堂兄张效功就此分手，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在汉中市，张华功意外见到了任党的地下交通员的林锐。林锐出生于汉中市一个富裕的书香门第，从汉中女子学校毕业后参加革命工作。

1940年春，张华功患上重病，党组织将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由林锐负责照料他。张华功在病床上昏迷了三天，林锐日夜守护在他身边，还通过父亲为张华功买到了药店没有的药品。张华功醒来后大为感动，两颗年轻的心越来越近。

林锐的父亲开办有一家丝织工厂，在汉中市小有名气。张华功痊愈后，林锐带着他去见父母，表示要和张华功结婚。林锐的父母对高大帅气的张华功很满意，但就是嫌张华功的家太远。最终，林锐说服了父母，1940年底，她和张华功幸福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当时汉中市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政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张华功和党组织多次领导罢工、罢市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展进步青年加入党组织。这让国民党汉中市党部恨之入骨，他们和国民党驻军一起疯狂镇压进步势力，残酷迫害革命志士。

1943年5月，张华功的身份暴露。国民党反动派四处张贴通缉令抓他。这时林锐已有身孕。为了保障他的安全，党组织决定让他带着林锐回新蔡老家，在新蔡和安徽临泉等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回到新蔡后，张华功很快与新蔡和安徽临泉的党组织取得联系。

当时，新蔡和临泉同样处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军警到处抓人。张华功被通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新蔡。为了躲避抓捕，张华功隐藏到新蔡县顿岗乡的一个亲戚家。亲戚家很偏僻，但也有军警搜查，晚上他只能住到田间的草棚子里。

有一天，林锐去看他。天刚下过雨，林锐不小心一下子掉到了路边的水沟里，浑身都湿透了。见到张华功后，张华功觉得很对不起林锐。林锐却很乐观，说：“苦日子早晚会过去的，等革命成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这话进一步坚定了张华功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几个月后，张华功前往党在新蔡县城北的一个秘密据点开会时被捕。抓他的人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对他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张华功被捕后，党组织和任芝铭先生积极进行营救。新蔡县人胡警璜是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的参议，他的岳父是汤恩伯的老师，因为这层关系他和汤恩伯私交很好，当时汤恩伯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辖区总司令。任芝铭先生通过胡警璜向汤恩伯说情，张华功这才被释放。

这之后，张华功的革命活动主要在临泉等地。由于国民党不断发起反共浪潮，张华功的活动更加隐蔽，与家人的联系也少起来，儿子张宗耀出生后，他也没能看上一眼。时至今日，家人对他这一时期的革命事迹也不太了解。

所了解的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华功到豫东沈丘县策反国民党的一支部队时被捕，接着被押至临泉县受审。敌人将他打得皮开肉绽，但他宁死不屈。他被关押在临泉的消息是通过新蔡县警察局的一个熟人给张子轩的。张子轩和年龄与张华功相仿的邻居郭俊民一起去临泉探监，见到张华功戴着手铐和脚镣。这年12月，张子轩再次准备去探监时，警察局的那名熟人说，不用去了，张华功已经被转移了。当时张子轩没有听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到快过春节的时候，临泉又有消息传来，张华功已经被国民党杀害了，是在临泉县一个叫王大湾的地方被活埋的。

今年70岁的胡祥宇是胡警璜的孙子。据他回忆，张华功再次被捕后，胡警璜又找到汤恩伯说情，但这时张华功的身份已经被国民党掌握。汤恩伯说张华功是要犯，拒绝了说情。

英烈遗骸魂归故里

全国解放后，组织上安排林锐到新蔡县砖店镇小学任教。后来，林锐与郭俊民结婚，调回汉中市工作。那时，张宗耀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张子轩舍不得唯一的孙子离开他，就将小宗耀留在身边抚养。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常有临泉的农民到新蔡县购买农家肥。张华功的母亲已年近古稀，她常常拄着拐杖找那些人打听儿子的有关情况。说来也巧，还真有位老汉是王大湾那一带的人，张华功遇害的时候他就在现场，见过张华功。老汉见到的是不是张华功？张华功的母亲把孙子张宗耀叫到老汉跟前，老汉见了张宗耀先是一惊，接着十分肯定地说：“像，太像了，肯定是的。”

据那位老汉讲，与张华功一起遇害的还有个叫魏清一的地下党，魏清一是王大湾人，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的保长。敌人先将他们打得血肉模糊，然后埋到地下，只露出脑袋，两人高呼口号，大骂反动派。敌人又用牛拉耙在他们头上耙了几遍，才将他们完全埋入地下。第二天，魏清一的家人买通当地反动派，将魏清一的尸体挖出来另葬，但挖出来清洗后发现不是魏清一，而是张华功，就重新将张华功的尸体在原处掩埋。

虽然知道了儿子牺牲的经过，但年迈的张子轩已没有能力去收回儿子的遗骸了，但收回儿子的遗骸一直是他的心愿。直到1972年，29岁的张宗耀和姑夫朱理勋一起到王大湾，终于把张华功的遗骸收了回来。

据朱理勋讲，他们去的时候是5月份，麦子将要成熟。魏清一的家人已不在王大湾居住，张华功的坟头已被平掉。他们请王大湾的乡亲帮忙找张华功遇害的具体位置，二十多位乡亲找了三个多小时，才最终确定了位置。他们带着张华功的遗骸回到新蔡时天已经黑了。那时张宗耀的女儿张晓刚4岁，他见到父亲捧个盒子回家，走上前去就跪在了父亲面前。张晓的姥姥顿时流下眼泪，说：“晓晓迎接爷爷回呢，晓晓迎接爷爷回家呢。”

张华功的遗骸被葬在了新蔡县烈士陵园。

思念无期亲情不断

记者采访张霞云时，她拿出一张哥哥张华功的照片，那是张华功在抗大时照的。听说记者采访，张宗耀的妻子梁素珍也来到张霞云家，她带来一张同样的照片。张霞云说，那是她哥哥留给家人的唯一照片。

梁素珍说，她公公张华功的遗骸葬到烈士陵园后，每年清明节、春节，张宗耀都会带领全家人去扫墓。张华功的墓与革命烈士崔华楼的墓相邻，他们发现崔华楼的墓前很少有人去，所以也为崔华楼扫墓。

林锐回到汉中后，生育了三子一女四个孩子，生活很幸福。她一直没有忘记留在新蔡的儿子张宗耀，经常写信问候。张宗耀成年后，多次到汉中看望母亲。参加工作后张宗耀曾任新蔡县粮食局局长、新蔡县河坞大闸建设指挥部指挥长。1974年大坝合拢时，他在冰冷的河水中指挥作战5个多小时，因此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病，晚年一直被病痛折磨，不能远行。2013年，张宗耀病故。

朱理勋退休前在新蔡县委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张效功回新蔡探亲，朱理勋负责接待。张效功在部队上做到了师级干部，后来转业到安阳市一家国有企业任党委书记。听说张华功已牺牲多年，张效功禁不住痛哭失声。他说：“堂弟华功的才能远在我之上，可惜了，可惜了。”

梁素珍说，她在汉中的妹妹郭素萍家住了一个多月，才回到新蔡。两家人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她的婆婆林锐是十多年前去世的。婆婆在世的时候，她也多次去看望。婆婆经常跟她讲起公公的故事。

张宗耀的女儿张晓在市运管局工作，经常为报社提供新闻稿件，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运管工作者。

26

男儿欲报国恩重沙场捐躯是正道

——记革命烈士高培显

“爷爷，您已被追认为烈士，今天要去烈士陵园了……”11月13日上午，在上蔡县邵店乡大高庄村南头的一处坟茔前，36岁的高艳锋爷爷高培显说。当天，上蔡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专门为烈士高培显的灵柩盖上显眼的五星红旗，迎接革命烈士到烈士陵园安葬。附近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也早早赶过来，送英魂到烈士陵园。

高培显（1907年7月——1944年12月），字云明，幼名铁柱，上蔡县邵店乡大高庄人。19岁时到冯玉祥部十二军当兵，被整编后任新四军独立旅第五大队大队长。上蔡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这是一名旧军人走上武装起义的献身之路，2015年，高培显被追认为烈士。

【农村娃执意当兵要抗日】

当天上午，记者与高艳锋一家以及上蔡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爱心人士刘炳祥等来到上蔡县邵店乡大高庄村。

“你们说的是培显叔吗？他可是有名的高大胆呀！”如今已经89岁的该村村民侯二妮听说记者采访高培显的事迹，激动地说，“村里人都知道培显叔枪法好得很，是个大英雄。听说记者采访英雄的事迹，侯二妮家的院子里一下子来了很多村民，大家争相说着英雄的事迹。

高培显8岁时在村里的私塾读书。家里有兄弟4人，高培显排行老三，12岁时辍学务农。19岁时，他到冯玉祥部十二军二十二师六十四团一营一连三排一班当兵。

当兵后，高培显勤奋好学，刻苦训练，很快掌握了擒拿格斗等军事技能，最为突出的是他有一手好枪法。每次作战，他都机智勇敢，舍生忘死。受到师长张车勉的器重，被提拔为排长。后来，因在中牟县同日寇作战中表现出色，他晋升为六十四团一营一连连长。

高培显当连长后，对待士兵如亲兄弟。常常和他们谈心。士兵们都很尊敬他，亲切地叫他高大哥。他带的连队在军中是纪律最好的连队。

高培显的出色表现，不但在他所在的部队中影响很大，而且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高度重视。中共地下党组织认为他是一个有良心，有爱国热情和正义感的军人。经过引导很可能起义，成为我党的战斗力量。党组织开始接触他，并给他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转化工作。当时，高培显正苦于抗日无路，报国无门，他非常感激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关怀，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1941年8月，高培显的连队在新郑驻扎的时候，在高培显的带动下，三连长朱洪云，机枪连长朱冠英也进步很快，高培显经常派人护送地下党员过关卡，配合我党的工作。

1943年正月，日军在郑州五里堡残杀当地百姓800余人。高培显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泪如泉涌，发誓抗日。

【率部起义加入新四军】

1943年5月底，高培显奉命率部驻军渑池。当地有一股反动武装，经常冒充抗日游击队残害百姓，偷袭游击队驻地，勾结日伪军追捕中共地下党员。高培显得知这一情报后，决定将计就计，以“剿共”为名，将这股反动武装全部消灭。

1943年9月，高以送妻子张氏为名告假归家。在逍遥镇新四军独立旅驻地，他受到旅长魏凤楼、政委金绍山的热情接待。在逍遥镇的几天里，高培显接受了新思想，坚定了抗日的决心。

后来，张车勉的二十二师奉命在襄县驻扎，日军一万多人突然包围了襄县。3日后，襄县失守，高培显率领一连、朱洪云的三连、朱冠英的机枪连300多人，突围到漯河西北一带，同日军周旋。4月初，他们在许昌南同新四军独立旅联系上。高培显赶到逍遥镇新四军驻地，向魏、金两位首长汇报了他率部起义的经过。

两位首长经过研究，决定将这支300多人的队伍整编为新四军独立旅第五大队，高培显任大队长，朱冠英任副大队长，尚震荣（地下党员）任政委，任务是围歼日伪小股巡逻队。

【作战勇猛人称高大胆】

高培显部汝南、上蔡籍的士兵很多，他们对日军在上蔡的一系列暴行非常愤恨，纷纷要求打回上蔡。经过请示上级，高培显率部向上蔡一带挺近。

在上蔡县城西南驻扎着30多名伪军，他们鱼肉乡里，干尽了坏事。高培显带领队伍突袭。当时伪军们正在吃饭，战士们没费一枪一弹就将伪军全部俘虏。

高培显的队伍威名大震，很多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他的队伍，几天时间里，高培显的部队就扩充了100多人。

队伍壮大了，高培显和朱冠英等在邵店东一个村庄开会，决定以陈法寨为中心抗日。

陈法寨地处汝南、上蔡交界。该寨是清同治年间地方团练为抗拒捻军所修。寨墙又高又厚，素有“安全寨”之称。高培显的队伍在这里驻扎后，对寨墙进行了整修加固。

高培显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官兵们每天在寨门外操练，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四方百姓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当时有人传唱：高培显进了陈法寨，日本鬼子魂吓破……

由于高培显在陈法寨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周围百姓主动配合高培显的部队侦察敌情，传递情报，使高培显及时准确地掌握敌情。

【前线阵亡时儿子才出生18天】

“他一心扑在抗日救国事业上，曾经四过家门而不入。”高艳锋的姑父聂大彦说。

高培显治军很严格。他的内侄张延岭，仗着姑父是团长胡作非为。1944年10月，张延岭竟然拿走了村民姚仁山家的2公斤香油和几只鸡，还扬言谁敢阻止就毙了谁。高培显得知后，立即召开官兵大会，要承办张延岭。虽然妻子和亲友们下跪求情，高培显却说：“没有严明的纪律，算什么抗日军队?”并当场处决了张延岭。

1944年12月21日，据侦察兵侦查，驻扎在河南中部的日伪军正在向陈法寨一带集结。原来，高培显部的一个副团长王国治叛变投敌，出卖了抗日武装。12月25日晚，300多名日军和1000多伪军包围了陈法寨。因为主力出去参加战斗还没有回来，寨内实力不足，高培显决定抢修工事，等待主力部队回来后夹击敌人。

“我当时跟着母亲到陈法寨找父亲。”在上蔡县杨屯乡79岁的老人朱德喜家里，他对记者说，他是副大队长朱冠英的儿子。那时候他有七八岁。12月25日晚上，高培显到他家里吃饭，父母专门给他做了面条。因为当时自己年龄太小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但看他们的表情非常严肃。

当晚，预感到情况危险，高培显和朱冠英召开会议，决定第二天突围。拂晓时，日军从四面开始攻击。高培显、朱冠英带领战士们拼死抵抗。

第二天早晨7时左右，高培显带领警卫员再次到东寨门外，发现不远处的一个茅草屋一名日军正用机枪扫射百姓。顿时他两眼冒火，从一个战士的手中夺过长枪，一枪击毙了日军的机枪手。他连续两次击毙日军的机枪手后，一颗子弹飞来，从他的左眉穿过。军医张志祥和警卫员紧急为他包扎。他吃力地说：“战斗由朱冠英、崔周臣指挥，掩护百姓撤退……”说完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当年，高培显37岁。后来，抗日武装队伍突出重围，铲除了叛徒，埋葬了高培显的遗体。噩耗传来，高家人痛哭不已。高培显牺牲的时候，他的儿子高根出生才18天。

【爱心人士相助高培显被追认为烈士】

高艳锋对记者说，过去，一些人不知道爷爷在部队到底是干什么的，曾经有人说父亲是土匪的儿子，自己也曾经因被人称为“土匪孙子”而难过。

30年前，父亲高根开始搜集父亲的资料，为父亲申报烈士。然而，高根文化知识不深，再加上农村人没出过远门，不了解政策，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了这事儿，老实巴交的父亲无心种田，家徒四壁。1999年，高根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临走时，他拉着高艳锋的手，叮嘱他“一定要向有关部门递交你爷爷的烈士申请。”

“我对此事也没有头绪。”高艳锋说，他拿着材料到县民政部门，但很多手续不知道该怎么办，再加上打工抽不开身，这件事就一拖再拖。2014年，高艳锋在市区卖鱼的时候，偶然见到了驻马店市老龄协会副会长、民政部门退休干部刘炳祥，刘炳祥得知此事后，为革命烈士的壮举说感动，决定帮助高艳锋。

记者在高艳锋家的老宅子里看到，因为父亲常年为爷爷申报烈士的事奔波，无暇家庭，加上高艳锋一直在市区打工，房子年久失修，已经坍塌。而在这个村庄里，村民们的经济条件都不错，小洋楼随处可见。

“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保家卫国，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烈士的后人。”当天，记者见到刘炳祥时，这位81岁的老人说，他详细查阅了党史资料、上蔡县县志等，和律师4次到烈士的村庄搜集资料，综合高培显的抗日事迹，到市、县民政部门递交了材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年6月8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烈士通知书：高培显同志于1944年12月26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件》解释规定，被追认为烈士。

2015年11月13日，政府部门将抗日英烈遗骨移往上蔡县革命烈士陵园内安葬，并专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以便后人缅怀。“完成了全家几辈人的心愿，爷爷可以安心了。” 高艳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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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为国尽忠 牺牲不留遗憾

——记革命烈士沈海斌

汝南县王岗镇大胡村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村庄。村里出了个传奇人物——革命烈士沈海斌。沈海斌是一名地下党员，为掩护同志不幸被捕牺牲。

在一次采访中，记者偶然获悉沈海斌的线索，并找到了沈海斌的儿子沈桂华。近日，记者到汝南县王岗镇大胡村沈庄沈桂华的家中采访。

人物档案：

沈海斌，男，汉族，中共党员，1912年出生于汝南县王岗镇大胡村沈庄。1934年5月参加革命，成为汝正确县大队的一名战士，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8月，因叛徒告密，沈海斌在汝南县王岗镇大胡村范庄被捕牺牲。

烈士证记录历史

那是一个多云的上午，记者按照沈桂华提供的路线，来到汝南县王岗镇大胡村沈庄，在村头见到了65岁的沈桂华和他的三儿子沈松涛。“担心你们找不到地方，我们一直在这里等着。”见到记者，沈桂华笑着说。

热情开朗、思维敏捷、语言流畅……这是沈桂华父子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穿过一条胡同，记者来到了沈桂华的家。这是一个红砖瓦房的两进院，小院收拾得很干净，给人以恬静的感觉。

采访从一张珍贵的烈士证开始。沈桂华让儿子沈松涛从墙上取下一个相框。记者看到，相框里面装着沈桂华父亲沈海斌的烈士证。烈士证是河南省民政厅2014年9月换发的，上面写着“沈海斌同志在解放战争中牺牲，被评定为烈士”，并附有沈海斌的个人简历。

“这是父亲留下的唯一物品，且来之不易。”沈桂华告诉记者，“当时父亲是地下党员，因为都是单线联系，大家互不认识。加上父亲去世时，他的证件有的烧了，有的埋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据沈桂华介绍，1912年，沈海斌出生于汝南县王岗镇大胡村沈庄的一个农民家庭。1922年，沈海斌在当地的私塾读书。因早期受革命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受地方剥削阶级的压迫，沈海斌内心深处萌发长大后投身革命、除暴安良、保一方平安的念头。

“父亲1949年去世，我1950年出生。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见过父亲。”沈桂华抚摸着烈士证，眼睛湿润了。

父亲的革命经历

“关于父亲的史料极少，也没有照片，我是从母亲口中了解到父亲的一些事情的。”沈桂华说，1934年5月，父亲参加革命，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汝正确县大队从事地下工作，是其中的骨干力量。

1949年8月的一天夜里，沈海斌正在汝正确县大队指挥部所在地——汝南县王岗镇大胡村范庄开会。因叛徒告密，地方敌对残余势力突然出现，把村子团团围住。

沈桂华说，双方发生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父亲一方战败。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撤退，沈海斌在战斗中被捕。敌人对沈海斌严刑拷打，但沈海斌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一点儿地下党的情况。敌人看从沈海斌嘴中得不到想要的消息，就准备把沈海斌带往汝南县伪政府。途径平舆县老王岗乡马湾村时，沈海斌由于受伤严重实在走不动，被敌人就地枪决。当年，沈海斌37岁。

“他们把父亲杀害后，还残忍地将他的右耳朵割掉，挂在马湾村西头的一棵柳树上。”沈桂华伤心地说，得知父亲去世，母亲伤心万分。想着还有年幼的孩子，母亲忍住了泪水，化悲痛为力量。趁着天黑，亲戚们把父亲的尸体用草席卷着偷偷地抬回来，安葬在大胡村沈庄南头的地里。

“1961年6月，父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沈桂华说，现在，他把父亲的烈士证高高地挂在墙上，以示对父亲的怀念。

沈海斌牺牲时，女儿沈金荣才8岁，妻子胡毛毡还怀有身孕。几个月后，儿子出生，取名叫沈桂华。敌人得知沈海斌还有后代，多次到汝南县王岗镇大胡村沈庄搜查。村里的乡亲们为了保护沈海斌的妻子和孩子，很多人受到牵连。

“考虑到这种情况，母亲只好带着8岁的姐姐，连夜赶往正阳县的舅舅家。”沈桂华说，为了安全起见，舅舅又将母亲和姐姐转送到正阳县的一户农家。就这样，母亲暂时安顿下来。

历经劫难苦尽甘来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由于不停地颠簸流离，又加上中途下起了大雨，瘦小的姐姐经不起折腾，生了急病。因得不到及时治疗，姐姐没过几天就去世了。”沈桂华说，母亲伤心万分，落下了心病。直到去世，母亲还念念不忘此事，遗憾当时没能把姐姐的病治好。

解放后，胡毛毡带着年幼的沈桂华回到阔别已久的汝南县王岗镇大胡村沈庄。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这个革命家庭，对他们进行了安置。

沈桂华告诉记者：“由于一人独自抚养年幼的孩子力不从心，母亲就为我找了一个继父。随着弟弟的出生，我们这个在风雨中飘零的家庭传来了欢乐的笑声。”

父亲去世早，沈桂华不知道有关父亲的任何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了解了一些父亲的事迹。从他记事起，母亲只要有时间就给他讲述父亲的事迹。

“母亲的针线活做得数一数二，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请母亲做活。母亲不管到哪里都随身携带一个针线包。”沈桂华说，母亲曾郑重地告诉他，针线包里不仅放着做活用的针头线脑，还装着重要的东西——父亲的烈士证。直到1987年，母亲去世，这个针线包从来没有离开过她身边。

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沈桂华以烈属子女的身份在当地的王岗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沈桂华到王岗中学读书。上学期间，沈桂华的一切费用都由当地政府承担。

中学时期，沈桂华作为汝南县赴京代表团的学生代表，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说起此事，沈桂华非常激动。“上世纪60年代，我们10多个学生代表来到北京，被安排住在清华大学。”他动情地说，当时，大家兴奋得一夜都没有睡觉。第二天一大早，他们来到天安门，见到了日思夜盼的毛主席。

中学毕业后，有文化的沈桂华回到王岗镇大胡村当起了通信员，负责村委会对外的联络工作。在这期间，沈桂华的工作能力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在村委换届选举中，党支部书记换了6任，而沈桂华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做着贡献。

烈士后人勤劳朴实

父亲牺牲得早，沈桂华对母亲非常孝顺。沈桂华的孝顺也影响了自己的儿女。他的4个孩子都已成家，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外地工作，三儿子和女儿都是教师。儿女对他们夫妻非常孝顺，只要一有空就会回来看他们老两口。

“孩子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从不因为是革命烈士的后人而搞特殊。”沈桂华对记者说。

沈桂华告诉记者，虽说儿子都成家了，但他不主张大家分开住，就把房子都建在一起。从一个大门进来后，再分开4个小院，分别是他3个儿子和弟弟的小院。由于小儿子不在村里居住，房屋空着，他就住在小儿子的家里。逢年过节，他家里总是其乐融融。

“我的颈椎有点儿毛病，估计是工作时落下的病根。为治疗颈椎病，我没少求医，但无法根治。”沈桂华说，“听从医生建议，我现在经常去做理疗，疼痛暂时有所缓解。年轻时负担重，为了照顾老人、抚养孩子，老伴的腰椎也累出了毛病，现在靠吃药维持。”

沈桂华的小儿子沈松涛告诉记者，他很崇拜爷爷，那一代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是后人的骄傲。

“2014年，汝南县民政局准备将该县的烈士墓都迁往臻头河烈士陵园，统一为烈士立纪念碑。”沈桂华说，家人不想将父亲的墓迁到臻头河，就把父亲的纪念碑立在了村头。

当天上午，沈桂华带着记者来到村头。在通往沈海斌烈士纪念碑的道路上，记者看到道路两边的杨树一眼望不到头，突然下起的蒙蒙细雨让记者感到庄严肃穆。

站在父亲的纪念碑前，沈桂华眼睛湿润了。沈桂华说，逢年过节，他和家人都要过来祭拜父亲，父亲的光辉形象永远铭刻在他们心中。

谈起现在的生活，沈桂华说，国家政策好，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宽敞平坦，百姓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这些都离不开父辈们的付出。他永远怀念父亲沈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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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肝义胆照乾坤 异地他乡留美名

——记革命烈士魏安邦

有这样一位青年才俊，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奔赴抗日前线，最终流血牺牲。他就是魏安邦，汝南县城关人，1916年7月出生，牺牲时年仅25岁。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魏安邦英勇抗日的事迹再次被亲人提起。

9月4日下午，记者应魏安邦堂弟魏玉坤的邀请，来到他居住的置地小区，对魏安邦的事迹进行了采访。得知魏安邦的妻子潘世兰健在，记者与魏安邦远在信阳的妻儿取得联系，从他们那里了解了更多关于魏安邦的革命事迹，让他的故事更加丰满。

从小立下安邦之志

魏玉坤今年68岁了，从汝南县政协退休后，一直跟随孩子在驻马店生活。与记者约好采访时间后，他提前做了准备，不仅找出多年前自己写的《魏安邦烈士传略》，而且与远在信阳的堂侄一家取得联系，让他们通过电脑传过来一些魏安邦及其家人的照片。

“我父亲兄弟两人，魏安邦是我大伯家的长子，颇受爷爷青睐。”魏玉坤告诉记者，他爷爷魏锡之是晚清秀才，由于屡试不第，当了私塾先生。他大伯魏景尧从汉口水文测绘学堂毕业后，长年在外搞水文测绘。魏安邦7岁时母亲去世，自幼跟随爷爷读书学习。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爷爷视其为掌上明珠。

在跟随爷爷生活的日子里，魏安邦经常听爷爷讲“岳飞抗金兵”、“戚继光杀倭寇”、“杨家将忠心保大宋”的故事。这些英雄的事迹，在魏安邦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下定决心，要像他们一样保国安邦。爷爷见他人小志大，便给他取名“安邦”。

1924年，魏安邦就读于汝南县私立子宜小学。1930年，其父在开封测绘黄河故道，接魏安邦到省会读书。1935年初中毕业后，魏安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郑州中正中学读高中。其间，魏安邦在北大上学的叔父魏景武（即魏玉坤的父亲）、堂叔魏景昌假期探家时，会给他带些进步书刊，并跟他讲大学生爱国的故事。

在进步书刊和青年学生爱国壮举的影响下，魏安邦思想深处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火花。1935年冬，他在郑州声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魏安邦毅然辍学奔赴抗日前线，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鼓励妻子向党靠拢

魏玉坤在讲述时，向记者展示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魏安邦与妻子潘世兰的合影。据魏玉坤介绍，由于魏安邦是魏家的长孙，爷爷特别关心他的婚事。1934年寒假，由爷爷主持，让魏安邦与教师潘凤翎的女儿潘世兰完婚。次年11月，潘世兰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魏立吾。

潘世兰是个倔强的女子，经过与父亲多次协商，最终像男孩子一样进入学堂读书。与魏安邦结婚时，潘世兰正在信阳师范读书。婚后，潘世兰不得不停学在家。后来，由于受魏安邦进步思想的影响，潘世兰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

据魏玉坤介绍，潘世兰今年103岁了。她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刚结婚的时候，魏安邦对我说，你暂且不要思想上不痛快，这是暂时问题，咱们将来有一天去找共产党。共产党是替穷人打天下的。”魏安邦到山西参加青年抗敌决死队后，夫妻两人聚少离多，但是魏安邦一直很关心她。

1937年8月，魏安邦到山西后，写信鼓励妻子：“你的产期快到了，是男是女来信告诉我。毛主席的爱人贺子珍生了孩子后，脐带一剪，把孩子交给群众，就跟着大队走了。世兰，你要学习她这种精神。”当年10月，潘世兰生下一个女儿，魏安邦为其取名魏立志。

记者从潘世兰接受采访的资料中了解到，1940年春，魏安邦给潘世兰写了一封信，在表达了他对革命矢志不渝的决心和信心后，还表达了让她到陕甘宁边区上学、继续追求进步的想法。然而，由于两个孩子年龄太小，潘世兰最终没能到抗日前线。直到汝南解放后，潘世兰才参加了新政府的工作。

面对死亡大义凛然

魏安邦在山西时，他的妻儿在家乡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记者与魏安邦的儿子魏立吾沟通时，他在讲述那段岁月时声音有些哽咽。魏立吾说，当年，母亲带着他们兄妹两人吃尽了苦头。就在潘世兰与孩子苦苦挣扎、度日如年的时候，魏安邦奋战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后来，全国解放了，潘世兰和孩子非常高兴，但一直没有魏安邦的消息。据魏立吾介绍，母亲得不到父亲的消息，便给中央组织部去了封信询问。“没多久，对方回信了，说父亲1941年牺牲在应县了，家属均按照烈属待遇照顾。”魏立吾说。

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时，已经快过春节了，潘世兰和孩子抱头痛哭。魏立吾说，1974年，母亲在家人的陪同下去过一次应县。那里的群众听说魏安邦的家人来了，拽着他们跪在地上放声大哭。

据知情人透露，1941年秋天，因叛徒向日寇告密，魏安邦不幸被捕。敌人带他回据点时，他不断向沿途群众高呼：“抗日必胜，日寇必败！”他向押解他的两名伪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奉劝他们及早弃暗投明。到了敌人的据点，他坚决不吃敌人端来的米饭，并拒绝了对方的高官厚禄诱惑。

日寇见软的不行，便对魏安邦施以酷刑，用皮鞭抽、烙铁烫、刺刀刺。面对敌人的百般折磨，魏安邦并未屈服。他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触怒了凶残的敌人。农历八月初九上午，魏安邦被敌人带到黄土咀村外的沙滩上，遍体鳞伤的他仍在对群众做抗战必胜的演讲。

日寇见状，惨无人道地用刀子乱捅魏安邦的身体。他仍然挺起胸膛高呼“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万岁”、“打倒日本狗强盗”，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掩埋魏安邦的是押解他的那两名伪军，两人被他的精神感动了，只是薄薄地掩了一层土。当日寇发现坑下有微动时，取来两大锅滚水浇下……

后来，中共应县县委为魏安邦召开了追悼会，并把他的牺牲地黄土咀村改名为“安邦村”（后来又更名了），还为其刻石立碑以示纪念。

家人追随他的脚步

魏安邦牺牲时年仅25岁，他的儿子、女儿尚不懂事，由妻子独自抚养成人。如今，魏安邦的妻子潘世兰已经103岁了，他们的孩子已七八十岁了。在潘世兰100岁生日时，她远在江西南昌的女儿魏立志一家老小赶了回来，为老人庆祝百岁大寿。

记者在魏玉坤提供的一张合影上看到，身穿红色上衣的潘世兰精神矍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陪伴在她身边的是儿子、儿媳以及女儿。据魏立吾介绍，母亲尽管年纪大了，但是记忆力很好，经常跟后辈们讲述父亲的一些往事，教导他们要追随父亲的脚步。

1950年，潘世兰被安排到信阳新华书店工作。在党和政府的培养下，她的两个子女相继入学、参军、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魏立吾说：“母亲一直教育我们，让我们听党的话，永远忠于党。”

潘世兰是这样教育子女的，也是这样做的。由于跟着魏安邦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潘玉兰的内心一直有个愿望，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信阳新华书店工作期间，一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受到了单位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退休后，她没有放弃学习，没有放弃入党的机会。

2002年，潘世兰再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达了自己对党的拳拳之心。第二年1月，她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第三年7月，她被确定为发展对象。2005年2月，93岁的潘世兰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子孙后代，让他们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一直走到实现共产主义。”潘世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共产党给了她坚定的信念，正是这种信仰的力量，让她一直追随丈夫的脚步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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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丹心传星火 铮铮铁骨真英雄

——记革命烈士、豫南特委书记张玉奇

驿城区朱古洞乡窑后村张岗村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村庄。村子所处的位置是平原，地势却比周围的村庄高出很多。村子不是集镇，以前却是周围4个集镇的中心，距东西南北四个集镇都是9公里，被村民称之为“四个18里”。村里还出了个传奇人物——革命烈士张玉奇。

记者在张岗村的邻村，香山街道梨园村前梨园村采访烈士张景旭、张景龙时，偶然获悉张玉奇的线索，并很顺利找到了张玉奇的儿子张秀贤。2015年7月的一天上午，记者到张岗村张秀贤的家中采访。老人虽然已经85岁高龄了，但耳清目明，思维清晰，向记者讲述了他父亲张玉奇革命的那些事儿。

珍贵照片 记录历史

采访从一张珍贵的照片开始。

张秀贤拿出一张已经有些发黄的老照片让记者看。照片上是三个年轻英俊的青年男子。

“左边是杨靖宇、中间是杨昭庆、右边是我父亲。”张秀贤告诉记者。

记者看到，张玉奇虽然没有杨靖宇的个子高，但也很高，而且长得非常英俊。

“这是父亲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也来之不易。” 张秀贤告诉记者，这是父亲被认定为烈士后，确山县民政局从中央找回来的，他也听别人讲过这张照片的来历。

杨靖宇将军的女儿马锦云曾回忆过这张照片的来历：杨靖宇在调往东北时，临行前把这张照片交给了妻子，并说这张照片是他们三人在开封上学时所照。解放后中央派人到杨靖宇家乡调查情况，马锦云把这张照片交给了工作组的同志。

“这张照片在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存放的也有。”张秀贤告诉记者，听说父亲张玉奇在开封上学时，和杨靖宇、杨昭庆是同班同学，三人是老乡，又非常要好，所以才照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他们又一起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确山县发动农民运动。

有关史料记载，张玉奇和杨靖宇等一起，领导了有名的确山暴动和刘店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战斗。1927年11月中旬，农民革命军在确山汝南边界处的大王楼一战失利，豫南特委书记王克馨牺牲，杨靖宇、张家铎身负重伤离队治疗，后被省委调到其他地方工作。

部队力量减弱，张玉奇和张家铎、张景旭等不得不带领部队转移到小乐山休整，后转至信阳四望山，与信阳王伯鲁领导的农民革命军合作，并肩作战。后来，信阳、确山两支农民革命军合编改名为豫南工农革命军。

临危受命英勇斗争

豫南工农革命军战斗力越来越强受，到豫南诸县土豪劣绅和军阀的残酷围剿，损失惨败。张玉奇和张家铎、张耀旭、张景旭等人率领的少数工农革命军突出敌人的包围后，由光山、固始回到了确山，革命再次陷入困难时期。

此时，张玉奇临危受命。史料记载，1928年3月，省委常委任作民赴豫南巡视工作，并在确山刘店北一个同志家里召开豫南特委会议，会议决定由省委候补委员张玉奇接任豫南特委书记，准备发动第二次农民暴动。

1928年5月，汝确边区农民代表大会在汝南召开，会议通过了农民暴动的决议，成立了汝确边区苏维埃政府，张玉奇任主席。

作为豫南地下党的领导人，张玉奇和农民革命军武装大队大队长张景旭、指导员张景龙一起，率领农民革命军，团结各种农协会，发动了确山第二次农民大暴动，先后两次围攻水屯，三次攻打韩庄（现香山街道香山村韩庄），袭击张教庄、罗楼等，把确山农民运动再次推向一个高潮。

“母亲经常给我说，父亲善良，性格非常好，从不乱发脾气，而且非常机智。”张秀贤向记者讲述了张玉奇机智与敌人斗争的故事。

张玉奇等带领部队从信阳四望山撤回确山途中，部队再一次被敌人冲散，张玉奇的通讯员，16岁的小陈被捕。张玉奇怕小陈经受不了敌人的折磨，就来到信阳监狱说：“我是工农革命军大队指导员张子玉（化名），你们抓那个小陈年纪小，什么也不知道，你们把他放了，把我关起来，想问什么问我。”敌人开始不放小陈，张玉奇就什么也不说，后来敌人被迫把小陈放了。小陈一走，张玉奇就变了供词：“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工农革命军大队指导员，是驻马店红十字会的会员，我是为了救小陈才来的。”敌人用种种手段折磨张玉奇，但他始终不改口。后来，张玉奇在牢中做通看守的工作，写了封信让看守给他送了出去。张景旭接到信后，到驻马店找到地下党与经十字会联系，红十字会派人把张玉奇从信阳监狱救了出来。

张玉奇吞子弹的事儿也广为流传。有一次，张玉奇化装成一个剃头的，挑着剃头用具去驻马店西边的孙店联系事情，被敌人识破。张玉奇刚到孙店十字街路口茶馆地下党的联络点，把腰中的手枪让人藏起来，敌人的搜查队就赶到把他抓了起来。这时，张玉奇突然想到口袋里还有3颗子弹，趁敌人不备掏出子弹吞进肚子里。敌人问他吃的是什么，张玉奇回答说，肚子不好，吃点药。然而张玉奇还是被囚进确山监狱，在各种严刑拷打下，始终没有泄露党的半点秘密，后来，同志们想尽千方百计，把他从狱中营救出来。

大义灭亲王奇除奸

张秀贤告诉记者，为了革命，父亲还杀了自己的姐夫。

韩庄西北大约5公里处的孙店局子，是当地土豪劣绅为了镇压群众而集资设立的一个组织，名义上是维护治安，其实专干欺压白姓的坏事。张玉奇的姐夫吕守勋在孙店局子干事，且是一个小头头。此人无恶不作，谁家娶媳妇，他先去睡一夜；谁家闺女、媳妇长得好，他就去糟蹋，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但又敢怒而不敢言。

吕守勋还常常扬言要收拾地下党的同志。有一天，张玉奇决定去会会吕守勋。吕守勋把张玉奇安排在孙店街南头菜园内说：“我到街上买包烟，回来咱兄弟俩多坐一会儿。” 吕守勋刚走不大一会儿，一个挑着粪篮子的地下党走过来对张玉奇说：“老三（张玉奇在家排行老三），你注意点，他不是去买烟了，出菜园后他一路小跑去局子了。”

张玉奇预感不妙，立即把大衫往腰间一掖，就向南跑去，刚跑到孙店街南的王桥上，就看到五六个带枪的保丁追出来了，边跑边打枪。张玉奇个子高，跑的也快，一口气跑到香山西坡李楼东南岗上，因岗上是红枪会活动的地方，那群保丁也不敢贸然过去，犹豫了一会儿回去了。

经过这一次，张玉奇认为吕守勋不能再留了，否则会对地下党不利。不久，孙店街有了庙会，吕守勋属于排场人，坐在戏台前面的一条大板凳上，两边又各坐一人陪着。张玉奇决定趁此机会除掉他，远处射击，怕打着群众，他就假装看戏慢慢挤到吕守勋的背后，把手枪从人缝中伸过去，斜贴着吕守勋的后背打，连发两颗子弹，其中一颗打住了吕守勋的后腰，但没有把他打死，别一颗打中一个看戏群众的脚面，后来，张玉奇托人给这个群众送去10块银元。

经历这一险，吕守勋如惊弓之鸟，除了看病，天天住在孙店局子里。有一天晚上，吕守勋的侄子报信说，吕守勋回家了，没有住正房，而是住在配房内。张玉奇就带着几个人过去了，并让他侄儿喊门。吕守勋开门看不对劲儿，光着身子就往外跑，几个兵没有搂住他，张玉奇把他抱住。吕守勋向张玉奇求饶，并让张玉奇看在他姐的面子上饶了他，张玉奇就说：“为了革命，顾不了我姐了。”一枪打死了吕守勋。

“我父亲带人走后，村里的群众把吕守勋的头割了下来，可见群众对他有多痛恨！”张秀贤说，吕守勋死后，张玉奇怕村民再对姐姐和他们的儿子不利，就把他们接到自己家。

叛徒出卖壮烈牺牲

张玉奇机智勇敢，又具有非常高的领导才能，引起了敌人的恐慌。由确山县民团和军阀、土豪劣绅组成的清剿队多次围剿地下党，围剿张玉奇。中共确山县地下党的领导同志张景旭、张景龙、杨昭庆、李泮林、王国清等先后牺牲。张玉奇仍然坚持与敌人进行英勇斗争。1929年，张玉奇带领几名地下党在朱古洞街截杀了确山民团第二大队长高绍义。

敌人越来越害怕张玉奇。1929年，敌人出3000元银元买通了张玉奇的贴身参谋宋学章。当年腊月，离春节还有几天时间，张玉奇回到张岗村家里。宋学章偷偷告诉了清剿队。

“当时几个地下党都说风声紧，劝父亲别在家里，并把父亲的东西准备好，还牵来了马，让父亲走，但宋学章对大家说：‘在确山以北，谁能把咱们咋样！’父亲听后也没说什么，就没有离开。” 张秀贤说，大家却不知道宋学章已把父亲回来的消息偷偷告诉了清剿队，故意拖延时间，等候清剿队到来。

当天晚上，清剿队用两个营的兵力把张岗村团团围住，最后集中到张玉奇家院子周围。

“房顶上、墙头上、树上，到处都是兵，围攻战斗夜里打响，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9点多。”张秀贤说，后来，父亲一个人和清剿队战斗，直到子弹打完。清剿队看父亲没有了子弹，才扑进院子，把父亲逮捕。

“我尽量不想父亲被捕时的情景，想了心里难受。”张秀贤说，他听别人说，父亲被捕后，敌人用粗铁丝把他两侧的肩甲骨穿透，牵着他走，后面还用大棍打他，到驻马店后，又把他打进木笼里，先押到开封，后又转到许昌。

敌人把张玉奇关押一个多月，严刑拷打，张玉奇没有透露一点儿地下党的情况。敌人看从张玉奇嘴中得不到想要的消息，1930年农历二月初七，将张玉奇残忍地杀害，张玉奇时年只有28岁。

洗尽冤屈子女幸福

张玉奇牺牲时，两个女儿都才几岁，妻子还怀有身孕，3个月后，生下儿子，起名叫张秀贤。

敌人得知张玉奇还有后代，曾多次去张岗村搜查。村里的乡亲们为了保护张玉奇的妻子和儿女，很多人受到牵连，不少人遭受了严刑拷打。

“母亲把两个姐姐送到我姨家寄养，把我送到我大舅家，并改随舅舅的姓，对外称是舅舅的儿子，唯恐被敌人知道了。”张秀贤说，母亲生下他就把他送到大舅家，而自己四处讨饭为生。

“多亏舅母对我好，否刚我也长不大！” 张秀贤说，他生下来时非常瘦小，人家都说养不活，舅母就让他吃自己的奶，而让自己的儿子吃饭。

“舅母常说，老张家就这一个根儿，一定要养活他。”张秀贤说，自己在大舅家一直长到15岁才回到张岗村家里。

一家人受尽的苦终于迎来了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张玉奇本应被追认为烈士，但却迟迟没有被追认，反而被人说成是土匪。

张秀贤说，他和姐姐一起找了很多证人证言，并先后四次去省民政厅，直到1983年，父亲才被追认为烈士，一家人才过上平静的生活。

父亲牺牲的早，张秀贤对母亲非常孝顺。“解放后，在外地工作的一个同学多次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们厂里工作，并给我办房口迁移手续，我几次都拒绝了。母亲讨饭把我养大，我不能让她一个人在家里无依无靠。”张秀贤说，当时家里穷，衣服少，冬天他让母亲坐在床上，用被子围着，唯恐冻着母亲，一日三餐给母亲端过去。

张秀贤的孝顺也影响了自己的儿女。老人两个女儿都已出嫁，5个儿子都在村里生活，儿女们对张秀贤夫妻都非常孝顺。

“我今年85岁，老伴84岁，我们俩身体都不错。”张秀贤说，孩子们都愿意让他老两口和他们一起生活，他和妻子身体都还不错，不想麻烦孩子们。

“我们家现在有几十口，这辈子我也知足了！” 谈起现在的生活，张秀贤说，看着儿孙们一个个长大，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比什么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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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记革命烈士李述印

见到烈士长子李三元

本报征集“天中英烈”线索以来，社会反响强烈，市民纷纷提供线索。6月初，市民夏全义给本报记者发来短信，称他爱人的姥爷李述印是一名烈士，爱人的舅舅李三元在确山县任店镇居住。

得到线索后，记者立即与夏全义取得联系，询问李三元家的确切位置。6月中旬的一天，记者按照夏全义提供的路线，来到确山县任店镇赵湾村李庄，寻访烈士后人李三元。

当天上午9时许，记者见到了今年77岁的李三元。

“担心你们找不到地方，我准备去路口接你们，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到了。”见到记者，李三元笑着说。健壮、干练、慈祥……这是李三元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听说记者要采访他父亲的事迹，李三元连忙从家里拿出了父亲李述印的烈士证和照片。装在纸袋里的那张照片是李三元的父亲和战友们的合影。照片虽说有些模糊，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军人们的独特气质。

记者问起照片的来历，李三元说，这张照片是用一张老照片翻拍的。随后，李三元从房间里拿出了那张老照片。在那张泛黄的老照片上，有两排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左上角写着“三三年二月四日”。

李三元说，一次整理东西时，他看到了这张老照片。母亲告诉他，站在后排左一位置的就是他的父亲李述印。照片上的其他人他都不认识。这是父亲在1933年2月4日照的，也是父亲留给他的唯一物品。

“当时父亲是地下党，因为都是单线联系，大家互不认识。加上父亲去世时，他的证件烧的烧了，埋的埋了，就留下了这张照片。”李三元说。记者注意到，说起父亲时，李三元充满了敬仰之情。

在李三元提供的烈士证上，记者看到烈士证是河南省民政厅2014年9月换发的，上面有李述印的个人简介：李述印，男，汉族，1915年出生，1938年12月入党，1942年在确山县任店镇李庄牺牲，1980年被追认为烈士。

讲述父亲的革命经历

“父亲牺牲时，我只有7岁。”李三元说，由于年纪小，对于父亲的记忆，他有些模糊。

据李三元介绍，1915年，李述印出生在确山县任店镇赵湾村李庄的一个农民家庭。李述印有3个姐妹，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李述印年轻时爱好学习，从信阳淮滨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教书工作。

1938年12月，在确山县委书记王景瑞和赵进先同志的介绍下，李述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1938年，在确山任店黄山坡车站，李述印参加了保

乡会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李述印辗转来到淮南（正阳县以南），并参加了肖章领导的游击队，任分队长（即排长）。

李三元说：“一次，因叛徒假报日军信息，我父亲带领游击队与日军正面交锋，但由于寡不敌众游击队损失惨重。”

战斗失利后，李述印随部队转战到根据地信阳四望山。由于工作需要，他又回到确山竹沟留守处办公室。没多久，李述印在组织的安排下，到确山县任店，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因当时任店地区革命力量薄弱，汝南、正阳和竹沟领导机关的联系活动受到限制，又逢确山瓦岗芦庄的张明太反动武装残害革命党人十分猖獗，共产党必须加强力量，与敌人作斗争。时任任店区委主要负责人的李述印发动群众，开展抗税抗粮活动。

“夜深人静时，父亲就带领同志，到处张贴李先念新五师的革命标语。这些标语大都张贴在曹庄、黄庄、七里冲和木寨的大树上，对敌人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李三元告诉记者。

李述印的工作能力受到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1942年，李述印接到上级命令，让他带领部队围攻确山瓦岗的趴头寨，消灭匪首张明太。

“父亲带领部队攻打趴头寨。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给张明太带来了很大的打击。”李三元说，“由于长时间战斗加上夜里下起了大雨，父亲得了重病。时任团政委张国兴见此情景，连忙派人把父亲送到我们庄西头的道路旁边。后经群众帮忙，父亲被送到庄西边的河湾里。因得不到及时治疗，父亲没几天就去世了。"

从书上了解父亲的事迹

“父亲在世时，经常不在家，我已记不清他的相貌。当时，我的母亲只有26岁，家里还有一位年迈的奶奶和我们兄妹3人，共5口人。”李三元说，他在家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和妹妹，家里的重担都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由于家里还有土地维持生活，他勉强上了学，可是弟弟和妹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李述印去世时，李三元才7岁，他不知道有关父亲的任何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李三元渐渐了解了一些父亲的事迹。于是，他萌生了为父亲李述印申报烈士的想法。上世纪60年代，20多岁的李三元开始为父亲李述印的事奔走。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三元在《小延安：竹沟》一书上了解了父亲的事迹。经打听，李三元找到了王景瑞的联系方式，连忙给王景瑞写了一封信。很快，王景瑞给李三元回了信，信上称，李述印的革命意志很坚定，工作成绩显著，李述印被追认为烈士，他完全同意。李三元将王景瑞的回信交给了确山县民政局。

后来，李三元又找到确山县的老红军赵勤，向他了解父亲的一些事迹。赵勤说，他当时在竹沟留守处任通讯员，但因年龄小，对于当时李述印担任什么职务，他不是很清楚。

虽说从赵勤那里没有了解到父亲的职务，但李三元得到了张国兴的联系方式。随后，李三元给居住在焦作的张国兴寄去了一封信。半个月后，张国兴给李三元回了信，详细介绍了他父亲的事迹。收到这封信，李三元异常欣喜，连忙将这封信交给了确山县民政局。

1980年，经过李三元和县民政局的共同努力，李述印被追认为烈士。李三元拿到父亲的烈士证后，立即到父亲的坟前告慰父亲。

烈士后人生活幸福

“2014年，确山县民政局准备将该县的烈士墓都迁往竹沟烈士陵园，统一为烈士立碑。”李三元说，经与家人商量，他们不想将父亲的墓迁到竹沟，要求将父亲的墓留在村西头。

随后，李三元带着记者来到村西头。走过几道田埂，记者看到李述印烈士的墓碑立在一个山坡上。

李三元说，逢年过节，他和弟弟妹妹都要过来祭拜父亲，父亲的光辉形象永远铭刻在他们心中。

李三元说，他有6个孩子，如今都已经成家立业。如今，他与小儿子一起居住。他从赵湾小学退休后，身体还算硬朗，只是老伴身体不好，经常吃药。一千多元的退休金，再加上土地上的收入，足够老两口生活了。

“父亲的事迹，家人知道得很少。”李三元说，平常他很少跟孩子讲父亲的事迹，但他相信为了中华民族大业和祖国繁荣昌盛而英勇献身的父辈们，无论他们的名字被载入史册还是鲜为人知，他们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英雄壮举一定会名垂青史。

说起如今的生活，李三元感慨地说，比起以前，家乡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村村通修到了家门口，出门就是水泥路。这些都离不开父亲那辈人的付出。“我们要永远铭记英烈的事迹。”李三元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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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脚下埋忠骨 英雄事迹永流传

6月26日，记者来到确山县委党史办，见到了党史办主任罗平均。“你一定要写写革命烈士徐忠学（烈士证上是徐忠学，墓碑上刻的是徐中学）。他是一名地下党员，为掩护同志不幸被捕牺牲。他的遗腹子徐兴邦家在确山县城。我带你去采访烈士的后人。”罗主任放下手中的工作，带着记者来到徐兴邦家。在徐兴邦家楼下，我们遇到了徐兴邦。他正骑着电动车准备给放假在家的孙女买胡辣汤。

罗主任告诉记者，徐忠学是一名地下党员，他在父亲和弟弟相继被敌人杀害后混入泌阳县保安大队，任大队长。“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员的身份是十分危险的。他们都默默地为革命奋斗着。

站在父亲的墓碑前，徐兴邦的眼睛湿润了。

父亲去世时他还未出生

在自家的小楼上，徐兴邦拿出父亲的烈士证和一些关于父亲英雄事迹的历史资料给记者看。记者看到，资料上每一处提及徐忠学的地方，徐兴邦都用铅笔画着，并将这一页折起来。

“关于父亲的史料极少，更没有小传，我也是从母亲口中了解到父亲的一些事情的。”徐兴邦告诉记者，他父亲出生于1911年，老家在泌阳县铜山乡缸窑村，1937年入党，1940年在确山县竹沟镇壮烈牺牲，牺牲时任确山县赤卫队队长。

“1940年父亲为掩护其他同志壮烈牺牲。”徐兴邦说，他爷爷1937年7月被保安团活埋在泌阳县焦竹园乡邓庄铺的地里。当年7月21日，叔叔徐中正在战斗中被捕牺牲，当时才23岁，他唯一的女儿夭折，婶婶改嫁。1941年徐兴邦出生后，他的母亲改嫁，他与奶奶相依为命。

抚摸着历史资料上父亲头戴礼帽的照片，徐兴邦的眼睛湿润了。“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见过父亲。”徐兴邦告诉记者，他出生后，奶奶徐熊氏将他视若掌上明珠，可是在战乱中独自抚养年幼的孙子力不从心。加上保安团派人调查祖孙二人的下落斩草除根，徐兴邦的奶奶只好带着他到石滚河山中的一个亲戚家躲避，才幸免于难。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徐兴邦告诉记者，奶奶徐熊氏带着他投奔到一个亲戚家。“奶奶当时50多岁。我与奶奶在亲戚家天天吃的是甜菜芽、刺柏芽。刺柏芽上面有刺，吃起来扎嘴。”徐兴邦提起往事感慨万千。

就在他们祖孙俩逃亡前，家族的人重新安葬爷爷和叔叔的尸骨时，保安团以为徐家的这根独苗肯定会参加葬礼，结果来了3次都没有抓到徐兴邦。

解放后，奶奶才带着徐兴邦回到阔别已久的泌阳县铜山乡缸窑村。徐兴邦的奶奶因为长年带着孙子东躲西藏，染上了疾病，回到老家后就一病不起。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这个革命家庭，为徐熊氏买药治病。当地村民主动为祖孙俩挑柴担水。徐兴邦开始在当地缸窑小学读书，后转到大路里完小，小学毕业后到竹沟中学读书。徐兴邦的学费都是由政府承担的。

“我的吃住全由政府包。奶奶57岁就去世了，每到假期我就住在学校。”徐兴邦说，他中学毕业后想读医学，但组织上安排他到竹沟镇供销社上班，1968年又把他调到县里的食品加工厂。1978年，徐兴邦被调到县邮政局，之后到县酒厂，最后调到省建水泥厂上班，直到退休。

王国华曾寻找烈士后人

解放后，已是省领导的王国华托人四处打听徐忠学有没有后人，后来得知烈士徐忠学的家人就住在铜山乡老家，特意派人把徐兴邦和他奶奶徐熊氏请来，并拉着徐兴邦的手说：“是你父亲救了我的命。你父亲为革命立了大功。”

“王国华告诉奶奶，可以将我送到省城上学，一切费用都不用奶奶操心。”徐兴邦说，奶奶当时没有表态，而是趁着王国华和确山县领导谈话时不辞而别。中午吃饭时王国华发现祖孙俩不见了，明白了相依为命的祖孙俩不忍分离。

“后来，我到郑州王国华家，他再次向我讲述了我父亲当年的英雄事迹。”徐兴邦告诉记者。

“竹沟惨案发生后，王国华等人立即在竹沟西寨门楼组成指挥部，组织反击。经过一天激战，敌人退出了东寨门。但终因寡不敌众，王国华等人被迫撤出竹沟镇。1939年11月10日午夜，徐忠学接到敌人围剿竹沟的消息后，立即派人报告省委，同时配合竹沟留守处人员突围。

新四军留守处人员在竹沟突围时，地下党员陈子爵、徐忠学、侯定祥、段常显等暗中做内应。”确山县委党史办主任罗平均说， 1940年9月，徐忠学暴露被抓。敌人严刑逼供，徐忠学宁死不屈，最后含笑就义。

烈士后人都很敬业

徐兴邦说，他有5个孩子，大儿子因病去世，二儿子在银行上班，老三在县烟草局上班，老四是个女儿，在省建水泥厂上班，老五在县市场发展中心上班。“孩子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从不因为是革命烈士的后人而搞特殊。”徐兴邦告诉记者，平时他就带带孙子孙女，到县城靖宇广场散散步。

在靖宇广场，很多人看到徐兴邦都主动和他打招呼。“我的腰有点毛病，经常疼。”徐兴邦说，目前他跟着小儿子生活，自己独处的时候就会想起父亲。

“我老伴脾气很好。我们很少吵架，凡事都商量着解决。”徐兴邦告诉记者，孩子们都很孝顺，他们都知道爷爷的故事，都为自己出身革命家庭感到骄傲。

徐兴邦的小儿子徐里告诉记者，他很崇拜自己的爷爷，那一代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是后人的骄傲。

铜山脚下瞻仰烈士墓

当天上午，记者一行和徐兴邦及他的家人踏上前往徐忠学烈士墓地的路。

徐兴邦告诉记者，他和家人每年都会回来几次祭拜父亲。

路两边的柏树一眼望不到头，突然下起的雨让记者感到庄严肃穆。

徐兴邦与记者一起，踏着泥泞，冒雨来到埋葬烈士的地方。徐忠学烈士的墓周围芳草萋萋，墓碑面朝巍峨的铜山。乡亲们看到我们冒雨采访，拿来了几把雨伞。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烈士墓。

“当年烈士在这里出生，长大后走上革命道路。他骑着白马的身影还停留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每年清明节，除了徐家后人前来凭吊外，当地不少学生也在学校组织下前来为烈士扫墓。

当地村民徐兴旺告诉记者，徐忠学烈士是家乡人民的骄傲。“他小时候在家里放牛割草，十分勤快。”徐兴旺说，当时铜山脚下的土地贫瘠，打的粮食不够吃，很多村民就上山挖野菜、摘野果充饥。

“他聪明好学，身材魁梧，长得眉清目秀，是我们这里的‘秀才’。他仗义疏财，广交朋友。这为他顺利打入敌人内部提供了便利。”徐兴旺说，关于徐忠学烈士的事迹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大多数人都是在他牺牲后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的。

“我们都知道他牺牲在革命圣地竹沟。根据当地风俗，他牺牲后埋葬在家乡。”徐兴旺说，“家乡人永远不会忘记烈士。他的名字永远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

站在父亲的墓碑前，徐兴邦的眼睛湿润了。他抚摸着父亲的墓碑，久久不愿离去。

青山埋忠骨，斯人已去，英名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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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记革命烈士张吟塘

上蔡县城北部的蔡都镇老城社区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巷名叫石头巷，颇有江南古镇小巷的风貌。平整的水泥路面可以通过轿车，两侧是居民盖的三层或四层的楼房，楼房的外墙都粉刷上了白色的涂料，给人以恬静的感觉。张志强的家在巷子的东段，是一个两层楼房外加两间厨房的小院。小院收拾得很干净，厨房门外有一口压水井，井边垒着一个池子，里边种着绿莹莹的蔬菜。这里是张志强的祖宅，1929年3月26日，上蔡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就在这里成立，张志强的曾祖父张吟塘当选为支部宣传委员。

壮年游学接受革命思想

2015年6月25日，记者到石头巷采访张吟塘烈士的事迹。走进石头巷，问张志强的家在哪里，居民们都能准确说出他家的位置，而且告诉记者张志强是老城社区的会计。记者又问他们知道不知道张志强的曾祖父是革命烈士，一位老年居民说知道，还告诉记者张志强的曾祖父叫张吟塘，很有名。

“我家原来住在上蔡县的东洪乡，因为家里穷，我高祖父年轻的时候搬到石头巷，做推车贩麻的生意。我曾祖父张吟塘就出生在石头巷。”在张志强家，听说记者是采访他曾祖父的事迹后，正在掐青菜的他很高兴地打开了话茬子。他是个很热情、很开朗的人。

张志强说，他的曾祖父张吟塘又名张景庾，出生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那时候他们家还很穷，但因为他曾祖父十分聪明，他高祖父还是把曾祖父送到私塾去学习。他曾祖父的成绩一直很好，几年后拜当时上蔡县的名儒冯树萱为师，学习《四书》、《五经》和作诗，兼攻音乐、绘画。张吟塘的汉隶书法很有成就，他还擅长弹奏古筝，被誉为“冯门高足”。

张吟塘学成后，应聘当私塾先生，家境渐渐好起来。他是个未知欲望很强的人，总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在有一些积蓄后，人到中年的他离家到开封、天津、北京等地求学，遍访名师。1925年，在开封，54岁的张吟塘结识了河南省杞县人吴芝圃。吴芝圃是河南省早期革命家，解放后曾任河南省省长、省委委第一书记。张吟塘比吴芝圃大35岁，但他对吴芝圃讲的马列主义理论非常感兴趣，他的认识水平和阶级觉悟不断提高，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28年，张吟塘回到上蔡，开始宣传革命道理。他与上蔡县的进步人士寇文谟（本栏目曾作报道）、王伯重等志同道合，成为莫逆之交。1929年2月，西平籍共产党员贾德言到上蔡发展组织，经人介绍住在张吟塘家。同年3月26日，在张吟塘家，由贾德言主持，张吟塘与寇文谟、王伯重、王清轩等人剪纸为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上蔡县城关党支部随即成立，寇文谟任支部书记，王伯重任组织委员，张吟塘任宣传委员。

坚定信仰 开展革命活动

《驻马店党人物》和《上蔡史话》里都有关于张吟塘的专业介绍。张志强拿出一本《驻马店党史人物》，翻到212页，指着张吟塘事迹介绍让记者看。他说：“我奶奶活着的时候，经常说我老太爷，也就是我曾祖父不怎么回家，总在外面跑，意思就是在外面闹革命。”

入党后，张吟塘全付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他先后在上蔡育淑女校、师范讲习所任以国文老师的身份作掩护，宣传革命道理，抨击黑暗统治。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上蔡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特别是对城市小后工业者和小商贩更是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压得人喘不过所来。1931年7月，在中共上蔡县城关支部的领导下，张吟塘说服上蔡县行业工会领导人张天祥等，组织上蔡县城关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1000余人开展抗税抗捐斗争，连续6天罢工罢市。国民党上蔡县政府一筹莫展，不得不向罢工商户让步。从此，张吟塘和城关支部的活动更加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他的行踪处处受到监视。

1935年2月，中共上蔡县地下交通员刘国政叛变，向敌人告密，寇文谟、张吟塘等人被捕。在狱中，他们坚贞不屈，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始终没有透露党的任何秘密。因为敌人没有掌握确凿证据，在关押20余天后，寇文谟、张吟塘等被保释出狱，但他们的行踪仍在监视之中。这时上蔡县的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张吟塘回到家后，专心著述，作诗文六卷，对古蔡八景作了细致的描写，充分表达了他对家乡的热爱。

1938年秋，皖南新四军派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生、共产党员郭峰与上蔡县白圭庙清乡委员会主任李建中取得联系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张吟塘与寇文谟以清乡委员的名义来到白圭庙，与郭峰达成组成抗日救亡室的决定。张吟塘还与上蔡县第五小学校长李华庵一起组织起抗日宣传队，进步教师吴鸿盘、潘石庵等都参加了宣传队。他们利用夜晚到附近农村，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激发群众的热情。为培养抗日力量，1939年春，张吟塘说服李建中开办了白圭庙私塾改良学校（实际是抗日青年训练班）。为便于郭峰开展工作，张吟塘提议将郭峰聘为体育教师。私塾改良学校先后培训抗日青年近200人。

1939年8月，中共上蔡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张吟塘任宣传部长。

1940年，蒋介石又一次发动反共高潮。寇文谟、张吟塘等人再次被国民党上蔡县政府逮捕。他们被关押在县政府一个小屋里。经过多年革命斗争考验的他们信仰更加坚定，意志更加坚强，自然不会向反动派屈服，他们吟诗作歌，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后经多方营救，他们才被释放。

气壮山河 被捕英勇就义

“我老太爷牺牲的时候74岁，他牺牲后我老太奶（曾祖母）的眼睛都哭瞎了，不久就去世了……我老太爷是被敌人活埋的。”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张志强的声音低了下来。

1944年夏，上蔡县城沦陷。张吟塘为免遭日军毒害，同时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日救国，他把家迁回原籍上蔡县东洪乡洪河北岸的老张庄。老张庄距离上蔡县城10余公里，离流亡的上蔡县政府较近，不断有国民党的杂牌队伍出没。张吟塘认为在这一带宣传抗日、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是比较方便的。他与王伯重经过多次讨论，觉得当时上蔡县皇协军的团长单欢（又名单秉钧）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他们利用王伯重与单欢是亲戚这层关系，作单欢的统战工作，单欢最终接受他们的主张，准备率部把盘踞在上蔡县城的日寇消灭掉。

就在大功即将造成之时，张吟塘再次落入敌手。随着张志强的讲述，记者仿佛穿越到了70年前的5月……

1945年5月13日下午，张吟塘参加中共上蔡县工委在竹园张召开的会议后返家。途中，他被当时沦陷区国民党党务工作团副团长李耀武部盘查逮捕。李耀武素知张吟塘是中共地下党员，先是对张吟塘进行诱降，许以高官厚实禄，张吟塘不为所动，并义正辞严地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和李耀武本人的虚伪。李耀武恼羞成怒，用酷刑对付张吟塘，张吟塘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宁折不弯，以必死的信念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几天后，凶恶的敌人把张吟塘绑押到洪河滩上，残忍地将他活埋。

这一年，张吟塘74岁。

自力更生 后人勤劳朴实

去年，记者在上蔡采访寇文谟烈士的事迹时，就听说张吟塘的书法相当有功夫。记者问张志强有没有保存张吟塘的书法作品，他说：“以前家里有，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被红卫兵抄走了，除了老太爷的书法作品，还有诗集、线装书等，都被抄走了。”

在上蔡县文史馆，记者见到了一幅张吟塘的汉隶书法作品，他的书法苍老古拙，显得十分厚重。文史馆里还有一把张吟塘用过的三弦，那是他开展革命活动时用以掩护的工具。

张志强告诉记者，他的老太爷张吟塘有四个儿子。长子名字不详，在张吟塘开展革命活动时被土匪绑票，再没有消息，可能是被土匪撕票了。他一直怀疑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阴谋，因为那时候他老太爷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次子叫张洪文，成年后到漯河谋生，后在漯河成家。三子叫张洪斌，即张志强的爷爷，29岁的时候病故。少子叫张洪威，二十多岁时受惊吓而死。长子和少子都没有留下后代。

张洪斌去世时留下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和儿子由他的妻子寇桂枝艰难养大。寇桂枝1986年去世。张洪斌的女儿名叫张英，今年八十多岁，身体不太好。张英成年后嫁到了乡下，后来她的孩子到县城务工并安家，现在她在县城居住，距石头巷不远。张洪斌的儿子名叫张新义，即张志强的父亲，一直在石头巷居住、务农。张新义今年78岁，患脑梗塞卧床已经5年，现在他和张志强住在一起。张新义的妻子叫肖莲花，身体还好，张新义的生活一直由他照料。

张志强是张新义的长子，他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大弟耳朵有点聋，住在他家二楼。他家前面那个院子，是他小弟的家。他们都是普通劳动者。多年来，他们始终坚守踏踏实实做事、本本分分做人的原则，生活过得平静而幸福。

记者正在张志强家采访时，一个小伙子进院来打水。张志强说，那是他小弟的儿子，正在上高中。自来水停水了，小弟家没打压井。听说记者在采访，小伙子很有礼貌地和记者打招呼。记者注意到，这是一个文静而阳光的小伙子。

张新义说他已经50岁了，但记者看上去他只有四十来岁。他告诉记者，他的老太爷成年后，家里并不穷，但老太爷还是参加了革命，说明老太爷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他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逢年过节总有人拿着粉条、肉到他家慰问，有时还敲锣打鼓，很热闹。这让他觉得很骄傲。

张志强说，他会永远怀念老太爷张吟塘。老太爷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崇高革命情操，永远激励着他们。

33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记革命烈士赵进先

赵进先（1908年～1960年），字亚升。1940年3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为便于继续做地下工作，组织上让他改名赵本仁。全国解放后，他又把自己的名字从赵本仁改回赵进先。

2014年5月10日，赵进先的大女儿赵海丽带着父亲的骨灰从北京回到驻马店市确山县。5月11日，赵海丽和堂弟赵海舟、堂侄赵连毅一起，把父亲的骨灰安放到确山县竹沟烈士陵园。安放完毕，在父亲赵进先的墓碑旁，78岁的赵海丽缓缓俯下身子，抚摸着墓碑，任由泪水淌下。虽然父亲已牺牲54年，但对于赵海丽来说，父亲似乎并没有离开她。

近日，记者到确山县城采访了赵连毅，并通过电话采访了在北京的赵海丽。在两人的讲述下，赵进先的过往清晰地浮现在记者眼前。

少年立志

1908年1月31日，赵进先出生在确山县任店镇大赵庄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父亲赵运世、母亲杨氏都是勤劳本分的农民。兄妹8个，他排行第五，在兄弟中年龄最小。赵进先6岁时，被父亲送到离家5公里的二叔家上私塾，后又到本乡小学就读。由于他勤学好问，刻苦用功，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深受老师、同学和亲友们的喜爱。

1922年，赵进先到县城姑妈家上高小，一年后，他考入驻马店私立豫南英文专修学校。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形成一种纯朴的爱国思想。

“天下之中，九州咽喉”，这使河南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连年军阀混战，搅得鸡犬不宁，十室九空。赵进先家也不例外。

1924年暑假的一天，赵进先刚从地里干完活回到家里，全村突然被军阀“建国混成旅”李振亚部的一连人包围，挨家挨户抢劫。赵进先家被匪兵抢劫一空，匪兵还将赵进先绑票到正阳，用酷刑硬逼赵进先招认自己是“土匪”，以达到敲诈勒索之目的。然而，16岁的赵进先宁死不屈。后来，通过一个亲戚（其哥是该匪军司令）出面说情，才被释放。但家遭此难，已无力供他继续念书。赵进先是个血性男儿，决心投笔从戎以报家仇。

1925年1月，赵进先经老师介绍，到北京南宛参加了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一师拳术队，刻苦钻研军事技术，并且立誓：“将来当了督军，一定杀绝坏人。”

走向革命

1926年冬，赵进先被送到西安国民革命军军事政治学校学习。由于刘伯坚等共产党员经常到该校上课，所以他有机会接触到真理，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过去那种立志报仇杀人的狭隘思想，已被“立志做大事、改变社会”的思想所代替。

1927年初，赵进先结束了为期3个月的学习，回到原部队见习。同年6月，他调到洛阳革命军事政治学校学习。9月，学校迁到郑州，后又迁到开封。1928年2月，学校招收了一批新学员，赵进先任班长。

1929年，洛阳军事政治学校迁到西安，改编为教导师。这时，张公干、赵进先、王超、张祖渠、杜一民等人秘密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研究共产主义。通过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赵进先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年，教导师又改为军官学校，迁到河南开封。

1930年1月，中原大地爆发了蒋、冯、阎军阀大战，赵进先所在的军官学校又从开封迁到山西汾阳。2月，赵进先和张公干分别提升为一中队队长和四中队分队长。这时，汾阳军校已有党的秘密组织，并为我党培养了许多干部。党的内部刊物《北方红旗》在学生中广泛流传。张文舟、朱军、张公干等学员先后光荣入党。

1931年2月，经张公干介绍，赵进先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找到了救国的真谛。

战功卓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1933年春，冯玉祥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并将其旧部改编为抗日同盟军，再次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同年4月，冯玉祥又命令汾阳军校开赴张家口，编为抗日同盟军一军二师。而这个时候，赵进先但任该校七中队队长，留守汾阳。汾阳军校地下党负责人代表组织通知他，让他争取手枪团，一同开赴张家口。

赵进先接受任务后，一边耐心细致地做手枪团团长李正兴的工作，一边发动本队学员和该团一些倾向革命的战士找团长请愿，要求北上抗日。李正兴执意不肯北上。赵进先就把本队学员和部分手枪团战士拉到张家口，编为二师一团二营，先任二营营长，后任副团长。

1935年9月，赵进先到泰山找到冯玉祥。经冯玉祥介绍，赵进先到张家口保安司令部任骑兵队队长。这时，大批日军入关，威胁天津，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赵进先挺身而出，利用该队战士多是刚从北平、保定等地招来的青年学生，富有强烈爱国热情的特点，循循善诱地给他们讲解抗日救亡的道理，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返回家乡

1937年底至1938年初，确山县的革命形势日趋高涨，赵进先毅然回到家乡，参与抗日。

1938年秋，确山县县长邵世祯一上任就了解到赵进先是个有实力、有影响的人物，决定起用赵进先来保住自己的宝座。赵进先遵照省、特委指示，应邵世祯之邀，堂堂正正地当上了国民党确山县警察局局长。

随后，赵进先抓住一切机会向警察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使他们对党的统战政策、抗日方针有了新的认识。在将近一年内，赵进先在警察局争取了很多人，培养了骨干分子。除秘密发展党的势力外，赵进先更重要的任务是利用合法身份，与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交朋友、拉关系。

在赵进先等人的秘密保护下，确山县地下党组织迅速发展。到1939年春，全县建立了4个区委、1个中心区委和3个分区委，党员也由原来的百余人发展到500余人。

1939年8月8日夜晚，赵进先悄悄地告别乡亲们，连夜奔赴淮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1939年10月，赵进先率部参加了信阳龙井、长台关、胡祖店、杨柳河等战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立下了卓越战功。

鞠躬尽瘁

赵进先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忠心耿耿。他不仅自己献身革命，还于1937年，把几个大一点儿的侄子、侄女送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其中，侄子赵海滨、侄女赵海静，先后于1944年、1948年壮烈牺牲。

在赵进先及其侄子、侄女的影响下，确山县许多青少年踊跃投身革命。张孔修、王思健、王廷义、赵溟、赵国修、朱学法、薛国恒等，都是他那时带出来的。还有不少同志成长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赵进先不遗余力地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他先后担任过中南军区工兵司令部参谋长、中南军区建设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工程兵副主任等职。无论在任何岗位上，他都任劳任怨，以普通士兵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在党的军事训练或是教育事业中，他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1960年9月22日，他因公出差，牺牲在祖国的西南边陲——云南省永平县。

魂归故里

赵进先牺牲14年后，他的妻子在北京去世。当时，赵进先的大女儿赵海丽已经在北京工作多年，赵海丽便把父母的骨灰安放在了北京。

“父亲的遗愿是回到家乡。今年初，我委托在确山县城居住的堂侄赵连毅与确山县民政局联系，并提交了相关材料。最终，父亲的骨灰安放在竹沟烈士陵园。”赵海丽说，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为共产主义奋斗无尚光荣”。

今年5月10日，赵海丽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确山县。5月11日，骨灰安放仪式在确山县竹沟烈士陵园举行。 “54年了，父亲终于魂归故里。”在父亲的墓碑旁，赵海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赵进先一生追求真理，从一个民族主义者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的先锋战士。他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勇敢地背叛了剥削阶级。他对党、对人民忠贞不二。他能文能武，善于使用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法宝，巧妙地战胜敌人。他一生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团结同志，联系群众，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好儿子。

34

第34篇

群众心中永远的英雄

——记革命烈士王富贵

4月16日下午4时许，干了20多年农村文化工作的汝南县韩庄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田柳青，风尘仆仆地从汝南县城赶回来。

刚放下厚厚的文件夹，顾不上喝口水，他便向同事们宣布了一个好消息：韩庄镇要建烈士陵园的事宜已经定下，很快资金到位后就开工！

“烈士王富贵的墓碑将安置到新的烈士陵园内，让他的英勇事迹激励后人！”同事们激动地相互转告着这个好消息。他们告诉记者：“王富贵的家就在韩庄，他在汝南县水屯寨（现属驻马店市驿城区）孟庄一带闹革命，英勇牺牲，是两地群众心中永远的英雄！”

当天，记者踏着英雄的足迹，先后来到汝南县韩庄镇、驿城区水屯镇，追忆革命烈士的峥嵘岁月。

【孤儿顽强成长为赤卫队长】

“王富贵是我们韩庄人的骄傲。”田柳青对记者说，虽然王富贵生前没有了自己亲人。但1983年的《汝南革命斗争史》中，明确有记载王富贵的抗战事迹。20多年来，他在革命烈士的家乡走村串户了解英勇事迹。感受着王富贵从一名孤儿顽强成长，走上革命的道路的道路。王富贵没有儿孙，但他的英雄事迹一代一代往下传，是人民群众心中永远的英雄。

田柳青向记者介绍，王富贵，又名王根。1902年出生于汝南县县城西南韩庄镇韩庄村一个贫寒的家庭，大约在9岁的时候，父母相继离世，看着这个孤苦无依的孩子，对于食不果腹的乡亲们来说，照顾这个孩子成为全村人的事。王富贵很懂事，很小就会跟着大人们到田里干活。不久，他被汝南县水屯寨（现属驻马店市驿城区）孟庄的姑姑接回了家。旧社会暗无天日的生活现状，以及乡邻们挣扎在痛苦深渊中，饱受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剥削，仍旧对他悉心照料，这些都给了他的思想打上阶级烙印。

1927年春，王富贵参加汝确边区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暴动，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进步很快，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信念更加坚定，作战更加勇敢，不久便被组织任命为孔庄、孟庄赤卫队队长。

“很小的时候，我就听大人们说，咱们家门口出了大英雄。”在韩庄村，79岁的村民陈克芳对记者说，当时，大家都知道田富贵思想先进，读过书，有一身的好武艺，还在水屯寨当教书先生，加入了中共汝南党组织最早的基层支部之一孔庄党支部，受革命者孔繁益的教育，接受马列主义进步思想，宣传革命真理和发展党的组织。

【手持长矛除汉奸不畏艰险】

1928年5月，党组织决定除掉水屯寨附近汉世桥村的地主恶霸吴德朋。

吴德朋是水屯寨有名的恶霸，他不但随意欺压农民，还养着一批惯匪、黑枪手，视人命如草芥，只要有不如意的地方，看谁不顺眼，轻则棍棒伺候，重则打黑枪，置人于死地。百姓只要看到吴家人就会退避三舍。

看着这个恶霸继续欺压百姓，上级党组织决定派人深入狼穴，处决吴德朋。得知这个决定后，王富贵以自己熟悉当地地形，能尽快摸清恶霸生活、活动习惯为由，向上级党组织自荐除掉恶霸。

5月25日中午，王富贵做了充分的准备，带领十几名赤卫队员，手持长矛，悄悄来到吴德朋的居住地。此时，正是吴家准备吃午饭的时间，站了半天岗的看门人认为根本不会有人敢靠近吴家大门，坐在门槛旁打盹儿。

王富贵等顺利进入吴家院子内，处决了吴德朋。当方圆数十里的穷苦百姓得知这个恶霸被处决后，拍手称快，奔走相告。跟随吴德朋的惯匪和黑枪手也树倒猢狲散，各自逃走。至此，百姓们不再畏惧恶霸，王富贵成为这一带群众的主心骨。

1928年7月9日夜，震撼汝确边区的水屯暴动爆发了。暴动由中共军事特派员周邦彩统一指挥，王富贵和他的赤卫队员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当晚，在上级领导同志的指挥下，王富贵率领赤卫队员冒着军阀骑兵的枪林弹雨，勇猛地杀进水屯寨北门，一路直冲十字路口，打得敌人落花流水，惊慌失措。

从此，“王富贵”这个名字让敌人闻风丧胆。

【掩护群众被俘视死如归】

水屯暴动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孔庄、孟庄一带进行疯狂报复，放火烧孔庄，把孟庄洗劫一空。这两个村数百名群众被迫逃往外地，颠沛流离，田园荒芜。为解决群众生计问题，王富贵受党组织的委派，带领部分群众，秘密趁着夜间返回孔庄、孟庄，耕田播种恢复生产。

不久，他被王庄恶霸地主王汇川及其狗腿子王道兴发现，得到情报的国民党军阀骑兵营营长羊士同、孙魁武带队包围了孔庄、孟庄。为了不让群众受到伤害，王富贵让赤卫队队员们带着群众先行离开，自己在后面做掩护。

群众全部安全撤离。但王富贵寡不敌众，不幸被俘，敌人将其押至水屯寨内敌骑兵营部，一连十几天被严刑拷打，强行逼供。在敌人的严刑摧残下，他坚贞不屈，严守机密，表现出共产党人为人民利益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7月28日，阴雨绵绵，敌人将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他拖到水屯寨东门外，扒光衣服，残忍地将他钉在寨墙上，再次威逼他交出党的机密，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啐了敌人一口血痰，高呼“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凶狠的敌人将他剖膛挖心，残酷杀害，时年26岁。

“听家里的长辈们说，敌人的行径太残暴，但烈士视死如归，令人敬佩。”陈克芳说，王富贵虽然牺牲了，但他的坚贞不屈却感染着人们，大家前仆后继投入抗日战斗中。

【英雄气概让群众铭记心中】

当天，记者来到汝南县韩庄镇文化服务中心，8000多平方米的文化大院内有健身小广场、图书阅览室、灯光舞台，村民们在这里休闲娱乐。在这个大院内，最显眼的是村民们最喜欢的文化长廊。

在这个文化长廊上，韩庄镇革命烈士英名录格外引人关注。“王富贵，汝南韩庄人，系水屯孔庄赤卫队长，为掩护群众撤离不幸被俘，被敌人残酷杀害……”简短的百十字勾勒出英雄的光荣事迹。

“大家都爱来这里健身，没有过去烈士们的捐躯，哪来今天大家的好日子，这里是大家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追忆英雄峥嵘岁月的地方。”村民陈克芳说。“从父辈开始，王富贵就是大家心中的英雄，现在连刚上幼儿园的孩童都知道英雄的事迹。”

记者来到韩庄镇韩庄村，这里是烈士王富贵出生和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如今，这里楼房林立，道路宽阔，村民们靠养殖加商户的模式发家致富。“王富贵是我们家乡的英雄，我们永远会记住他。”村民们说。

踏着英雄的足迹。记者又来到驿城区水屯镇孟庄。

“王富贵？是那位烈士吧！”刚刚进入村庄，一名老人主动告诉记者。

老人叫杨富群，今年74岁，就住在这个村庄，从小听着王富贵的事迹长大。“当时为了不给村民们添麻烦，王富贵和他的赤卫队员们经常住在荒郊野外。” 杨富群说，王富贵从小长在这里，虽然没有后人，但这个地方的人们都感激他。

“我知道当时王富贵牺牲的地方。” 杨富群说，他带着记者前往当时的汝南县水屯寨东门，位于驻（马店）新（蔡）公路驿城区水屯镇水屯街东北方向，现已建成热闹的家具市场。

从市场主干道向北走，是一条河。“这里是护水屯寨的河。”老人说，过去这条河环绕水屯寨一圈，有4个寨门，保护着寨子内的村民们。记者看到，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但还能依稀看到土跺起来的寨墙。如今，这里建起了楼房，寨墙外的田地成了热闹的大街。

随后，记者随同田柳青来到韩庄镇王楼村，这里即将建设新的烈士陵园。“政府部门很支持，专门拨款建设。” 田柳青说。记者来到陵园处，远远望去，绿油油的麦田内，有几十棵松树格外显眼，这里已经安葬了十几名无名烈士。

“要不了多久，王富贵的墓碑也会被安置到这里，陵园内还将建设小广场，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后人永远铭记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的事迹，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田柳青说。

35

玉昆金友 声气相求

——闫瑛闫铮兄弟俩为革命先后慷慨捐躯

汝南县梁祝镇冯庄村闫岗村是一个比较大的自然村，东西长近一公里，有1000多口人，分为闫东、闫中、闫西三个村民组。村中有两条平整的水泥路。这个村子土地肥沃、民风淳朴，几乎每户人家都住着两层楼房。2015年5月23日，记者来到这个村采访。农田里一片金黄，再过几天就收麦了，村民们高兴地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82岁的村民岳浩然参加过抗美援朝，复员后担任过冯庄村民兵连长、村党支部副书记。在闫岗村中部，他指着两个院子对记者说：“当年，闫瑛家就在那里。他家是大地主，却参加了共产党，后来被他同族的国民党反动派闫小民烧死了，可怜一条汉子，38岁就没了。他的二弟闫铮也是共产党员，也牺牲了……”

烈火中永生

“闫瑛一开始当的是国民党的官，是村里的联保主任。他上过学，有文化，后来认识了王老汉，受王老汉的影响加入了共产党。”在岳浩然家，提起闫瑛，岳浩然有说不完的话，“王老汉就是后来的副省长王国华。闫瑛还救过王老汉的命哩。”

随着岳浩然的讲述，记者仿佛穿越到了上个世纪初的闫岗村。

闫瑛又名闫去清，1906年生于闫岗村。他家是大户人家，有几百亩地，住的是楼房。20多岁时，他当上了村里的联保主任。由于在开封上过学，接受过进步思想，他对穷人很同情，经常接济贫苦乡邻。他认为共产党宣传的革命主张很有道理，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贪官污吏极其反感。1935年，人称王老汉的王国华以扛活为名住到了他家，发展组织，指导汝南县马乡（即现在的梁祝镇）、和孝一带党的地下活动。闫瑛一开始并不知道王老汉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确山人。后来，他感觉到这个王老汉应该是地下党。他没有赶王老汉走，相反还主动接近王老汉，听王老汉讲革命道理。一天晚上，国民党的警察突然来到村里，说是要抓地下党。闫瑛一边和警察周旋，一边巧妙地通知王老汉转移。后来，他向王老汉表达了参加共产党的想法，王老汉觉得他的思想和行动已经具备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就发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候，闫瑛才知道，王老汉是中共河南省委的负责人。不久，他的弟弟闫铮在王老汉的介绍下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闫瑛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当时马乡的国民党反动头子赖干清和本村恶霸地主、闫瑛的本族闫小民觉得闫瑛“通共通匪”，但是碍于闫瑛家族的影响和闫瑛本人 的威望，他们没敢怎么样，不过对闫瑛已经恨之入骨。1943年1月30日是农历腊月廿五，赖干清、闫小民借着反共高潮，勾结国民党马乡镇镇长赖宪武，突然将闫瑛和闫铮逮捕。敌人对他们进行刑讯逼供，但他们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党的任何信息。赖宪武到牢房对闫瑛说：“你出身名门望族，知书达礼，党国对你不薄，你为什么执迷不悟？只要你声明退出共产党，再把你知道的共产党人都说出来，你就可以免受皮肉之苦，党国还会重用你的。”闫瑛对此嗤之以鼻：“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党，是最得人心的党，早晚会打败一切反动派。我加入共产党，不是你们这些狗官能够理解得了的。”赖宪武气急败坏，但除了恶狠狠地命令手下“给我打”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办法。1944年4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汝南县城眼看就要沦陷，国民党汝南县党部和政府准备迁走，我党汝南县委加紧了对闫瑛和闫铮的营救工作。不久，国民党被迫将他们释放。

今年82岁的闫堂老人是闫瑛的本家，他告诉记者，小时候他见过闫瑛，闫瑛是个大个子，相貌堂堂，一脸正气。他掐着指头算了算，叹口气说：“闫瑛离世已经71年了，他是被烧死的，一起被烧死的还有他家的好几口人。”

原来，闫瑛回家后，闫小民又恨又怕，咬牙切齿地说：“不把闫瑛打死，将来共产党过来了那还得了！”于是，他花钱雇来黑枪手，并纠集狗腿子数十人，对闫瑛家发起突然袭击。闫瑛被打伤后，忍疼掏枪还击，打伤狗腿子数人。闫瑛的母亲躲进地窑，被狗腿子搜出后当场打死。闫小民命令放火焚烧闫瑛家的房屋，闫瑛在大火中壮烈牺牲。灭绝人性的闫小民把闫瑛母亲的遗体扔入火中，还将被他抓到的闫瑛的二弟媳及孩子、三弟媳也推入大火中活活烧死。闫瑛的妻子被惊吓致死。凶残的闫小民和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制造了杀害闫瑛一家6口并把闫家财产全部烧光的骇人血案。

“你们转移，我掩护”

闫堂说：“闫小民放火烧闫瑛家时，闫铮不在家，在游击队那里，躲过了一劫。后来，闫铮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到，牺牲了，反动派把他的脚筋都挑断了。”

闫铮又名闫万清，1909年生，和哥哥闫瑛一起参加革命。1944年4月，他出狱后，和三弟闫瑾一起参加了马乡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不久，闫铮成为游击队的中队长。他带领游击队员转战马乡、王岗一带，先后击败多股反动武装。他还参加过著名的寒冻战役，攻打过日军据守的正阳县西关，打败过国民党正阳县保安团周子玉部。他作战勇敢，是个神枪手。

日本投降后，闫铮任汝（南）确（山）游击队总队一个中队的队长。1945年9月，汝（南）正（阳）确（山）边区党政军机关和区乡干部向西转移，需要有人掩护。闫铮找到上级领导，坚定地说：“你们转移，我掩护。”上级领导经研究同意了他的要求。中队的大部分队员随机关转移，他则率领一个班的兵力作掩护，并抵抗国民党部队对马乡的进攻。10月初的一个凌晨，在和孝镇北大杨寨村，他被郭友鹤、叶根的地主武装包围。他在率部突围时，不幸受伤被俘。敌人扒开他的衣服，用铁条穿住他的锁骨，并把他双脚的筋挑断，然后吊起来毒打。第二天，他被敌人杀害。

妹妹闫俊的5个孩子5个姓

岳浩然身板硬朗，精神矍铄。现在，他一个月可以领取78元的补贴。他家前面是一大片麦田。他告诉记者，闫瑛闫铮牺牲后就埋在那片麦田里，1958年平坟的时候，坟头被平掉了，所以他现在只能说出坟墓的大概位置。他清楚地记得，解放后，已是省领导的王老汉曾到坟上祭奠闫瑛闫铮。

因为闫瑛出身大地主家庭，加上有人说他是土匪头子，他的烈士身份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认定。粉碎“四人帮”后，岳浩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他和党支部一班人开始为闫瑛申报烈士。他们到汝南县找到一名曾任副县长的老同志，老同志写出证明：闫瑛是地下党员。后来，经过多方面努力，闫瑛的烈士身份终于得到确认。

今年84岁的付春兰是闫瑛的本家侄媳妇，她眼不花耳不聋，对过去的事记得很清楚。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家门口坐着。她说，闫瑛没有留下孩子，闫铮的孩子被烧死了。闫瑾随机关转移后被编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来再也没有消息了。“闫瑾应该牺牲了，要不然他会不回来？这儿是他的家啊。”付春兰说。

正在记者觉得十分遗憾时，付春兰又说：“闫瑛还有两个妹妹，大妹妹叫闫兰，小妹妹叫闫俊。1955年，闫兰回到村上时，就住在我家。那时候，闫兰和闫俊的日子都苦得很，孩子养活不了，送人了，有两个送到了离这儿不远的许楼村。”

记者来到许楼村，62岁的退休教师揭世军正在自家院子里为菜浇水。他就是闫俊的儿子。

揭世军说，他共有兄妹5人，5人5个姓。他排行老四，和老五是双胞胎。他的亲生父亲姓任，是和孝镇人，也许是因为他母亲成分不好，生下他和老五后，父亲就和母亲离婚了。母亲一个人怎么能养活那么多孩子呢？只能送人。他大哥是聋哑人，母亲舍不得，就把他留在身边，随母亲姓闫。二哥被送给了驻马店一户姓张的人家，改姓张，叫张文华。老三是姐姐，被送到了漯河，叫林玉霞。他是老四，被送给了许楼姓揭的人家，所以他改姓揭。老五是弟弟，被送到了湖北孝感，改姓赵。现在，他们的日子过得都很好。

揭世军还说，闫兰和他母亲一样也离了婚，后来嫁到了汝南县的夏姓人家，生有一子一女。闫兰和他母亲的工作都是王老汉安排的。他母亲1980年去世，闫兰也已经去世。

36

白露含悲飞碧血 青铜萧萧证英魂

——记革命烈士于少白

87年前，从西平县出山镇青铜河边走出的青年于少白，满怀报国之志，投身革命，为西平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却在骇人听闻的大冤案“白雀园大肃反”中被诬为 “AB团”分子，牺牲在信阳光山白雀园的白露河边。连日来，记者几次赴西平采访，探访烈士于少白生前的足迹，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青铜河边投身革命

2015年的清明节前夕，记者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了距西平县城30多公里、与平顶山舞钢接壤、北邻331国道（高兰公路）、南有青铜河环绕的小村庄——小于庄。

在该村一条小街的西头，记者遇到于少白烈士后人的邻居张有才。张有才说，该村东南方有于少白家的祖坟，于少白夫妻的墓就在那儿。他的后人如今都在城市居住，每年清明节都回来祭奠。

这名邻居把记者领到于少白夫妻的墓前。记者看到，墓碑上书“革命先烈永垂不朽“。墓的南边是绕村而过的青铜河和一片竹林。

“当年于少白就是夜里趟过这条河，穿过竹林逃生的。” 张有才说。因为于少白从此没有音信，所以他生前的情况村里人很少知道。他的岳父于华可能知道一些，因为于华的父亲于铎和于少白是发小。不巧的是，于华不在家，到出山镇赶集了。

记者从烈士墓碑的碑文中了解到：于少白，字青莲，生于1901年9月，卒于1932年，1961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拍摄了几张照片，记者就匆匆赶向出山镇寻找于华。在一街边诊所门前，记者找到了正在下象棋的于华。记者说明来意后，于华既激动又热情，滔滔不绝地讲起他听父亲于铎和于少白父亲于敏同讲过的于少白的故事。

“少白大伯是个大英雄。”今年虽已81岁，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的于华兴奋地说，于少白先在本村的王堂庙读私塾，后就读于仪封的县立二小，其间因家庭贫困几度辍学。上学期间，受进步思想影响，于少白便有了报国之志，想投身革命。

“1925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有报国之志的于少白就到部队当了兵。”于华陷入深深的回忆： 1927年，于少白所在部队被击溃，报国无门的于少白返乡务农。

身份暴露背井离乡

记者查阅《驻马店党史人物》发现，1927年，于少白回乡后，当时全国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已转入地下，于少白就在当地一方面积极寻找党组织，一方面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第二年初，当地进步人士关文汇在出山镇创办了西平县立五小，中共地下党员谢华生应邀就任教导主任。不久，于少白经谢华生介绍，任总务主任，并经谢华生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谢华生、于少白和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党员姚晓陆等16人成立了出山党支部，为西平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8年，于少白经人介绍结识了小他5岁的仪封女青年赵二妮，并与之完婚。说是完婚，其实就是于家人把新娘接到于家，于少白当时没在家。这一年，于少白等人成立了特别行动队，打土豪劣绅，组织暴动，夺取武装，特别行动队队员达到50人。”于华说，于少白因忙于革命工作，虽然与赵二妮结了婚，但直到牺牲，二人总共只见了两次面，而且都是在深更半夜。后来，赵二妮说她都记不起丈夫长啥样。

1928年，中共出山区委在县立五小成立，于少白任书记，并通过开办“平民夜校”教育农民和学生。他的学生有10多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韩庚尧是他介绍入党的。1929年7月，中共西平县委在五小秘密成立，于少白任委员。1930年秋天，西平县委领导小组中的4人先后被捕，只有于少白一人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斗争。

一天深夜，于少白偷偷回家后，父亲于敏同问他：“你咋回来了？”于少白一听感觉不妙，而且隐约发现有人在向他家偷看。于是，他换件衣服，告别父母、妻子，看了一眼不满周岁的儿子于水亭 ，便匆匆离开家，趟过青铜河，消失在竹林里。

原来，于少白的身份已经暴露，西平县国民党悬赏一百大洋抓捕他。他家已被暗探盯梢，他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要不是他父亲用问话及时地提醒，他可能当晚就被抓了。

“于少白刚离开家，西平国民党就派人荷枪实弹地赶到他家，没逮到人就拿走了他刚换下的衣服。”于华说，于少白虽然侥幸跑了，但从此没有音信。

“我在西藏公路工程队工作时，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有一天，一位老人从小轿车里下来问路。他听我的口音像河人，就问我是河南哪个地方的。听说我是西平人，他就向我打听于少白的情况。”于华说，“我简单地向他介绍了我知道的一些于少白的情况。他听后一声不吭地走了。我估计他可能是于少白的战友，知道一些于少白的死因。我当时也没敢多问，因为人家看着像个当官的。”

白露河边含冤牺牲

5月23日下午，记者在西平县城见到了于少白的儿媳妇刘月娥和孙子于恩旭。

今年已81岁的刘月娥满头白发，但看上去精神饱满。

刘月娥说，她的丈夫于水亭是于少白烈士的独子，1995年患肺癌去世，享年66岁。他为人热情、正义，性情耿直、善良，一直在西平粮食部门工作。虽是烈士后代，但他从未因家庭或个人利益向组织提过条件，一生工作勤奋，生活俭朴。他们共生育4子3女，都已成家立业，居住在城市，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供职。她现在是四世同堂，一家人其乐融融。

“1961年，西平县政府派人把公公的烈士证书送到了家里。得到公公去世的消息时，婆婆哭了几天。一是因为之前蒙受了冤屈，二是证实了丈夫已经牺牲。”刘月娥满脸凄楚地说，爷爷于敏同在世时说，公公离家后一直杳无音信，婆婆带着孩子艰难度日，还要忍受思夫之苦。由于公公生死未卜，当地的国民党一直对他们家进行监视、搜查，疯狂地迫害婆婆和丈夫，他们不得不东躲西藏。西平临近解放时，国民党西平游击队在小于庄抓到了于水亭，逼他说父亲的下落。由于水亭什么也不说，他们就想活埋他，幸遇邻村人帮助，才顺着青铜河逃脱。直至西平解放，母子二人才回小于庄过上安稳的日子。解放后，由于当地政府和百姓不知道于少白去了哪里，坊间就流传于少白是特务，致使赵二妮和于水亭遭邻居白眼，受排挤，身心备受煎熬。后经上级部门调查核实，于少白的身份才得以澄清。1961年，河南省委、省政府追认于少白为革命烈士，西平县委、县政府把烈士证书送到他们家。此时，于少白的家人才知道他已经牺牲。

“后来才知道，是于少白的入党介绍人谢华生和由于少白介绍入党的学生韩庚尧到有关部门证明于少白不是特务，而是在信阳被冤杀的，才被追认为烈士。”刘月娥说，解放后，谢华生因为也是出山人，虽然在汝南师范工作但多次回出山，每次回来都要到于家看望于少白的父母和妻儿。于家人是从他的言谈中才了解到于少白是怎么死的：

原来，于少白夜里从家里跑出后，就和谢华生、韩庚尧等共产党人听从上级党组织的安排，到鄂、豫、皖继续开展工作。于少白走之前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交代他的发小于铎以后照顾好自己的妻子和儿子。1932年，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把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定为“AB团”分子，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冤案——“白雀园大肃反”，在位于信阳光山白雀园的白露河边，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许多红军官兵。于少白因坚持真理，强烈反对极左路线，也在这起冤案中遭枪杀，时年31岁。

解放后，韩庚尧虽然到新疆财政厅工作，但他和谢华生没有忘记这个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就向有关部门汇报了于少白的死因，证明了于少白的清白。

烈士精神被后人传承

采访中，刘月娥的二儿子于恩旭说，父母这一生很苦。父亲上班，母亲含辛茹苦供养他们兄弟姐妹7人上学、就业。他们都是靠父母勤劳俭朴供养出来的。

于恩旭说，他的奶奶心胸开阔，意志坚强。听父亲说，奶奶赵二妮不知道爷爷死亡的消息时，经常向人打听爷爷的下落。自从知道爷爷的死讯后，就再也不提这件事了，一心一意地教育孩子，伺候公婆，每月把领到的抚恤金贴补家用，直到1995年去世，享年89岁。赵二妮去世后，和于少白的衣冠合葬。

于恩旭说父亲生前一直遗憾没找到爷爷的遗骨，希望他们兄妹能带爷爷“回家”。

“我去过几次信阳，想了却父亲的这一心愿，但都无功而返。我们不会放弃寻找爷爷的遗骨，希望了解情况的人能与我们联系。”于恩旭哽咽地说，“父亲临终时对我们说，他死后把他埋在青铜河边，也就是我爷爷当年从家跑出去的那个地方。但我们没有照他说的去做，他死后把他埋在了爷爷奶奶的墓旁。因为爷爷奶奶就他一个儿子，不能把他们分开。”

“我们不会因为是烈士的后代而自傲，只会因为是烈士的后人而自豪。我们都有一个目标：踏踏实实做人，把烈士的精神传承下去，不能给烈士抹黑。” 于恩旭说。

37

青山处处埋忠骨 英烈精神代代传

——记新四军某部侦察员、革命烈士管国凡

2015年3月31日记者在开发区关王庙乡采访烈士陈国祥的后代，该区民政所一负责人说，“我们乡还有一个烈士，叫管国凡，管国凡的儿子前年才去世，不过我还有他孙子的电话。”出于职业的敏感，记者随即记下了电话，事隔两个月，2015年5月30日 记者再次到关王庙乡采访时，联系上了烈士管国凡的孙子管保中，记者驱车赶往该乡杨楼村委管楼村，当时管保中的近邻正在办酒席，他正在帮忙走不开，记者说，只占用他20分钟的时间，先了解一下情况，热情的管保中欣然同意。

被日伪军吊在家门口的树上杀害

记者来到管保中家，三层小楼建得非常大气，干净的院落，收拾停当的堂屋，让记者感到这个温馨祥和的家庭，还有富裕的生活。管保中说，平时，他很少在家，因为在驻马店有修理电器的生意，在城里也有房子。

记者问及管保中，关于管国凡的文字记载有没有，管保中说，关于爷爷的文字记者很少，他从屋里拿出一张照片说：“这是爷爷的坟墓在2013年被统一迁到竹沟革命烈士陵园时，他们全家去祭奠爷爷照的合影照。

“那时，父亲还在。”管保中说，关于爷爷的事迹，他都是听父亲、村民和爷爷的一个战友宋自学讲的。

“我的爷爷是被日伪军杀害的，杀害的地点就在我家老宅的门前。”管保中说着并带记者到他家的老宅去看，管保中指着门口东面的地方说，当时听他父亲讲，爷爷就是在这个地方被害的。

“当时门口前有一棵树，爷爷被日伪军用绳子绑着吊在树上被杀害。”52岁的管保重说着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曾找到爷爷的战友宋自学，让他给我讲过爷爷的英勇事迹。”管保中说，宋自学最了解爷爷。

他说，爷爷出生于1912年，新四军某部侦察员，1944年回本村侦察情况时被捕牺牲。

为了让记者真正了解管国凡的事迹，2015年6月2日，管保中又联系上了在驿城区上班的宋自学的儿子，记者和管保中一起来到在市区居住的87岁的宋自学家。

老战友讲述管国凡仿佛就在昨天

听说记者来采访关于管国凡的事迹，宋自学老人虽然身体不太好，还不时地咳漱，但他还是非常欣然地接受记者采访。

“管国凡比我大，他30多岁，那时我才14岁跟着他，有什么问题就向他请教。”宋自学说，他们在一个部队，都住在驻马店西面的山里，管国凡是新四军某部的侦察员，当时部队很艰苦，没有军装，晚上也没有被子盖，他们就睡在麦秸垛里，由于他年龄小，管国凡对他特别照顾，夜里常常把衣服盖在他身上。

“1944年，当时日本在驻马店和关王庙一带扫荡非常厉害，部队准备派人到驻马店和关王庙一带去侦察侦察。”宋自学说，连长指导员召开会议，问谁对这一代比较熟悉，摸清在这一带到底有多少日本人。

管国凡就举手说：“我熟悉，我家是管楼的， 驻马店我也有熟人。”指导员告诉管国凡 回去侦察，看日本鬼子都是什么时候出来扫荡，摸清楚回来汇报情况。

“好！保证完成任务。”管国凡说后就匆匆走了 ，三天后，管国凡回去报告说，日本鬼子扫荡了就走，具体多少人，在什么位置还不太清楚。连长、指导员就又派管国凡回去侦察。

在管国凡回去的第三天晚上，连长指导员带领200多人的队伍到管楼与管国凡接头，“当时我也去了。”宋自学说，他看到管国凡还领着他的儿子管长华一块出来汇报情况。

“管国凡说，现在事情很复杂，连长指导员就让管国凡住下来好好侦察，保持联系。”宋自学说，从那天晚上见到管国凡后，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管国凡。

“因为，我的家乡与管国凡是邻村，解放后，我回到家乡菜知道管国凡被日伪军杀害了。”宋自学说，管国凡死得很惨，本来管国凡是个大高个，干起事来很仗义。宋自学说，当时管国凡在侦察中被人发现，日本人就花钱雇人去杀害管国凡。

一天中午，正是吃饭的时候，有三四个人带着枪，到了管楼村把管国凡抓起来，管国凡门口有一棵树，那几个日伪军就把管国凡用绳子绑起来吊在树上，当时有个领头的还宣布：“管国凡是新四军的侦察员，现在我们要枪毙他。”

“管国凡就这样在侦察中牺牲了，当时管楼村的人都知道。”宋自学说着两眼湿润，管保中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

大年夜10岁父亲在雪地无家可归

“爷爷去世后，好心邻居管长兴把爷爷的尸体用高粱秆编制的‘薄’卷起来，埋在村南头的姓管的老祖坟里。”管保中说，爷爷去世后，父亲无依无靠。

“爷爷去世时，父亲才10岁。”管保中说，听父亲说，爷爷走了以后，奶奶也去世了，撇下10岁的父亲管长华、3岁的叔叔管春，还有一个8岁的姑姑。房屋也塌了。好心人就把叔叔送给了在现在的开发区小界牌村，当时在那里住的国民党部队，外号叫王麻子的部队，后来部队走了，叔叔也从此没有了下落。姑姑也送人。一家人因为爷爷被日伪军杀害就这样零散了。

“家里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了，我听村上的老人讲，大年夜父亲没地方去，在村里光着脚在雪地里来回走。”管保中在讲述中几度落泪。

管保中说，后来，村上有个叫管长海的村民看到可怜的父亲，就把父亲叫到他家，后来在父亲12岁的时候，管长海帮父亲找到一家，父亲帮人家犁地、提水、放牲口，父亲才有口饭吃。

“解放后，爷爷被追认为烈士，父亲当了管楼村的生产队长。”管保中说，在文化大革命时，爷爷的烈属牌子被人摘下来，说爷爷的烈士是假的，当时宋自学还在广东省工作，组织上写信，让宋自学写出证明。

“关于管国凡的事，从头到尾我都知道。”宋自学说，他和管国凡一起抗战杀敌，管国凡很勇敢，作战时很勇猛，和战友们打死无数日军，还最痛恨地主，建地主就骂。

送自学说，文化大革命时，他当时正在广东省人民银行工作，听说了管国凡的烈属的牌子被人摘掉了，他非常气愤，多次写材料证明管国凡是烈士，是共产党员，他要求赶快把管国凡烈士的烈属牌子挂上。

“爷爷的烈属牌子再次被挂上，还是多亏了宋自学爷爷的证明材料。”管保中说，至今在他的老宅的家门口还挂着烈属牌子，也是他们一家人的荣耀。

管保中说，父亲当了一辈子生产队的干部，为人耿直，从来没占过公家的便宜，谁要是占便宜了，偷公家的东西了，父亲也是一点都不依不饶，该处罚的一定处罚。

“我1982年高中毕业回到家，我们家害死两间破草房。”管保中说，后来他出去学习无线电技术还是借人家的300元钱去学的。村上村民对父亲管长华的评价是“清官”。一生清廉。

父亲一生很是怀念爷爷

“后来要求平整土地，爷爷的坟头也和大家一样被平了。”管保中说，当时，父亲是生产队长，他带头把父亲的坟头平了，当天父亲平完爷爷的坟头，他看到父亲回家后没有吃饭，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躺到了床上，他看看父亲在偷偷地流泪。

每年的清明节，父亲都带着他们兄弟姐妹一起到爷爷的墓地去祭奠爷爷。“其实，爷爷的坟头已经平掉多年，已经不知道在哪个位置。”管保中说，父亲就知道大概的位置，无论多忙，父亲都不会忘记为爷爷祭奠，他常常看见父亲祭奠时很少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抹着眼泪。

管保中说，他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想把爷爷的遗骨移出来，正儿八经地为爷爷建一个坟墓，上面写上“管国凡烈士之墓”，也让后代祭奠时有个地方，也可以看到 烈士有个坟墓。

2012年10月，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病床上的父亲非常赞成他的想法，不停地点头，眼角流出浑浊的泪水。

当月，管保中就专一买了一个棺材，把管国凡的遗骨进行迁移，在迁坟前，父亲已经不能走路，他用三轮车把父亲拉到地头，在和儿子一起架着父亲，让父亲指认爷爷坟墓的确切位置。

管国凡说，在安葬爷爷的遗骨时、也专一把父亲拉到村里集中安葬的老坟地，父亲对他为爷爷迁移的坟地非常满意，不时点头。管国凡说，其实，当时父亲已经病重，但当一提到爷爷时，父亲还是满有精神的。

烈士后代孝顺有出息

“父亲一生吃尽了苦头。“管国凡说，为了能让父亲过上八十大寿，他把父亲送进医院，住了一年的医院，好让父亲好好保养，以延长父亲的寿命，让父亲熬过80岁，为父亲庆祝了80岁生日。

“父亲不但熬过了80岁，还有个一个让父亲一生最欣慰的消息。”管国凡说，2013年，当他得知上级有精神下来，要求把分散的烈士坟墓都迁移到烈士陵园的消息时，他第一个跑的父亲床前，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他和父亲都流泪了，爷爷这个烈士也终于有了安息之地，可以和昔日的战友“团聚”了。

“爷爷的坟再次被迁移。”管保中说，2013年清明节前期，当时父亲已经病得很重了，他们就用车拉着父亲让父亲亲眼看着政府为爷爷迁移坟墓。

“迁坟的那天，病重的父亲看上去很有精神。”管保中说，父亲睁大眼睛看着迁坟的人们，精神特好。一年以后，父亲去世，享年81岁。

“爷爷自小立下报国宏志，投入革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管保中说，也造就了父亲为人正直，做官清廉的性格，父亲经常教育他们，要老实本分，勤勤恳恳。父亲当了一辈子的村官，去世时，村民排着队为父亲送行。爷爷的品德也传给了父亲，又被父亲传给他们。当时父亲给他起名叫“保中”，就是希望他保护建设新中国。

管保中没有让父亲失望。他高中毕业后学习无线电技术，如今开个两个公司，一个是电器专修，一个是汽车维修与保养，由于他们为人诚实守信，生意非常好，记者在采访中，还不时有客户打来电话。

“两个工时一个儿子负责一个。”管保中说如今两个儿子已经毕业成家，他们两个公司交给两个儿子分别管理，有什么事儿子向他汇报。如今他子孙满堂，家庭和睦，生意兴隆，面对这样的生活他很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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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后稿子)传播遂平革命火种的人——记革命烈士邢海平

近日，记者来到遂平县阳丰镇邢桥村，采访革命烈士邢海平的后人，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烈士邢海平的事迹。

记者一行首先来到了遂平县阳丰镇邢桥村村委会，听说记者的来意后，村委会的工作人员都很年轻，大家都说知道邢海平的名字，但是要完整讲述他的事迹，还需要赵村里的老人。

在记者的要求下，热心的村民帮助记者找来了69岁的邢贺平。这位曾经担任村支书的老人告诉记者，他是邢海平的同宗，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邢海平的故事。他告诉记者，邢海平的儿子邢长玉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我们村里的很多人都知道邢海平的故事。他是我们村的英雄。”邢贺平告诉记者，邢海平还有两个女儿，他的小女儿邢玉格嫁到了临近的村庄。

在邢贺平的带领下，记者很快找到了邢玉格的家，见到了74岁的邢玉格。从邢玉格的讲述中，记者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仿佛看到了英雄邢海平救命救民的壮举。

领导学生罢课被通缉

“想起父亲，我就忍不住流下眼泪。”提起父亲，已经74岁高龄的邢玉格哭了起来。她告诉记者，听母亲讲，在学生时代，父亲邢海平就是一名进步青年。1927年，不到20岁的邢海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时，他还在淮阳读师范学院。当时，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大批有志青年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但苦于报国无门。接受过先进思想教育的邢海平和一大批同学一起，每天讨论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救国救民。

为了抗议当时的反动派，邢海平带领同学们罢课。罢课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邢海平被反动派盯上了。他不得不转移革命阵地。此时的邢海平意识到，罢课和抗议并不能改变反动统治，也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要想救国救民，只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一个为百姓服务的新政府。邢海平于1929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而努力。

邢海平的小女儿邢玉格告诉记者，她不到一岁父亲就去世了。所有关于父亲的故事，都是母亲李宽福和哥哥邢长玉告诉她的。

记者了解到，邢海平自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多年没有回家。因为邢海平在当时的一些进步青年之中很有威望，反动统治者早就把他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1934年，他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邢海平对国民党统治者的威逼利诱毫不动心，没有出卖一名同志，自己在狱中受尽了酷刑。在地下党的多方营救下，他于一年后获释。

为了革命多次改名字

1938年，邢海平受组织委派，回家乡发展革命力量。“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人将村口庙里的神像拆了。”邢贺平告诉记者，他听村里的老人讲，在回乡之前，邢海平已经很多年没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带头打破封建迷信思想，将村口的一个庙里的神像给拆了。“当时很多老人骂他，说他出风头。”邢贺平告诉记者，当时村里的人都不理解，他就一一做思想工作，告诉大家，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国救民，才能让大家摆脱水深火热的生活。同时，他要村民们破除迷信，消除封建思想。

做完这件事之后，邢海平开始发动当地有志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在邢海平的努力下，中共遂平县委得以组建。遂平的地下党员，一致推举邢海平为中共遂平县委书记。

在担任中共遂平县委书记期间，邢海平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这些人为以后遂平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邢海平为了革命，改过很多次名字。1927年，还在上学的邢海平因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被国民党统治者盯上。之后，他改名邢旭初继续在校读书，并领导学生罢课。这个名字一直跟随邢海平到他接任中共泌阳县委书记。

在组建了中共遂平县委，将遂平县的革命事业做得红红火火之时，邢海平受组织委派接任中共泌阳县委书记。这一次，他的名字是邢西岭。他接任中共泌阳县委书记后，立即组织当地共产党员，积极开展地下革命斗争。1940年，作为共产党中的优秀代表，邢海平被派往延安学习。

在去延安途中，邢海平意外被捕。在狱中，敌人对邢海平用尽酷刑。他的身体也在这段时间里落下了残疾。邢海平的小女儿邢玉格告诉记者，这一次父亲被捕后，家人再也没有见过邢海平。

1941年，邢海平被关押到西安集中营。这里关押着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看到邢海平被折磨得生不如死，关押在里面的共产党员和组织里应外合，终于在一次放风的时候将邢海平救了出来。

被救出来后，邢海平来到洛阳栾川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这里他化名邢天章，来到一所学校当上了教书先生，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41年5月，他因伤病复发离世。离世的时候，他只有32岁。当时，由于还没有解放，组织没有将邢海平的遗体送回老家，而是将他安葬在了栾川。解放后，又迁入了栾川烈士陵园。

家人吃尽了苦头

邢玉格告诉记者，为了发展革命事业，父亲很少回家。母亲李宽福带着年幼的孩子吃了很多苦。“母亲天天提心吊胆。”邢玉格说，父亲加入共产党之后，曾经一走3年没有回家。当时母亲一个人带着哥哥邢长玉，靠给人做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很苦。

邢海平担任中共遂平县委书记之后，妻子李宽福更是夜不能眠。知道丈夫干的是大事，她必须支持，还得保密。李宽福就在孩子出门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提及他们的父亲。记者了解到，邢海平的妻子李宽福活到了100岁，在2008年离开人世。

解放后，李宽福作为烈士家属一直受到政府的照顾。尽管她年轻的时候吃了很多苦，但是解放后生活得很好。

“我们一家过得都很好。”邢玉格告诉记者，父亲邢海平在洛阳栾川去世后，家人都不知道，寻找他很多年。直到解放后，家人才得到通知，他早在1941年就离世了。父亲被追认为烈士后，邢玉格的大姐被安排接班，作了教师。邢玉格和哥哥尽管都是普通的农民，但他们时刻牢记自己是烈士的后代。“作为烈士的后代，我们比一般人更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因为这都是我们的父辈用生命换来的。”采访结束时，邢玉格动情地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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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七十年的思念

2014年3月20日上午，邱长银把装有母亲崔秀荣遗像的镜框从墙上取下来，用一条干净的毛巾擦去上面的浮尘，然后恭恭敬敬地挂到墙上。

邱长银家住遂平县 岈山镇竹园村辛庄，今年70岁。他的母亲去世已经5年了，但母亲的音容宛在。想起母亲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自己，在艰难岁月里吃尽苦头把自己养大成人，他禁不住黯然神伤。清明节快到了，他准备给母亲送些纸钱。他还有个愿望，就是想知道父亲葬在何处。这，也是他母亲生前未实现的愿望。

新婚不久，丈夫参加新四军，一去不返

邱长银的父亲叫邱绍华，1922年生于辛庄一个贫苦的农民之家，家里人都叫他的乳名德重。他从小聪明伶俐，但到了上学的年龄，因为家里实在太穷，父母供不起他读书。好在几公里之外的外祖父家条件好些，外祖父外祖母又非常喜欢他，就把他接过去上学。他因此成了村上有学问的人。

1943年，他已经长成虎背熊腰的大小伙子。他正直善良，爱打抱不平。那时候，嵖岈山镇是国共两党控制区域的接合部，时而为国民党的部队控制，时而为共产党的部队控制。邱绍华看不惯国民党部队飞扬跋扈欺压百姓的恶行，于是有了参加新四军的想法。

这一年，他21岁，该成家了。在媒人的撮合下，他和遂平县槐树乡高楼村20岁的姑娘崔秀荣结为夫妻。

他们结婚的时候已近1944年春节。春节过后，嵖岈山镇再次被新四军控制。邱绍华到镇上赶集，看到新四军李先念部正在招募新兵，他心里狠狠地说了一句“再也不能受国民党的气”，就挤上前报了名。辛庄村紧挨着镇子，他参加新四军的消息很快传到家里。崔秀荣早已知道丈夫的心思，什么也没说，只是赶紧跑到镇子上与丈夫告别。

此后，邱绍华再也没有回过家。

他倒是路过镇子一次，那是几个月后随部队出征。熟人看到了他，告诉他崔秀荣已有几个月的身孕，让他回家看看。他为难地说部队有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等崔秀荣听说后赶到镇上，邱绍华已跟着部队走远。

躲避抓捕，她抱着儿子住进邻居家

1944年10月，崔秀荣生下一子，取名邱长银。

不久，嵖岈山镇又落入国民党部队之手，整个镇子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部队疯狂抓捕新四军家属，一些被抓的家属被活埋。

崔秀荣是新四军家属这一情况被国民党部队打探到。邱绍华的父母和崔秀荣母子一下子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躲避抓捕，白天还好办些，最担心的是晚上，国民党的部队突然来袭。好在邱绍华的父母忠厚老实，崔秀荣的表现也得到了村民的一致认可，村民们又恨国民党的部队，所以纷纷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一到晚上，好心的村民就把崔秀荣母子接到自己家中。

就这样，崔秀荣总算熬过了那段胆战心惊的日子。

提起往事，邱长银摇摇头，不愿意讲。这些是他的老伴潘荣华讲的。讲的时候她唏嘘不已，说是乡亲们保住了她婆婆和丈夫的命。她指着附近的几座房子说：“那是郑毛家，那是小玲家。当年我婆婆抱着长银就是住在他们家的。”

等来等去，她接到丈夫的烈士证书

邱长银出生后那几年，崔秀荣靠种几亩薄田维持生活。公公婆婆因为还有年幼的女儿，和她分了家。她家没有牲口，翻地全靠用铁镐一下一下地刨，收了粮食也是一捆一捆地往家里背。她是丈夫不在家的年轻媳妇，不便找人帮忙，别人也不便去帮助她，其艰难可想而知。

终于盼到了解放。丈夫该回来了吧，好日子该来了吧。但，丈夫仍然音信全无。

1951年秋天的一天，村里的干部通知她到遂平县民政局去一趟。啊，是不是有了丈夫的消息？辛庄距遂平县城30多公里，步行一个来回得一整天。第二天一大早，从未出过远门的崔秀荣向县城走去。

来到县民政局已近中午，一名副局长很客气地让她坐下并为她倒了一杯水。副局长告诉她，她的丈夫邱绍华跟随李先念打了很多仗，当了军官，解放后被安排在湖北省委工作，但不久就生了重病。说完，副局长递给她一张小学生奖状一样的东西。她不识字，问那是啥。副局长沉痛地告诉她，那是她丈夫的烈士证书。

她怔了一下，随即大哭一声昏倒在地。

艰难岁月，她把儿子抚养成人

崔秀荣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家中的，但回到家后她就病倒了。

半个月后，她流干了眼泪。在亲戚邻居的劝说下，她想明白了：绍华已经不在了，我不能再倒下，儿子还得靠我养活啊。丈夫是有学问的人，是光荣的革命烈士，再苦再难，我也要让儿子长银上学。想到这里，她起身下床，扛起锄头向田里走去。

这之后，崔秀荣的日子有多苦，记者采访时很想让邱长银讲一两个例子，但和问到躲避抓捕时一样，他神色凝重地摇摇头表示不愿意讲。他的老伴潘荣华也只是叹了一口气说：“那时候都困难，你想想有多苦。”

1965年，邱长银从遂平县高中毕业后进入汝南园林学校学习。在校期间，他有一个走出去锻炼的机会，但崔秀荣想让儿子留在自己身边，儿子是她唯一的希望。邱长银听从母亲的话，放弃了那次机会。毕业后，他回到村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9年，他和潘荣华结婚。次年，遂平县财贸系统招工，他进入县供销社工作。之后不久，为了照顾母亲，他要求调到嵖岈山镇供销社工作。又过几年，他当上了镇供销社的主任。

据潘荣华讲，邱长银在县供销社工作时，湖北方面曾给崔秀荣写过一封信，说生活有困难或者孩子需要安排工作可与他们联系。崔秀荣不愿麻烦人家，没有回信。这是她得知丈夫已经牺牲的消息后，丈夫单位给她写的唯一的信。

江城寻找，他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邱绍华牺牲十多年后，他母亲仍然认为他还活着。一天晚上，他母亲做了个梦，梦见儿子在遥远的地方拉车。儿子在家时就身强力壮，这让她更加坚信儿子没有死。

从那以后，她天天坐在门口，盼望儿子回来。

村上也有人认为邱绍华没有牺牲，于是便有了一些传言。有人说在武汉看见德重了。德重还是在家时的模样，就是胖了些，当了大官，坐在主席台上，十分气派。有人问说这话的人：“那你和德重说话没有？”结果那人回答：“我只是远远地看见了，德重开完会就坐小轿车走了。他那样的大官，咱哪有机会和他说话啊。”

再后来，又有人说，经常上报纸的邱将军就是德重。邱将军是“文革”时期红得发紫的人物。有人找来印有邱将军照片的《解放军报》让崔秀荣看，崔秀荣说，邱将军和德重长得是有点儿像，但他肯定不是德重。邱将军是江西人，年龄比德重大。

虽然崔秀荣这样说，但是，在辛庄一带，邱绍华还活着和邱将军就是邱绍华的传言仍然有不少人相信。

崔秀荣一天也没有停止对丈夫的思念。邱长银参加工作后，崔秀荣多次有意无意地对他说：“要是知道你父亲埋在哪里就好了。”邱长银明白母亲的心思，他也很想知道父亲参军后的情况。1972年，他去了武汉，找到湖北省委，拿出父亲的烈士证书，说明了来意。烈士证书上有李先念的签名。接待他的工作人员倒是很热情，但告诉他省委的人都换好几茬儿了，再说，有关人员都搞革命去了，没人帮他的忙。

就这样，邱长银没有了解到父亲的任何情况，十分失望地坐上了回家的列车。

思念无期，她带着遗憾闭上双眼

1970年，邱长银的大儿子出生。这让崔秀荣欣喜万分。自己以前曾经是艰难得几乎活不下去的人，如今有了孙子，她怎能不高兴呢？接下来的几年里，邱长银又添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崔秀荣经常抱着孙子在门口走动，还哼起了小曲儿。

崔秀荣是烈属，村里人尊重她，儿媳也很尊重她。潘荣华告诉记者，因为操心惯了，婆婆喜欢当家做主，她听婆婆的。以前的一些事情，婆婆不怎么对邱长银讲，但对她讲。

邱长银是忠厚老实、乐于助人的人。竹园村党支部书记郑建德告诉记者，邱长银的算盘打得好，口算能力也很强。他的口算就是跟着邱长银学的。

改革开放后，邱长银家的条件越来越好，政府对军烈属的补助金多次提高，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对崔秀荣都很孝顺。苦尽甘来，崔秀荣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

但是她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找到丈夫的长眠之处，带着儿孙到丈夫的坟前祭拜。几十年来，她一直把丈夫的烈士证书放在身边。

让人伤感的是，她的这个愿望最终也没有实现。2009年，86岁的崔秀荣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

悲痛不已的邱长银把父亲的烈士证书装进母亲的寿衣里。母亲不能和父亲葬在一起，就让父亲的烈士证书和母亲葬在一起吧。

采访结束时，邱长银告诉记者，如今他已步入古稀之年，母亲没有实现的愿望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他希望有一天，突然有人告诉他父亲埋葬的地方。那样的话，他会到父亲的坟前，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父亲磕个头。

后记：2014年3月25日，本文作者与《武汉晚报》的记者取得联系，希望对方通过媒体帮助邱长银寻找父亲的长眠地。《武汉晚报》很快刊发了相关消息，不少好心人随后提供线索，但，经过核实，遗憾的是都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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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处处埋忠骨

英烈火种永不灭

——记新四军独立团教导员、革命烈士陈国祥

英烈长眠，火种不灭。记者2014年在开发区关王庙乡政府采访时，遇到几名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写乡志，写的是该乡的3名烈士的事迹。记者翻阅了他们的资料，发现内容很简单。他们告诉记者，这些烈士的墓都被迁移到竹沟烈士陵园了，烈士的后人在哪儿生活，他们都不知道。记者就把这事放在了心上，正好2015年本报开设"天中英烈之生前身后事"栏目, 报道驻马店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涌现出的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以及他们家乡现在的面貌、子孙的生活状况，记者抓住这一主题，于2015年 3月31日，联系上了开发区关王庙乡民政所所长游劲松，想让他带领记者采访关王庙乡的３名烈士，游所长爽快地答应了。他告诉记者，该乡还有一位烈士叫陈国祥，他的儿子陈炳武今年76岁，民政部门逢年过节都会到他家看望。游劲松很快联系上烈士的后人，一家人非常和睦，还开办有企业。

村民眼中的文化人

2015年3月31日下午4时许，开发区关王庙乡民政所所长游劲松和该所工作人员带领记者，前往陈国祥后代的家，虽然是弯弯道道的小路，但游劲松等人非常的熟悉，他们说每年的逢年过节，他们都去烈士后人家中看望，来的多了，对烈士的后人比较熟悉，就连去烈士后代家的路都很熟悉。

来到关王庙乡杜庄村北杨楼，小院内干净整洁，记者一行走进院内，陈炳武正在屋里紧张地换着衣服，一边在屋里向我们打着招呼，他说，儿子刚把他从厂里喊回来，听说记者采访，他感到很是激动。匆匆换完衣服，陈炳武一边打着招呼一边从屋里出来，由于天阴，外面比较亮堂，陈炳武搬了几个小凳子热情地招呼记者一行坐在院里聊。

一聊起父亲，陈斌武用手搓了搓脸，长长叹了一口气。“关于父亲的文字记载我几乎没见过，但是，我们家一解放就挂上了烈属牌，享受这一光荣的荣誉称号。”陈炳武说着从屋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烈士证，他告诉记者，这是去年刚换发的，这个烈士证已经换了多次。

记者看到烈士证上写着：陈国祥，1915年6月出生，生前任新四军独立团教导员，1930年在学校入党，牺牲时间：1945年7月在遂平县诸市公社盆罐尧。

“父亲牺牲时，我才5岁。”陈炳武说，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比他帅多了，是个细高条儿，腰里经常别两把手枪，劈刀打拳全都会，大洪拳小洪拳打得非常漂亮，地下党不断有人与父亲联系，怕身份暴露，经常穿的都是便装，他还记得父亲牺牲时还穿的是一身灰色绸子衣裳。父亲很少在家，就知道母亲告诉他父亲在外上大学。

陈炳武说，最后一次见父亲是他家东院的一个亲戚结婚，回来时还带几个警卫，父亲穿着便装，还带回来一个手电筒，父亲在东院亲戚家大门下坐着，他就坐在父亲腿上，手里拿着父亲的手电筒一灭一亮地玩。

讲到这里，陈炳武掩饰不住脸上的泪水，两手捂着脸擦拭脸上的泪水。陈炳武说，因为家里就他一个孩子，父亲非常娇惯他，还记得在父亲牺牲前的一个月前，他家门前有两个大池塘，池塘里种有莲藕，父亲在塘边乘凉，趁父亲不注意，他从父亲背后一下子把父亲推到塘里了，让父亲给他捞藕吃，当时的莲藕还很小，父亲不但没有训斥他，反而真的给他捞了两节莲藕。

“其实父亲是地下党，村里的人谁也不知道，就连母亲也不知道，都知道父亲在外上大学，是个有文化的人。”陈炳武说，父亲牺牲后，听村上的大人说，父亲在开发区八里铺村建立了一个党支部，也在在那里秘密活动。

牺牲时只有30岁

“父亲是从西部山区到遂平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抓住的，当时抓住后，很快就被国民党开枪打死了。”泪水溢满了陈炳武的双眼，话语哽咽被迫停下。那天是1945年农历6月14日，当时，家里听说了此事后，就找了一个车去收尸，国民党不让收尸，后来，把家里的东西变卖了一部分，经过托人帮忙才让收尸。父亲牺牲时穿的是一身灰色绸子衣服，父亲个子高，又有学问，看上去一表人材。 

说话间，陈炳武屋里拿出一个眼镜告诉记者：“这就是父亲当年留下的眼镜，当时，父亲所有的东西都放到棺材里了，就剩下这幅眼镜。”记者看到，厚厚的两个棕色镜片，镶嵌在黄色的铜架上，眼镜的两个腿上还系有一条线绳，陈炳武说，这都是当年父亲亲手绑的。“无论我们搬过多少次家，父亲的眼镜我一直珍藏着。”陈炳武说，看到父亲的眼镜就如同见到了父亲一样，倍感亲切和温暖。

陈炳武再次用双手捂住双眼，泪水再次滑落，他告诉记者，在处理父亲后事时，他年龄小，只知道家里来了很多亲戚，忙里忙外的，他还不知道哭。在下葬父亲时，他就跑过去拾炮，伯父就打了他一巴掌，他才哭。那次也是他第一挨打，印象很深。

父亲去世后，母亲没明没夜的哭，眼睛哭得不但看不清东西了，还生了病，眼睛开始疼痛，后来，父亲的战友知道了，就在一天夜里偷偷的给母亲送来了一小瓶进口的冰片让母亲治疗眼睛，后来，母亲的眼睛经过使用冰山，慢慢开始好转，最后恢复。 “这就是那是母亲没有用完的冰片，我也一直珍藏着。”陈炳武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瓶让记者看。

母亲和四姑受尽苦难

“母亲长得很漂亮，和父亲是天生的一对。”陈炳武说着，拿出母亲在世时的照片让记者看。 父亲去世时，娘很年轻，从此以后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老太太，脸上经常摸上灰，什么衣服破穿什么衣服，什么鞋子烂就穿什么鞋子，一生守寡。

“我有4个姑姑，其中四姑姑为了我和俺娘一生没有嫁人。”陈炳武说，有人到家里给四姑说媒，母亲让四姑嫁人，四姑就说母亲为什么不再嫁人，母亲说，没有了国祥，为了她唯一的儿子炳武，她要把父亲的唯一亲生骨肉养活大，四姑说，为了哥哥，嫂子不再嫁人，她也终生不嫁，帮助嫂子把子侄养大，就这样四姑一生没有嫁人。

陈炳武说，父亲牺牲后，娘怕家灭九簇，就经常抱着他到处躲藏，白天不敢在家，哪里的蒿子深就把他放到哪里。夜里更是不敢回家，有一天夜里，娘实在没办法了，就抱着他到到村上一户人家里说好话，希望人家能让他们娘俩在磨道里睡一夜，人家怕连累不让睡，娘就抱着他到一片比较深的蒿子里住了一夜。

“听母亲后来讲，父亲刚牺牲后，父亲的战友白天不敢来，夜晚，有父亲的战友到父亲的坟旁给父亲烧纸。”陈斌武说，娘也看到过有几个人来过他们村，娘不敢搭话，但娘知道他们肯定是共产党，因为，他们穿的鞋子就是娘做的，娘认出来了，是父亲送给他们的。

“娘是个小脚，父亲没牺牲前，娘没上地干过活。”陈炳武说，父亲牺牲后，母亲不但要照顾好他，还要到地里干活，脚小得很，在地里经常被庄稼和坷垃绊倒，没办法也得干。

娘经常鼓励他要好好学习，像父亲一样做个有出息的人。陈炳武没有辜负母亲和四姑的希望，在学校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常常受到老师表扬和赞叹。

“上初中时，村上就我一个人上学。”陈炳武说，夏天，庄稼地很深，娘个四姑不放心，都是把他送到学校门口摆摆手才回去，放学了，娘和四姑就会在路口等他。

“后来，四姑为了我，就到了遂平服装厂做缝纫工。”陈炳武说，每个月发了工资，四姑就会回来买些好吃的，然后把剩下的工资交给娘。 

“我是当时村上穿得最好的。”陈炳武说，流行什么四姑就给他做什么。陈炳武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棉袄告诉记者，这就是四姑在1961年给他做的一个棉袄，现在还放着。

后代家庭和睦办有工厂

“虽然我学习成绩很好，但后来没出去上大学也是为了母亲。”陈炳武说，母亲和四姑一生不容易，他放心不下他们，就选择留在母亲和四姑身边。母亲和四姑怕没有父亲，家里条件差，一不上学就给他介绍对象结婚了。

“我一生没惹过母亲生气。”陈炳武说，说错一句话他就会主动给母亲跪下赔不是。从1982年母亲就瘫痪在床，25年间，他和妻子田献梅把母亲侍候得干干净净，直到母亲93岁时去世。同时，还侍候四姑，在母亲去世100天时，88岁的四姑也离开人世。

“母亲生前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少，去世后，我把母亲与父亲合葬。”陈炳武说，2013年，民政部门要求把父亲的烈士墓迁到竹沟烈士陵园，他向民政部门要求，让母亲与父亲一起迁往竹沟烈士陵园，让他们永远在一起。每年的清明节和农历10月，他带上孩子给父母扫墓，献花。 

如今，陈炳武一共7个孩子，3男4女，都已成家，共21口人，已是四世同堂，家家户户幸福，孩子们个个孝顺，都盖上了洋楼，家里还出来两个大学生，开办了塑料颗粒加工厂。 

“父亲给我起名叫炳武，就是让我光明威武。”陈炳武说，父亲还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富贵，希望他过得富贵美满，如今，父亲希望后代过上的好日子也过上了，愿父亲安息，愿烈士长眠。

陈炳武说，父亲牺牲后，自己经常听到当地的老年人讲父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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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三英烈 精忠报国情

周窝村走出周氏三兄弟 ——记革命烈士周定一周开一周成一

引子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节前夕，记者来到新蔡县关津乡牛湾村周窝村采访烈士周成一。我们的向导除了该县县委宣传部的宋超喜外，还有关津乡人民政府的专职党委委员杨永太及牛湾村村干部高峰。

牛湾村四面环水，汝河流经新蔡县境内后，绕着牛湾村转了一个圈，然后汇入淮河。我们沿着汝河北岸的河堤一路向西，通过汝河拦河大坝上游的一个座桥，向南进入牛湾村。拦河大坝处有一艘游船。据村干部高峰介绍，这就是当地闻名遐迩的“水上漂”客船。

汝河两岸都是一座座二层的楼房。在一望无垠的油菜花海和碧绿麦田的映衬下，被汝水环抱的牛湾村显得那样神秘。“如果是在以前，这座被汝水环抱的村庄凭借着天然的屏障，可以抵御外来匪患的进入。这也造就了当地孕育出一批像周定一、周开一、周成一这样的革命志士。”宋超喜告诉记者，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每年清明节他们学校都会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的仪式，缅怀革命先烈，让他们的精神代代流传下来。

采访中记者得知周成一（1911～1933）的大哥周定一（1903～1932）、堂哥周开一（1904～1934）也是革命烈士，一门三烈士为国捐躯，记者被这个革命家庭深深地感动了，于是决定通过烈士的后人及邻居采访三兄弟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周孝文眼里的伯父们

2015年3月24日，记者来到周窝村，见到了周孝文老人。周定一是他的大伯，周开一是他的二伯，周成一是他的三伯。周孝文的父亲排行老四，名叫周耀华，他还有一个小叔。

周孝文老人在自家院子里种了很多蔬菜，已经抽薹的蒜苗、盛开的油菜花，还有一片菠菜等，将小小的院子点缀得生机盎然。

听说记者要采访周成一，周孝文老人显得格外激动。“当时的县委书记管文，我的三伯周成一管武，三伯没有后代。”周孝文说，周成一被叛徒出卖，敌人残忍地把他的头割下来悬挂到新蔡县城西城门上。

记者：“老大爷，您今年高寿？”

周孝文：“77岁。当时在新蔡县，就跟现在的武装部一样，周成一是管武的。从小就听老年人说，我三伯22岁就不在了，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当时敌人把三伯的头割下来挂到新蔡西城门上示众。”

记者：“后来，你们家人花钱将周成一烈士的头从城门上取下来，有这事吗？”

周孝文：“我们家花了3块大洋请一个叫袁五的叫花子将三伯的头取下来，三伯的头颅才入土为安。”

周孝文：“在我小的时候，听和三伯同龄的人讲，三伯在外人看来无党无派，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党。他是被一个叫刘坑（刘开太）的叛徒出卖的。当时我三伯正害眼疾，刘坑说自己的枪不配套（出毛病）了，就与三伯商量，将三伯的枪换过来，将自己没有撞针的枪交给周成一，导致三伯无法使用手枪。就在这时候，国民党几十个便衣出现了，对三伯进行围追堵截。三伯奋力拼杀，在一个深沟里中了敌人的子弹身亡。”

周孝文：“大伯叫周定一，是新蔡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二伯叫周开一，三伯叫周成一。1932年，大伯周定一是地下党的第一任新蔡县委书记。周开一主要的工作在陕西省境内，那里有伯父的烈士碑。”

就在记者采访周孝文老人的时候，周定一的一个亲戚赶来，她拿着周定一的烈士证书让记者看。

记者：“周成一、周开一是不是周定一从周窝村带出去闹革命的？”

周孝文：“是的。我的大伯周定一带领弟弟周成一、堂弟周开一闹革命。有一年，有个军区司令专门来到周窝村为三伯周成一上坟，口中喊着‘三哥，我来看你来了！’”

周孝文说：“三伯牺牲后，撇下一个女孩。由于生活条件困难，在四处躲避的时候三伯的女儿夭折。”

在周孝文老人的带领下，我们来到烈士周成一的墓前。在周成一烈士的坟墓前，一通石碑上写着“生于1911年2月5日，牺牲于1933年8月13日。烈士周成一之墓。新蔡县人民政府。2011年清明节敬立。”这座坟墓建在青青的麦田里，春华秋实，周成一烈士的在天之灵看到现在群众的幸福生活应该感到欣慰吧。

周孝文说：“三伯，我来看您了！”他眼里噙着泪水。

关津渡口走出周氏兄弟

“子路问津处”位于关津乡关津街南头，106国道西侧。传说孔子率众弟子在楚国并未受到重用，于是离郢都北上卫国（今濮阳市）路过新蔡，在汝河之南，偶遇隐士长沮、桀溺二人，孔子就让子路去向二人询问渡口在哪里。

这座渡口首先走出了后来成为新蔡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周定一，在他之后，他的堂弟周开一、弟弟周成一相继走上革命道路，为党的革命事业奉献一生。

周定一字靖轩，曾用名：周钦一、周昭、周远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新蔡县独立支部(即特别支部)书记、新蔡县委书记、新蔡特区党委书记、阜阳中心县委军事部长、阜阳县委书记等职。1932午7月，在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参加张国焘主持的肃反整风时被杀，含冤而死。

1903年7月16日，周定一出生于新蔡县城西南18华里的周窝村。祖辈原是种地为生的农民，周定一的爷爷继承了曾伯祖的一份产业后，开始经商、放债和出租土地。当时，周定一的父亲周彩田成为富甲一方的财主。

据周定一的后人回忆，周定一16岁考入新蔡县高等小学堂。该校是同盟会员、民主志士刘粹轩、任芝铭、阎子固创办的。

新蔡各界爱国人士联合成立日货检查组，查处日货，惩处不法商人，周定一被推选为检查组的成员，他带领学生组成的小分队到各商店检查。查出印有“松井”、“东京”、“大阪”等地商标的白糖、布匹、香烟，立即当众焚毁，毫不留情。

一天上午，周定一正与检查组的同学商讨下一步行动，突然，他的弟弟周成一风风火火地从乡下跑来说：“哥哥，有批日货快去查处!”“在哪里?”“咱家祠堂里。”“你听谁说的？”“咱爹。” 

原来周氏祠堂建在新蔡县城马道街，从建成日起，周家就把它当成第二个家。农闲时节，家里人常住在祠堂的边房，一则表示孝敬祖先，二则兼营商业，故常把从外地运回的商品储藏在这里。从抵制日货的浪潮兴起，周彩田终日惶惶不安。一天夜晚，他与家人商量，拟把这批日货从祠堂转移别处，不防被周成一听见。

周定一与弟弟周成一商定，趁父亲未进城之前，立即采取行动。于是兄弟俩匆匆跑进祠堂，打开库门，将日货统统搬到院里点燃。当周彩田闻讯赶到时，日货已化为灰烬，气得他浑身颤抖，两眼发黑，却又不敢张扬。

1922年夏，周定一考入河南省立第六中学。

周定一是黄埔军校高材生

“1926年夏，大伯周定一中学毕业在家。这年秋天，小学同学李惠民(中共党员)突然来访。李惠民问大伯今后有什么打算？大伯称自己想外出继续求学，希望报效国家。李惠民向大伯透露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正在招生的消息，并表示愿意作他报考的介绍人。大伯觉得老同学言之有理，当即决定与他一块报考该校。”周孝文说。

“新蔡县被黄埔军校录取的有李惠民、周定一、杨凯三人。入校后，大伯被编入政治第一大队；李惠民、杨凯被编入第二大队。他们三人虽不在一个队里学习，但经常聚会，切磋军事，评论时政，畅谈个人抱负。”周孝文说。

1927年5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编为中央警备师，参加讨伐夏斗寅的战斗。周定一与潢川籍学员蒋明华受党组织派遣，随北伐军先头部队进入豫南。遵照中共信阳执委指示，周定一返回新蔡组织工农革命运动。

周定一回来时，新蔡尚未建立党组织。根据党组织关于改造红枪会迎接北伐军的指示，他立即奔赴关津、许埠、河坞、岳城等地，联络红枪会首领梅正本、耿新民、耿兰室等人，使他们废除“互不统属”的陈规，联合起来，统一在汝河沿岸设岗放哨。接着，周定一走村串户，动员农民群众将民间的各类武器集中起来，组成自卫队。

在组织群众抗虐中，一批进步青年见周定一和蔼可亲，办事认真，不畏强暴，是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就主动向他靠拢，亲热地称之为“周大哥”。周定一进一步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并将其中的先进分子杨亚藩、李惠卿、周文选介绍入党，建立了临时党小组。

“随后，国内政治风云陡变，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国民党右派到处捕杀共产党员，新蔡毗邻的汝南、息县、阜阳等县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大伯与上级党组织也失去联系。他把党小组转入更隐蔽的地方，把原来那批贴心青年朋友分散于李楼、河坞一带农村，做群众的发动工作。”周孝文说。

8月25日，新蔡全体共产党员(6人)在关津乡周窝村集会，会议决定建立中共新蔡县独立支部委员会，选举周定一任支部书记。这是新蔡县有正式党组织的开端。

随后斗争形势日益严酷。周定一于第二年在县城周家祠堂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后，周定一介绍周开一、周成一入党。

周定一周成一打开自家粮仓救济百姓

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周定一机智顽强，严守纪律，艰苦奋斗，模范带头，不仅保存了党的力量，还使党的影响逐步扩大。不久，党的队伍发展到50多人，团结进步工农和知识分子300人以上，党在县城和城西部分乡村活跃起来。

1930年7月，中共阜阳中心县委机关迁至阜阳县西南的赵集一带。那里与新蔡县毗邻。周定一为便于工作，主动与阜阳中心县委取得联系，并被任命为中心县委军事部长，仍兼任新蔡县委书记。

“1931年春，中共皖北中心县委在寿县上奠寺成立，新蔡党组织属其领导。组织上考虑到大伯周定一的身分已经暴露，不利工作，将他调任中共阜阳县委书记。”周孝文说。

周定一在阜阳县工作期间，斗争形势十分险恶，国民党反动势力疯狂镇压革命，大部分党组织被破坏，党的活动仅限于阜(阳)太(和)边区和阜阳西南冷寺一带。

中心县委在冷寺老窑湖武装暴动失败，仅有的党组织又遭受严重摧残。在极其艰难的岁月，周定一以教书、经商等不同职业作掩护，奔走于豫皖边境的陈集、张集、赵集、小田集一带。

“1932年春，因受中心县委在阜(阳)太(和)边区组织暴动失败的影响，阜阳县斗争形势再次恶化。原设在小田集一带的县委机关已无法工作，恢复建立的党组织多半转入地下，停止活动。此时大伯在陈集开设一家小饭店，作为县委机关的秘密联络站。这时，形势的发展已使阜阳县与新蔡的党组织联成战斗的整体，周定一密切注视新蔡县的斗争情况。”周孝文说。

这年春季，新蔡灾荒严重，农村十室九空，各地相继发生抢粮事件。新蔡县委因势利导，决定开展匀粮斗争。由于组织工作没跟上，运动发展很不平衡。周定一回家与弟弟周成一商量，决定先把自己家中的几千斤余粮分给群众。入夜，周定一给父亲周彩田做思想工作，周成一组织带领灾民，肩扛扁担，手提布袋，闯进家门，砸开仓库大铁锁，把余粮分光。

周氏兄弟的义举为匀粮斗争做出榜样。附近的盘冢、王楼、宋老庄、许埠等地灾民很快组织起来，向地主存粮户进行匀粮斗争。

后开，周定一为革命含冤而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新蔡县委和县政府报请河南省委和省政府为周定一颁发了“老红军荣誉证书”，对其亲属进行抚恤，将周定一生前革命活动场所——周氏祠堂列为永久保护的革命纪念地。周定一的革命形象永远活在豫皖边区人民心中。

周成一的革命道路

周成一，乳名天报，别名三豹，牛二。

“周成一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周窝支部书记、新蔡县委宣传委员、新蔡工农红军游击队队长。在党的领导下，周成一率工农红军游击队转战豫东南皖西北广阔的平原上，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反动势力闻风丧胆的一支劲旅。周成一是名震一时的传奇人物。”新蔡县关津乡牛湾村村干部高峰说。

“1927年5月，大伯周定一从外地回到家乡，在县城、周窝、李楼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在周窝村建立了新蔡县第一个独立党支部。1928年7月，中共新蔡县委建立后，县委机关也设在周窝村。从此，周窝村成了共产党员活动的中心。周定一经常在这里召开党的各种会议，组织发动群众。周成一因而结识了许多共产党员，并受他们革命思想的熏陶，明白了革命道理，萌发了革命的愿望。1928年，由周定一介绍，周成一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孝文说。

周孝文介绍，听老一辈人讲，他的三伯周成一功夫了得。一次党组织正召开秘密会议，一个特务进入村里，周成一悄悄从背后用手卡住敌人的脖子。这个特务还没来得及挣扎就一命呜乎。同志们见他这种勇猛、敏捷的动作，像豹子一样，就用他乳名“天报”的谐音亲切地叫他“三豹”。

新蔡县委决定成立中共周窝支部，周成一任书记。后来，县委在陈店附近的关帝庙小学召开会议，改组县委，周成一任宣传委员。

赌场活捉“独眼龙”

“谢老庄寨位于新(蔡)正(阳)汝(南)游击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距中共新蔡县委机关所在地小李庄仅一里之遥。这个寨里住着一个恶霸地主名叫管炳文，因他瞎了一只眼，人们叫他‘独眼龙’。管炳文眼瞎心黑，他豢养一帮土匪，烧杀奸掠，坏事做绝。他派人暗中侦察共产党的活动情况，报告官府，邀功请赏。”牛湾村村干部高峰说。

1933年春，中共新蔡县委为巩固游击根据地，决定由周成一带领游击分队拔掉这颗“钉子”，消除游击区的心腹之患。

“谢老庄水深壕宽，墙高寨坚，加上‘独眼龙’防卫严密，确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堡垒。一天夜晚，正当周成一、朱哲民、吕鸿宾、薛正义4人在小李庄讨论这次作战计划时，本村地下党员管守岚跑来报告，称管炳文派人来邀他父亲于明天下午去他家打麻将。周成一听到这个消息后，先叫管守岚马上回家让他父亲如期赴约，明天要想法多输钱，以稳住‘独眼龙’。”高峰说。

“4月1日下午2时许，红军游击队得到管守岚的侦察汇报，周成一指挥队员按预定计划，分头行动，来到谢老庄寨外，加强警戒。他与朱哲民等6人扮成商贩，伪装问路，来到寨门口，乘其不备，下了门岗的枪支，再用布条塞住他的嘴捆个结实，放于暗处。留下两人看守寨门，四人直捣赌场，两人迅速登上赌场后面的‘保险楼’，占据制高点，嘹望寨内动静。”高峰说。

这时，“独眼龙”赌兴正酣，当周成一已站在他的背后用枪顶着他的脊背时，他还正在打麻将，周成一的行动却被坐在管炳文对面的一赌徒察觉，他正想掏枪反抗，霎时，朱哲民的匕首扎进了他的咽喉。“独眼龙”见势头不好，想溜。周成一从后一把抓着衣领，提得脚不挨地，逼他上“保险楼”的暗室取枪。

这时“独眼龙”虽吓得浑身筛糠，但还自充“英雄”：“你们是谁?想干什么?青天白日敢进谢老庄寨，要我交枪。要知道我管老炳可不是好惹的?”“告诉你，我就是红军游击队长周三豹，要交出全部武器，保送你回家。”“独眼龙”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双手捧给身旁的朱哲民说：“所有枪支弹药都在楼上，请开门去取，现在我可以回去吗?”周成一大喝一声：“你血债累累，送你回老家去吧。”一声枪响，“独眼龙”应声倒下。

被叛徒出卖牺牲

1933年7月，在小李庄事件中，中共新蔡县委主要领导人被捕牺牲，使革命受到重挫。为对抗国民党骑兵团的清剿，周成一率领工农红军游击队加入农民起义军，化名牛二，人称牛二团长。不久，周成一将工农红军游击队员带到豫皖交界的麻里店修整。

1933年8月10日晚，游击队接到桃花店方面的报告：马居恭带一名警卫进入桃花店一家饭铺。周成一和朱哲民等5人扮成商贩，立即来到桃花店，包围了饭铺。

这时，马居恭正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他的护兵在门前站岗放哨，发现有可疑人走动，大喊一声“谁”！游击队员一看形迹暴露，先开枪把护兵打死，而后飞速进院。马居恭听到枪声，忙从烟榻上坐起，准备逃跑，游击队员连开两枪，打灭了烟灯，把马居恭击倒在烟榻上。队员认为完成任务，向把守后门的周成一报告了战斗情形，迅速撤退。狡猾的马居恭装死躺下，死里逃生。

马居恭受伤逃回后马寨，一面养伤，一面收集武器，添人加丁，防备游击队攻打他的老巢，并伺机报复。游击队和当地党组织认为，马居恭不除，实有无穷后患，决定乘他伤势未愈，攻打后马寨，再打马居恭，不给他喘息之机。

8月12日下午，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周成一率15名游击队员，人人怀揣短枪，分批来到了后马寨。周成一决定大部分游击队员由寨内赤色群众杨干发接应，攻打南门；为防意外，周成一和朱哲民、薛正义 3人从西面翻墙进寨。当周成一从西面跳上墙头，准备进寨的时候被马居恭的家丁马黑脸用木捎子打中头部，大量出血。他开枪打死了马黑脸，一面招呼朱哲民、薛正义进寨，一面撕破自己的内衣，把头上伤口包扎好，迅速和其他游击队员会合，搜捕马居恭。

周成一头部受伤，流血过多，不能继续指挥战斗，组织决定由朱哲民、薛正义、吕鸿宾、管守蓬、刘开太护送他回新蔡城北冯楼隐蔽养伤。到冯楼后，为了缩小目标，决定分散宿住，第三天在冯楼集中，看情况再定行止。

刘开太回请假回家后，经受不住反动势力的压力，对革命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终于背叛革命，投靠国民党四区区长刘恢黄。第二天夜里他带领四区后备队数十人包围了冯楼，枪杀了曾跟他患难与共、亲如手足的周成一。

周成一被杀害后，尸体被敌人就地用火焚化，将头颅悬挂在新蔡县城西门之上，妄图恐吓革命群众。但革命群众并没有被吓倒，反而冒着生命危险，在他的家乡为他建立了衣冠墓，为这位智勇双全的红军游击队优秀指挥员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关于周开一烈士

关于周开一烈士，当地人都称了解的很少。记者在网上看到陕西碑林的烈士名单上有周开一的名字。上面记载：“周开一，新蔡县人，曾任新蔡县地下武装队队长，在新蔡县作战牺牲。”

昨天下午，记者从新蔡县党史办了解到，目前该县党史办关于周开一的材料很少，党史办主任郑连峰告诉记者，周开一虽然最后牺牲在新蔡县境内，可是他生前的主要工作地点都在外地，尤其是陕西省内，但可以肯定的是周开一、周成一都是在周定一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一门三英烈，个个都是真英雄。斯人已逝，风范永存。我为周氏三烈士的英勇壮举感到骄傲。”郑连峰说。

此文刊发后，记者接到来自陕西省西安市省建八公司退休办周效坤老人的来信。信中她表示，偶然间看到刊登在《天中晚报》2015年4月3日A06-A07版的题目为《一门三烈士精忠报国情》，关于新蔡县关津乡牛湾村周窝村周定一、周开一、周成一烈士的事迹后，她心中非常激动，“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连读数遍，“把这篇文章视为我家的祖传世宝，还将此文读给我的后代听，当做对子女的一面活教材”。

“我感谢你们不辞劳苦，费尽千辛万苦写出我们父辈的英烈事迹，我这里千言万语难以表达。”周效坤老人说，她是周开一的独女儿，是西安市省建八队的离休人员，1931年3月1日出生子周窝村，后来于1948年在开封读初中（半工半读学校），全班同学集体参军，一生工作平凡。

据她回忆，父亲是工农分子，不识字，在大伯周定一的影响下，于1925年参加工农红军游击队，战斗在河南、湖北交界处，1928年加入共产党。

1964年6月，周效坤到山西省太原市找到父亲周开一生前好友，他名叫卫济民，是安徽省临泉人，后因工作需要改名项鄂，当时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政委等职，他说：“我和你父亲的关系最好，那年我去你家的时你出生未满月，我和你父亲一块打游击，你父亲是队长，我是队员，记得1935年在马里店战斗中，我们为了营救新蔡县委书记崔华楼，你父亲英勇牺牲，后来我正式编入徐向前、李先念领导的部队。”

周效坤自述，她母亲是新蔡县城北人，与父亲同年出生，听她外祖父说：“你父母婚后，你母亲时常帮你父亲传递党的重要文件和指示。你父亲牺牲后，由于国民党的政策是凡共产党的后代都斩草除根，你母亲被定为共匪亲属，随后你母亲带着你有家不能回，投亲靠友被拒绝，随后你母亲背着你东躲西藏，积劳成疾于1937年11月去世，那年你才6岁，从此你就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

烈士的后人都很平凡

周孝文告诉记者，从周窝村走出去的周定一、周开一、周成一三兄弟最终都为党的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父亲排行老四，我们家都是农民，我从周窝村出生，一直生活到现在，很少外出。”周孝文老人说，他们在家种地养猪，从不向政府申请任何照顾。

记者看到周孝文家的房子很普通，屋内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我一个人生活，本身不需要什么。每天能够种种菜、除除草就很知足了。”周孝文说。

记者采访了当地很多村民，他们都知道周窝村走出了3位烈士。就在采访的路上，当地村干部在与村民打招呼时，得知我们采访周窝的烈士，都能够准确地说出周定一、周成一、周开一的名字。

“他们是这儿的骄傲。”当地村民说，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听家中的老人讲3位烈士的英勇事迹。

记者了解到，牛湾村共有7986.75亩旱涝保收田，总人口有6000多人，周窝村有200多人。

“你看，这里的麦子长得多好。等到麦收后还可以种稻子，靠着汝河，我们这里的稻子长得非常好，一亩地一年的收入就有2000多元。而这里的村民每个人都有几亩地。除去种地他们外出打工也有不错的收入。”村干部高峰说。记者看到，周湾小学建设得非常漂亮，教室里传出琅琅读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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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英雄长眠天中村民守墓60余载

—记牺牲在开发区关王庙乡的3名烈士

60多年前，3名烈士牺牲在开发区关王庙乡关王庙村，并被埋葬在关王庙村。他们为了革命牺牲在天中大地，朴实善良的天中人民没有忘记他们。

60多年来，3名烈士静静地长眠在村里，见证着村民从贫穷走向富裕。在关王庙，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村里没有不知道这3座烈士墓的。每年清明节，村民们都会为他们扫墓、献花。村民还自发为他们守墓。

2015年4月 1日，记者在关王庙乡民政所所长游劲松的带领下，来到关王庙村，寻访3座烈士墓遗址，听村民讲述烈士的故事。

叶平烈士墓迁走了，柏树依然在。

他让战士踏着自己的身体冲锋

埋葬在关王庙村南头的是一个叫叶平的烈士，人们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但烈士牺牲时的情景，很多村民都听说过。

“那是1945 8月的一天，天气很热。夜里，小孩跟着大人在场面睡觉。此时，村民听见村北有枪声。”关王庙村83岁老人刘富贵说，他们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村北大桥，看到一个身穿灰色衣裳的人已经没有了呼吸，脸上、身上都是血。

很多村民看见都掉泪了。村里有个叫张玉英的，从家里找来用高粱秆编织的席子将那名同志的遗体包裹起来，跟村民一起将他掩埋在关王庙村南头的沟边。

解放后，界牌村（现金山街道界牌村）一个叫吴泽芳（叶平是当时新四军第五师吴泽芳团的作战部长）的人回到驻马店，专门到关王庙村。他还记得当年烈士牺牲时的情景和坟墓的位置，就让乡政府为烈士重新修建了坟墓，并种植一棵柏树。村民从吴泽芳那里得知，这位烈士叫叶平。

后来，村民才知道，叶平是新四军第五师吴泽芳团的作战部长，四川人。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以后，新四军第五师吴泽芳团奉命驻扎在遂平嵖岈山。8月下旬的一天，吴泽芳一部按照事先约定来到关王庙村接收关王庙伪镇公所。

天不亮，叶平带领部队就赶到了关王庙村。可是，事情突然发生变化。原来，关王庙伪镇公所前一天晚上与另外一个村庄的日伪军联合，不愿向共产党投降。夜里，另外一个村庄的日伪军来增援伪镇公所，敌人的力量突然增强了，并且，在关王庙村北护城河桥南架起了铁丝网。

叶平带领的部队人少，事前又没有预料到敌人突然反悔。叶平带领的部队来到关王庙村北护城河桥时，日伪军对前来接收关王庙伪镇公所的新四军用机枪扫射。叶平当即决定，必须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为更好地打击敌人，叶平身为作战部长，带头用一条湿棉被披在身上冲了上去。他趴在炽热的铁丝网上，让战士踏着他的身体冲过去。新四军几次冲锋，但敌众我寡，都未成功，未能占领关王庙伪镇公所。在最后一次冲锋时，叶平不幸中弹牺牲，年仅49岁。

“叶平是个大英雄，村里的大人小孩没有不知道他的，村民对他有着特殊的感情。”刘富贵说。

两名烈士是李先念部独立团战士

在关王庙村的寨墙边埋葬的是两名年轻的战士。游劲松告诉记者，两名烈士牺牲时都很年轻，也就二三十岁，他们的名字至今无人知晓，也没有人知道两名烈士的家乡。

记者在游劲松的带领下，来到关王庙村寨墙东南角。寨墙早已不复存在，烈士墓也已经迁移，只剩下空荡荡的一片地。

“以前这两座烈士墓非常大。”76岁的村民刘富祥指着他家屋后的一片空地说，两名烈士以前在寨墙边埋着，村民、学生年年为他们添坟。坟有3米多高，看上去就像两名威武的战士守护着村子。村民对两名烈士非常敬仰，从不让孩子上坟上玩。村民在每年的清明节都为烈士扫墓、祭奠。

据村民介绍和有关史料记载，这两名烈士是李先念部独立团的战士。1947年冬天，刘邓大军和李先念五师在大别山会师，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派8个师的兵力围剿，其中国民党第三师是精锐部队。根据指示，我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李先念五师的任务是牵制敌人到外围并将其灭掉。为了拖垮敌人，李先念部独立团牵制国民党第三师。敌进我退，敌住我扰，从信阳拖到西平出山镇，独立团一举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师。

这两名无名烈士就是李先念独立团的战士。为了消灭敌人，他们带病参加战斗。由于长途跋涉，加之急行军，途经关王庙村的当晚，两名战士病情加重，不幸牺牲。独立团战士含泪和村民一起掩埋了两位烈士。

“一名战士用的是一个地主准备的上等棺材，另一名战士用的是村民用门板做的棺材。”刘富祥说，村民非常敬仰两名烈士，就用自家的门板给烈士做棺材。

“解放后，关王庙乡的干部、群众及师生每年清明节都到叶平和两名无名烈士墓前献花。”44岁的村民张东明说，烈士墓成为该乡的一个教育基地，成为村民教育子孙继承先辈光荣传统的重要场所。1990年关王庙乡政府拨出专项资金，全乡教师捐款，重修了烈士墓。

村民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却一直守护着他们。这一守就是60多年。

两名无名烈士的墓以前在关王庙村，现已迁至竹沟革命烈士陵园。资料图片

让烈士

与昔日战友“团聚”

据游劲松介绍，2012年，根据民政部统一要求，国家启动了散葬烈士墓抢救保护迁建工程，关王庙村的3座烈士墓被列入迁建范围。

“2013年我们迁移这3座烈士墓时，村民都不愿意。”游劲松说，村民对烈士墓有着特殊的感情。村民们愿意继续为烈士守墓，不愿意迁走烈士墓。政府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村民才同意。

烈士墓迁走前，开发区关王庙乡小学300余名师生及村民到叶平烈士墓前祭奠。师生们为烈士敬献花圈、默哀、在烈士墓前演讲、绕烈士墓一周，向烈士道别。

其实，在迁移叶平烈士墓时，村民没找到叶平的遗骨。村民说，当时没有找到棺材，可能是被水冲走了。

“按照当时民政部的要求，没有遗骨也要为烈士迁移墓室，叶平烈士只是迁移了墓室内的遗土。”游劲松说。

“在迁移关王庙的3座烈士墓时，根据村民的要求，我们都是按照农村的风俗做的。”该乡民政所一工作人员说，在烈士墓上搭建棚子，不让烈士英灵见天，让烈士英灵永存；在棺材上蒙上红布，为烈士放鞭炮，告诉烈士将让他们与昔日的战友“团聚”。

叶平和两名无名烈士的墓被迁移到确山县竹沟革命烈士陵园那天，刘富祥和村民把烈士送了很远、很远。

村民仍然

保护着烈士墓遗址

烈士“走了”，但村民并没有忘记他们。

“我们现在每年都要到竹沟革命烈士陵园为烈士扫墓。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的亲人，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就是他们的亲人。”刘福祥说，以后，每年的清明节，学生、村民依然要为烈士扫墓。

“小时候每年学校都组织学生到这3座烈士墓前扫墓、献花，直到2013年烈士墓迁移走。”该乡民政所一工作人员说。

“烈士墓迁走了，俺心里很不是滋味，每次看到烈士墓遗址心里总是空荡荡的。”该村村民张东明指着家门前的叶平烈士墓遗址说，现在只有这棵柏树还静静地守护在那里，村民谁也没有动那片土地，仍然保护着烈士墓遗址。

“烈士墓在村民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游劲松说，60多年来，村民一直默默守护着这3座烈士墓，因为他们认为，三位烈士见证了村民从贫穷走向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