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 峥嵘岁月稠

在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号召50周年之际，驻马店镇（现驿城区）1966年3月30日第一批下乡知青在驿城区政协的大力支持下，到铜山进行52周年回访活动。本报记者先后对20多名知青和当地村民进行了采访，由于版面所限，只能择取几个故事以飨读者。

52年,放不下的惦念

□晚报记者   袁子惠文/图

 赶来团聚的李臣堂老人。

“孩子们回来了，俺说啥也要来看看，团聚团聚。”今年85岁的李臣堂说。老人一脸皱纹，一口牙也掉了，走起路颤颤巍巍。听说当年下乡的那帮孩子要回来，老人高兴得彻夜难眠。3月20日一大早，他便坐上早班车，从十几公里外的住处赶来。

李臣堂告诉记者，1966年，他任泌阳县邓庄公社铜奉大队党支部书记。他还清楚地记得52年前那帮稚气未脱的孩子坐着牛车、风尘仆仆来到他们大队的那一天。

“老支书，你咋变矮了？记得你那时个子很高啊！”一名回乡参加活动的知青握着李臣堂的手，亲热地说。“老了，老了！52年过去了，咋会不变呢？”老人双眼潮湿地感叹道。

提起往事，李臣堂老人无限感慨。他说，下乡时，那帮知青大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充满了青春的懵懂。看着他们，李臣堂及乡亲们既高兴又心疼——高兴的是来了这么一帮娃儿，青春年少，聪明伶俐，个个惹人爱；心疼的是这帮孩子这么小就离开家人，少不了饱受思念之苦。

李臣堂告诉记者，这批下乡的139名知青9或10人为一组，驻扎在几个村。村民们看到这帮特殊的“客人”，慌忙将家里的被褥、鸡蛋、蔬菜、馒头等拿出来，送给他们。那个年代，村民们的生活大都贫困，不少家庭勉强能维持温饱，但他们仍尽最大努力帮助知青们。

很多知青下乡前很少做家务，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村民们看到他们为难，主动热情地给予帮助——这家的姐姐、婶婶来教洗衣做饭，那家的哥哥、叔叔来帮担水砍柴。村民亲人般的关爱感染了这帮少年，大家积极投入农村生活。

对于这帮知青，当时任党支部书记的李臣堂感受更多的是责任。由于村庄偏僻，交通不便，每名知青的安全问题让他牵挂；由于知青离家在外，对农村的环境和生活陌生，难免思念家人、不知所措，他们的情绪波动又让他担心。每当知青需要帮助，他和大队的工作人员都会认真考虑解决的办法，并发动村民帮助他们。

老人说，那些年的人和事还历历在目，但物是人非，当年一帮少年如今已是六七十岁、两鬓斑白的老人。“现在看着他们，我仍觉得他们还是孩子。”老人一边说，一边怜惜地看着正在旁边热情交流的“归乡人”。这时，老人神情恍惚，仿佛回到了过去，回到了那段让他难忘的峥嵘岁月。

“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晚报记者  姬淑华文/图

 魏爱莲

记者采访其他知青时，魏爱莲就坐在一边，时不时地插一句话，显得很兴奋、激动。采访她时，她的第一句话就是“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有我太多美好的回忆”。采访就从她插队的泌阳县铜峰乡缸窑大队开始。

魏爱莲说，她插队那年16岁。她和其他9名队友被分到缸窑大队，所幸的是，虽然他们都很年轻，但队长对他们关爱有加。

魏爱莲说，刚到插队的地方时，最令他们感到好奇的是泌阳的井，井水与井口平，人们口渴了就随手舀一碗喝。这让他们感觉很不卫生，也看不惯。

“刚去时，干农活我们很不适应，因为从来没有干过。记得有一天，天气很热，为棉花修枝、打叉时，我们站在棉田里，无所适从，不会干，就哭了起来。”魏爱莲说，“队长听说后，急忙把我们几个叫到田地旁的树阴下，做我们的思想工作。他亲切地说：‘你们刚来还不会干，不过别着急，我找人教你们，慢慢就好了。俗话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你们以后有啥困难了，尽管找我好了，我会尽力帮助你们的。’”

魏爱莲说，他们几个初来乍到，在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也不会干农活，再加上想家，难过得哭了起来，可听了队长这一番贴心的话后，又都破涕为笑了，从内心里对队长充满了感激。

“队长的名字叫王志文，我现在还记得。那时我们爱叫他王队长。王队长是一个善良的人，对我们这些知青真好。他说到了也做到了。在以后的生活、生产中，他处处照顾我们几个。”魏爱莲说，“不管干什么活，他都让知青干最轻的。比如：插秧时，他让我们运送秧苗；割稻子时，他不让我们割，而是让我们把别人割下的稻子打成捆等。”

魏爱莲说，在泌阳县蚕丝厂的经历也令她很难忘。“只需把茧抽出一个线头，机器就能抽出丝，然后就露出一个蛹，有大拇指粗。”魏爱莲说，“从蚕丝厂回来后，我就又到了大队干活。总之，在王队长的照顾下，我们几个基本没受过什么委曲。”

魏爱莲是1971年回的城。与王队长依依惜别后，她被分到了驻马店机械厂上班，后来又调到省建设设计院。“我早已把王队长一家当成了自己的亲戚。每年，我都抽时间去王队长家。每次去，他家也都是热情地招待我，杀鸡割肉，做上一大桌子菜。回来时，再给我们带很多干菜、红薯、香油等农产品。当然，王队长和他的孩子有时也来我家看我。有时他们来驻马店办事需要我时，我也是尽力帮他们。”魏爱莲说，他们两家的关系胜似亲戚。

当记者问王队长是否还健在时，魏爱莲说：“他不在了，但他的孩子还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原来是经常通信，现在是打电话。隔不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打电话问候对方。在我有生之年，我会一直去那个村的，那里有我美好的青春记忆，有我的胜似亲人的恩人。”采访结束时，魏爱莲深情地说：“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对我来说都是那么亲切、难忘，那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在这里一辈子我也住不烦”

□晚报记者姬淑华文/图

 于桂芝

上泌阳采访之前就有知青对记者说，于桂芝是“银环”，在她插队的地方扎根落户了。3月30日一大早，记者跟随驻马店的知青到了他们插队的铜山乡大路庄村，于桂芝与其他乡亲早已在大路庄村委等着了。谈起往昔，于桂芝感慨万千。

记者看到，于桂芝个子不高，精神瞿铄，很健谈。“我们那批下乡的知青中已上班的人不多，而我是其中之一。我当时在平等路副食五店上班。”于桂芝说，“听说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于桂芝说，她是一个苦命的孩子，4岁没了娘，跟着西平县的奶奶长到9岁才回到驻马店跟着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我十二三岁就开始干活了，在煤厂筛煤，筛一吨挣两元钱。你看我的手累伤了，现在还疼得难受，不干活也疼。医生说是干重活落下的病根。”于桂芝说着伸手让记者看她红肿的双手。

于桂芝说，她插队的地方在泌阳县铜山乡铜山沟村。他们每十人一组，一块干农活，轮流做饭。大家互相帮助，生产队队长及村民对他们也很照顾，她很快就适应了集体的生活。因她过早地参加了劳动，所以干起农活来也毫不吃力。“别看她个子不高，干起农活来很有劲。”于桂芝的一名队友说。“是的，别看我没干过农活，割麦时我比当地的村民割得还快。插秧、割稻子、刨红薯等，我都干得又好又快。我不管做什么事，都有股不服输的精神。当地农民都说我不像个城市的姑娘。”于桂芝笑着说。

于桂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爱上了这里憨厚、淳朴的农民。

“我来插队时已19岁，在当时已属大龄青年。听我有扎根落户农村的愿望，经热心人牵线，我与当地村民谈起了恋爱，插队的第二年，我们两个结了婚。”于桂芝说。

当记者问于桂芝落户农村有什么不习惯时，她笑着说：“刚开始有一点儿，但很快就适应了。老公的鞋子旧了，我就照着鞋样子做了一双鞋邦子，但不会与鞋底连起来，就去问婆婆。婆婆当时最小的孩子比我的儿子大一岁，很忙，就对我说她顾不上。没办法，我只好拿一双旧的比着做，做着流着泪，终于做好了一双鞋。从此，我就学会了做布鞋。衣服我也是这样比葫芦画瓢做的。好了，这两样事会做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事难住我了。”

当记者问于桂芝落户农村是否后悔时，她说：“一点儿也不后悔。我现在真是感觉过得非常称心如意。儿子、儿媳都非常孝敬我，特别是儿媳对我真是没说的。我前年做手术，儿媳们争相伺候我，为我端屎端尿的。亲闺女也只是这样了。”

于桂芝表示她是一个知足的人，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于桂芝说：“城里的房子太高、太小，你看俺这房子、院子，都很宽敞，现在谁免费送我一套驻马店的房子我也不愿去住。”

采访结束时，于桂芝引用《朝阳沟》里银环的唱词说“在这里一辈子我也住不烦”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我们就像一家人”

□晚报记者   姬淑华文/图

介春花

介春花是一位性格乐观的老人，与记者谈起往昔时一直面带笑容。她是家中的独生女，插队走时家人很不舍，但她是高高兴兴地跟着大家走的。“那时，我的家在南地下道附近，一个胡同里的很多伙伴都报名去插队了，我也积极地报了名。我是1966年3月31日去的，插队的地方是泌阳县铜山公社铜峰大队上白沟村。”回忆往事，介春花记忆犹新。

有的人忆起插队的那段岁月说太苦了，可介春花感觉那段岁月很有趣。那时，做饭、磨面他们都是轮流的。“那里的蛇特别多。一次我做饭时，水沸腾了，我从缸里取面做稀饭，揿开缸盖一看，里面盘着一条小蛇，吓得我大叫一声跑了，手里的葫芦瓢也扔了。”介春花说，“我们女孩子都怕蛇，因为蛇闹出过不少笑话。”

介春花说，那时，他们什么活都干，没有谁拈轻怕重。“记得一次插秧时，我们的任务是拔秧苗运往稻田里。秧苗是在水里培育的。一名男队友正在拔时，突然拔出的一把秧苗上盘着一条蛇，吓得他大叫一声坐到了水里，其他正在拔秧苗的一看，也得吓得齐刷刷地倒在了水里。”介春花笑着说，“我们的衣服都湿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大叫着往路上跑去。”

“当地村民看我们这么害怕蛇，就对我们说，一般的蛇是没有毒的，不用害怕。从那以后，我们才慢慢地不怕蛇了。”介春花说，当地村民对他们很关照。

介春花说，当地村民对他们都很友善，无论在生产中还是生活中，对他们都很关照。“一次该轮到我们磨面了。那时是驴拉磨磨面。我们没有经验，也不知道让驴打下滚歇歇，结果磨了几个小时的面把那头驴累死了。这下可闯下大祸了。那时的生产主要靠马、牛、驴出力，驴子是相当珍贵的生产工具。我们几个吓得不知所措，想着队长不知要怎么惩罚我们呢。”介春花说，“我们忐忑不安地等到队长收工回来，结果队长一点儿也没有埋怨我们，反而安慰我们说不碍事、不要怕，下次注意就行了。其他村民也纷纷说，‘孩子们还小，没有干过农活，没有经验，干得多了就好了。’”

介春花说，村民的做法让他们都很感动，他们也都尽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回报村民。

“我们内心对当地的村民充满了感激，所以也很关注他们的生活。每当我们回家探亲时，总爱从家里带一些苹果、梨子、罐头、糕点让村里的老人、孩子吃。我们与村民相处得很融洽，就像是一家人。”介春花说，“听说村里一名女子（我们都叫她嫂子）患了重病，我们几个知青经商量后，凑钱买了几斤红糖、鸡蛋去看她，陪她聊天、宽她的心。我们也爱晚上相约去田地里撒成堆的土家肥，当然这是为了学雷锋做好事。记得有一次月亮不是太好，我们几个正在田里撒肥时，突然有一人发现离我们不远的树林里，有一双非常明亮的动物的眼睛正在看我们。想着是狼呢，我们几个扛着铁掀就跑。”

“现在我们还有来往。我们经常回泌阳看望那里的老人。”介春花说。记者发现，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介春花完全沉浸在了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中。

那帮哥哥姐姐让他难忘

□晚报记者  袁子惠文/图

魏兴斗珍藏的书包和剪贴本。

大路庄村委会议室里洋溢着欢声笑语，回到“第二故乡”的人们与赶来看望他们的乡亲们坐在一起，亲热地聊个不停。

桌子上的一个“古董”书包格外醒目。书包是黄色的帆布包，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和毛主席头像，一看就知道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物品。虽然已年代久远，但这个黄书包依然完好无损，可以看出书包的主人对它非常呵护。书包的主人魏兴斗告诉记者，这个书包是一名知青哥哥送给他的，他已经精心保存了40多年。

魏兴斗今年66岁，曾在铜山乡缸窑小学任教，父亲魏松山今年90岁，曾任大路庄公社缸窑村姚庄组队长。1966年3月30日，几名下乡知青插队在魏兴斗家所在的村。从此，他便和这帮姐姐哥哥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6年，魏兴斗14岁。那时，农村的生活条件很差，人们整日为温饱劳作。魏兴斗这个山里的农村娃很少和外乡人接触，更别说是城里人了，这帮和他年龄相仿的知青的到来让他内心充满了好奇。

因为父亲是队长，知青们到他家的次数较多。慢慢地，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魏兴斗说，他和知青们很有共同语言，经常在一起说笑。这些知青像他的哥哥姐姐，对他关爱有加。魏兴斗清楚地记得，哥哥姐姐们教他和小伙伴们唱歌、读书的情景，嘹亮的歌声和读书声在村庄上空回荡，让这个偏僻的地方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色彩。

有一个知青的家庭成分是“四类分子”。在当时，出身不好的人在各方面常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为了证明自己，这个男知青每天都拼命地干。

魏兴斗说，那个知青哥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记得，在炎热的夏季，那个哥哥几乎每天都赤裸着上半身，只穿一件短裤。插秧、砍柴、割草……火辣辣的太阳在头顶晒着，身上的汗水不停地流，脚下的土地不一会儿便湿了一片。

“真是能吃苦啊！”谈起那段往事，魏兴斗感慨万千。

几年前，魏兴斗的父亲身患重病。回想起那段岁月，自认为时日不多的老人思绪万千。为了平复内心的想念，病重的他不顾旅途劳顿，赶往平顶山看望落户在那的一名返城知青。“我怕再不来，就见不到你了！”再见面，老人看着对方，往事涌上心头，千言万语不知如何诉说。

除了黄书包外，魏兴斗这次带来的还有一个特殊的纪念品——一本剪贴本，里面贴着《天中晚报》及其他媒体关于这批下乡知青事迹的报道。

2004年，本报以《第二故乡，我们回来了》为题，报道了10多名当年的知青和驻马店市区几家企业的负责人，在第20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为铜山乡缸窑小学送去丰厚慰问品的事。2014年1月，本报组织的“晚报关爱，冬日不冷”爱心活动在缸窑小学举行，驻马店的一些爱心企业和相关人士及返乡知青代表为孩子们送去了棉衣、文具、手套，为教师们送去了价值3万多元的爱心物资。本报以《3万余元物资送到山村小学》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时光如梭，但真情没有改变。童年的经历让魏兴斗对这帮哥哥姐姐念念不忘，他们对于“第二故乡”的慷慨回报更让他感动。他细心地将刊发这些报道的报纸剪下来，整整齐齐地贴在自己特制的一个本子里。

“哥哥姐姐们走时我没少流泪。”魏兴斗说，“他们走后，我心里空荡荡的，很失落。一个知青哥哥会木工技术，临走前，他将一个用了多年的小木锤送给了我，我现在还精心保存着。”

 “那段生活至今仍影响着我”

□晚报记者  袁子惠文/图

许金生和当年的“房东”大姐亲热交谈。

“哈哈，当年的小毛孩现在变成小老头了！”“大娘，你变化不大呀，一点儿也不显老。”在团聚的人群中，许金生和一位老人热情地攀谈着。

许金生今年67岁，1966年，他来到铜山乡缸窑村委上房村插队。和他聊天的这位老人是许金生插队时的“房东”。

老人告诉记者，那年，15岁的许金生来插队时，一脸稚气。初看到他时，她不禁担心：这娃儿能受得了农村的生活吗？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段农村生活让许金生得到了磨砺和锻炼，让他收获了很多。

下乡前的许金生是个不羁的“浪子”。辍学后的他无所事事。后来，国家号召城市青年到农村插队锻炼，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许金生告诉记者，下乡后的知青和乡亲们一样，每天需要挣工分。乡亲们干的农活他们都要干。知青们之前大都没干过农活，很多就像《朝阳沟》里说的那样：韭菜麦苗分不清，每一个人都显得手足无措。看此情景，朴实的乡亲们便手把手地教他们。

“那个年代，农民的生活很苦。我们一日三餐大都是稀饭、杂面馍，很多时候用大蒜或大葱拌盐当菜吃，而且没少吃红薯。”许金生说，“现在，我从不挑食，而且不浪费粮食。每次吃饭，无论是在家还是在饭店，我都尽量把饭菜吃完。”

那段艰辛的生活在许金生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让他时刻提醒着自己——人不能得意忘形，要保持淳朴的本色。

插队结束后，许金生参军入伍。几年农村生活的锻炼让他很快适应了部队生活。那时，他才真正明白：付出的一切终有收获，生活不会漠视你曾经的努力。

几十年间，许金生曾回来过几次。每一次，他都会感叹：变了，真的是变了！变的是乡村的面貌，平坦宽阔的柏油路取代了泥泞曲折的乡间小道，高大坚固的楼房取代了茅草屋；变的是乡亲们的生活条件，为温饱发愁的日子已成为记忆；变的是人们的精神状态，欢声笑语多了，愁眉不展、严肃拘谨少了；变的是大叔大婶、哥哥姐姐老了，昔日的年轻容颜渐渐远去。

每一次，他也会感叹：没变，一切都没变！不变的是返乡时的急切，不变的是他和乡亲们之间的真情，不变的是乡亲们的纯朴和热情，不变的是分手时的恋恋不舍。

采访结束时，他大声告诉在旁边微笑倾听的老“房东”：“大姐，明年的今天，我还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