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亟待澄清几个模糊认识

    作者：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但也必须看到，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尚存有某些疑惑或模糊认识需要澄清。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同文化决定论划清界限

　　有人担忧，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凸显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会不会掉入文化决定论的陷阱？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精神层面的文化亦即狭义的文化，归根到底是由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决定的，因而它最终取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并决定着文化观念，而不是相反。但是，文化一旦形成，就会获得某种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因而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我们强调文化的作用，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的，而不是无视文化的物质根源，把文化当成终极的原因去看待。文化决定论则抛开文化的经济基础，把文化理解为历史发展的原初动因。显然，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对于文化重要性的强调，同文化决定论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们知道，文化人类学一般是把“文化”定义为人的既有的生存方式或行为模式，譬如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就将文化界说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梁漱溟认为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所有这类定义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仅仅注意到文化的预成性方面，把文化看作某种预先存在的、先验地制约着人的生存的规范，而未能从文化的创造和生成的角度去加以考量。这样的定义很容易忽视文化的物质根源，从而陷入文化决定论的泥淖。其实，文化总是在生成和预成的张力中发生、发展并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特别是在文化的定型期，物质基础是决定性的。但文化一经形成，又起着能动的反作用，这种作用看上去就仿佛是一个先验的规定了。同其他文化理论大都强调文化的预成性相比，唯物史观则揭示了文化的发生学基础，亦即它的生成性，这恰恰是唯物史观比别的学说深刻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同文化决定论是彼此对立、完全不相容的。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用新教伦理这样一种宗教精神气质，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安排的历史发生，其实是一种唯灵论的解释。从历史上看，清教徒既禁欲又入世的精神，的确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对此应给予足够的正视。但在唯物史观看来，韦伯学说的致命缺陷不在于它看到了文化因素的重要历史作用，而仅仅在于未能进一步追究这种文化因素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物质根源。韦伯未曾回答究竟又是什么造就了新教伦理。正因此，韦伯的解释方式才明显地带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和色彩。唯物史观则着眼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推动下所发生的深刻变革，来阐释资本主义的起源。要看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同自己的生存环境不断博弈的结果和积淀，其中首要的就是经济层面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只要我们在强调文化重要作用的同时，始终承认文化的物质根源；在强调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始终正视文化硬实力的基础地位，就完全可以同所谓的文化决定论划清原则界限。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避免把它误解成一个“防御性的口号”

　　有人疑虑，认为眼睛老是盯着老祖宗的那些遗产，会不会忽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借鉴，从而陷入一种保守立场？

　　我们认为，这种疑虑是多余的。

　　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和封闭的。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相互补充，正是人类文明能够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发展的绝对前提。随着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随着人类普遍交往的逐步实现，这一点更是获得了“世界历史”意义。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总是需要彼此借鉴，取长补短，它们就是在这种向他者的开放中实现自身演进的。从历史上看，文化的交往也总是双向互动的，并不存在纯粹单向的线性的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的互动，更是各自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拒绝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学习，这种保守和封闭的态度无疑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无论对于西方文化，还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都应该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恐怕不能一概而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糟粕方面尚未清理干净，而在精华方面却遗失甚多。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针对这一情况，才提出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我们面临的问题则是，在精华方面未能充分吸收，而在糟粕方面却反思不够。因此，不能把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看作拒绝西方文化的一种防御性的策略。事实上，我们拒绝的仅仅是西方文化的霸权和同化，而决非西方文化对于我们有意义、有价值的精华。

　　我们今天之所以格外注重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一方面，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中，遇到紧迫的文化认同的问题，它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主体性的基础，离开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日益自觉，就难以回应这个时代问题。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启蒙现代性，其内在矛盾的逐渐显露，也迫切需要借鉴东方智慧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启示价值。这也是为许多西方思想家越来越自觉意识到的拯救之道。可见，在上述意义上谈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除了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同“防御性的口号”没有任何关系。

　　强调“古为今用”，如何同对待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划清界限

　　有人怀疑，我们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采取“古为今用”的方法，是否会导致对待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

　　我们认为，这种怀疑是缺乏足够理由的。

　　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辩证性。我们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肯定有着我们今天的“期待视野”，它凝结着我们的“此在性”。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我们的意义，归根到底需要体现在我们的现实存在中。所以，时代的需要构成文化选择的根本尺度。在这个意义上，解释学赋予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阐释、评价、择取以充分的相对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尽管对于传统文化有着“见仁见智”的不同解读，但终究不能摒弃来自作为“文本”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的“牵制”。阐释的创造性再强大、再突出，也不能突破来自“文本”所提供的意义的可能性空间的限度，否则就是一种“非法”的“误读”。对待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正是这种“误读”的表现。

　　事实上，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来说，存在着两个维度：一是本体论维度，在此意义上，传统文化是无法被当成客体加以对象化的，因为它构成我们的血肉，就是我们作为文化存在的生命本身；二是认识论维度，在此意义上，传统文化完全可以被对象化，亦即作为客体被我们加以刻画、描述、评价、挑选等等，它仅仅具有工具的意义。我们把前者叫作“文化传统”，亦即所谓的“体”；把后者叫作“传统文化”，亦即所谓的“用”。我们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正是在这样的双重意义上进行的。在本体论的维度上，中国文化是不可能被实用主义地对待的。我们只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作“生命”观，就能够保持对于实用主义的文化态度所具有的足够的免疫力，它可以足以防范和抑制这种偏颇。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同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相协调

　　有人担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否存在着不相侔，甚至存在着某种矛盾？

　　我们认为，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现在又提出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那么如何恰当地处理和把握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只有实现中国化亦即融入中国文化的“土壤”，才能成为“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毛泽东同志说得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只有使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民族形式”来源于哪里？它只能来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地继承。就此而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仅不矛盾，而且恰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可能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诚然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它表现为时代性和民族性的距离，譬如它们存在着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别。但也必须承认，它们之间也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在的一致，存在着会通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和客观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其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不再是“是否可能”的问题，而仅仅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它需要我们面对马克思主义已经中国化了的事实去阐释这种可能性。既然如此，那么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能在当代继续这种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具体化进程呢？

　　再次，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下实现进一步中国化，需要通过我们新的文化自觉，真正使其进入化境，这一点倘若离开了中国所固有的文化传统是无法达到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都反对把他们的学说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到处套用，而是认为应当“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去检验它”。马克思的学说要变成革命策略，其首要前提在于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本国的具体国情，这对于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而所谓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说到底不过是这个国家独特的文化及其传统长期积淀的结果。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和弘扬，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这种发展的必要前提。

　　《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10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