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份未能发表的声明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促使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被国民党作为政治犯的大批人士提前释放。走出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未及料理生活、工作诸事，便立即接连书写了两份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声明，希望通过《申报》和《中央日报》公之于众，不幸的是，这两份声明一份也没能发表。

 陈独秀和他创办的青年杂志。

“此间乐，不思蜀”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囚禁陈独秀等政治犯的监狱也被轰炸。此时，国民政府迫于战局吃紧，无意为疏散、安置这些政治犯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很多政治犯因而什么手续都没履行就走出牢房。可是，作为国民党重大政治犯的陈独秀，他的出狱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从坐牢的那天起，陈独秀就没想着能有走出牢房的日子。况且，他虽在坐牢，失去了自由，但是与其他政治犯相比，狱方对他“人道”多了：12平方米的单间，供有书桌、书架，室外有一小天井，可以读书写作，疲倦了还可踱到小天井透透气，伙食也好于其他囚犯，每餐是两菜一汤。狱方先是安排同案犯濮德志照料他的生活，后又同意其夫人定期前来照料。

 陈独秀在监狱内读了很多书，悉心做起了研究。他似乎对出狱没有什么要求，反倒是他的朋友和学生一直惦记在心。北大学生、当时在国民政府供职的段锡朋约了北大校长蒋梦麟和监察院监察使杨亮功前来探视。段锡朋表示将尽力保释，促其早日出狱。

陈独秀听后非但没有动心，反倒说出这样的话：“我现在虽然是有期徒刑，实际上是无期徒刑。我年事已高，（出狱后住的地方）哪有这个地方清静安逸？”当段锡朋问他是否要御寒的棉衣时，他笑了笑说：“我前后收到的皮袍有14件之多，正愁无法遣送呢。”言谈间颇有“此间乐，不思蜀”的意味。

严词批驳“深自悔悟”之说

日军对南京的轰炸，勾起了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陈钟凡对老师安危的担忧。他探视时看到被炸后监狱的惨状，更坚定了设法将陈独秀保释出狱的决心。他找到胡适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名士，联名写了保释书。

胡适为此还找了汪精卫。令陈独秀想不到的是，汪精卫对此事很热心，并专门找了蒋介石。8月19日，汪精卫致胡适信说：“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

1937年8月21日，司法院院长居正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呈请将陈独秀减刑”的请文。素来办事拖沓的国民政府在释放陈独秀这一事上，效率却特别高。居正“请文”刚至，国民政府便下发了陈独秀的减刑明令。这一纸减刑的指令，还在报上“明令宣告”，显然是要“秀”一把国民政府“宽大”的胸怀。

陈独秀虽说过“我宁愿炸死在狱中”的狠话，但是，外面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对他的吸引太大了。可是，居正文中有说陈独秀“深自悔悟”的字句，这等于是在暗示，他陈独秀向国民党递交了“悔过书”。

依陈独秀的脾气，对这样的不实之词，早就予以反驳，可出乎意料的是，他对此一直保持沉默。不知他是怎么想的。

8月22日，监狱当局向他宣布减刑令。就在当晚8时许，日军的飞机又成批地飞到南京上空，并与国民党空军交战。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横贯长空的炮火，给陈独秀刺激极大。他想此地一刻也不能停留。

第二天，陈独秀出狱后便直奔傅斯年家，在傅家稍事休整后，于8月28日给上海《申报》写了一封信，对所谓“深自悔悟”作了义正辞严的批驳：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

《申报》接到信后，对陈独秀予以同情，认为国民党以“危害民国”治罪于陈独秀，是欲加之罪，而所谓“深自悔悟”，更是无稽之谈，这封信完全可以在《申报》发表。可他们也意识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决不会同意发表此信，只得决定“暂不发表”。这样一直拖到年底，《申报》因日方刁难而被迫停刊，这封信也就失去了发表的机会。

告诉老友自己已不是“托派”

1931年5月，中国4个反对派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成立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因其国际性的领袖人物是托洛茨基，所以通称为“托派”。因托洛茨基的推崇，陈独秀当选为“中国托派”的总书记。

这个所谓统一了的“中国托派”，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被国民党追捕得东躲西藏，几无宁日，更糟糕的是内部迭出叛徒，以致将“中国托派”推至消亡的境地。

1932年10月，“托派”中央常委秘书谢少珊在出卖了“托派”中央4个常委后，又出卖了陈独秀。当天下午7时许，陈独秀即被捕，并于19日晚被解交至首都卫戍司令部，后被辗转关押至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又称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

“中国托派”群龙无首，残存的“托派”分子又成立了临时委员会，可终究只能搞些躲躲藏藏、东戳西打的小把戏。刚入监的前几年，陈独秀还发表一些意见，对中国的“托派”予以指导。可是，他逐渐发现自己的意见竟然遭到大多数年轻“托派”的排斥，尤其是他“建立广泛的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几乎在年轻的“托派”中毫无讨论的可能。

1935年1月，年轻的“托派”史朝生等在“美国托派”头目格拉斯的支持下，背着陈独秀更改“中国托派”的名称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重新成立领导机构，随后又逼迫陈独秀“改正错误”。陈独秀岂肯就范，于是被开除出“托派”。和当年被开除出党相比，陈独秀此时变得冷静和淡定多了，只是斥责格拉斯这个外国人“不懂中国国情，乳臭未干，毛手毛脚，摆出‘国际代表’的架势来吓唬人”。

托洛茨基不同意格拉斯的做法，有意把陈独秀拉入第四国际（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创建的国际性联合组织，与斯大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抗衡）领导核心，表示：“我们如果抛弃了和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权威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陈独秀对此并不在意，从1937年1月16日在《东方杂志》发表《荀子韵表及考释》始，专心致志于文字学的著述。紧接着抗战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陈独秀已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与那些狂妄的年轻人争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是非曲直了，全民抗战才是他最关心的事情。

出狱后，他日益感到“中国托派”是如此的不近国情不切实际，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他们还将国民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同等的敌人，躲在上海亭子间里继续两个拳头打人，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并自以为最革命。他对“中国托派”彻底失望了。当有人劝他去上海重振“托派”时，他一口拒绝了。老友包惠僧前来探望时，他明确地告知自己已不是“托派”，而以“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并有意发表一纸声明。

程苍波拒发声明

陈独秀告诉包惠僧，如能通过报界以访谈的方式，告诉公众自己与“托派”的关系，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包惠僧在新闻界有许多熟悉的朋友，通过他的联系，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同意与陈独秀见面。两人会面后，陈独秀满心欢喜，程沧波却摆着不冷不热的面孔，端着官家报人的架子，令陈独秀很不舒服。可毕竟是找别人办事，陈独秀一改往日狷介的作风，还是写了一张小字条，希望程沧波能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字条上写道：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托派”的存在是既成的事实，而他还曾是“中国托派”的总书记，说“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显然是有意否认它的存在，同时也在强调“我不是托派”。

陈独秀哪里知道，4年前他就与程沧波打了一场未曾谋面的笔墨官司。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当年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的罪名，对陈独秀开庭审判。陈独秀和他的辩护律师章士钊在法庭上雄辩滔滔，将“国”与“政府”作了法理的区别。陈独秀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章士钊的辩护也多与陈独秀相同，他们的辩护言论在报端公开后，一时间博得不少的和声。

时任中央日报社社长的程沧波年轻气盛，更出于维护国民党政权正统的立场，立即撰写并发表社评《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驳斥陈、章二人观点。社评当然不会署作者的姓名，陈独秀也就不知道社评的作者是程沧波。如若知道，依陈独秀之脾气，不可能又去找程沧波。 陈独秀不知就里，想借《中央日报》的方寸之地，发表一纸不足40字的声明。程沧波因4年前的那场笔墨官司而与陈氏结下了梁子，当包惠僧托他发表这一纸声明时，碍于情面，他口中只以“试试看”相敷衍。其实，陈独秀的这份声明，与“党国”的声誉毫不相干，对程沧波是举手之劳，而对陈独秀也仅仅起到表明“我不是托派”而已。可因为陈独秀是“党国”的敌人，程沧波就是不给陈独秀这个便利，一直压着不让见报。

陈独秀似乎知道这种结局，声明交递后再也没有催问。不过对于“我不是托派”的声明，却一直没有忘怀，除在给朋友的信及言谈中提及外，他还在给《新华日报》的信中强调：“中国是否还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据《燕赵老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