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点哲学》一书中对“文化”的若干思考

陈先达：“文化决定论”是不对的

——我在《学点哲学》一书中对“文化”的若干思考

《学点哲学》，陈先达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文化”是个内涵广泛的概念，对其理解和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将近年来自己对“文化”的思考获得的一些重要观点，辑录在《学点哲学》一书中。这里，我结合书中的观点对“文化”略作散议。

　　关于“文化决定论”

　　文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一定要弄清文化的重要性与“文化决定论”两者的区别。文化重要，但“文化决定论”是不对的。在当代世界，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是经济实力和军事科技的发展水平。文化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在国际交往中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没有硬实力的后盾支撑作用，单纯文化的作用同样是有限的。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作用日益显著，这与中国整个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不可分的。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很广泛。先进的科学技术、廉价的商品以及各种所谓的“奇技淫巧”都会进来。但西方要以它的文化征服中国，则不可能。因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是物质文明的落后，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无法抵御西方工业生产方式。文化则不同。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积累的智慧和思想，绝不低于西方文化。它只是暂时被外部势力压抑难以发挥，但始终起着支撑民族精神的作用。一旦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化将会再度燃起不可扑灭的智慧火焰。

　　关于文化与文明

　　文明可以接受、移用。科技和科技产品，近代的铁路、电话以及一切西方发明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东西都可以进口，也可以借鉴、可以学习、可以仿造。文化则不同。文化不可能简单引入。文化可以交流，可以相互学习，但文化的吸取必须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底色，是吸收而不是被同化。一个民族的文化被同化，表明这个民族之根已枯萎，它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能不能这样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科学技术上可以趋同，落后的国家可以在科学技术上追赶发达国家，而在文化上则应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它可以吸取其他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但文化本质是存异，而不是趋同。

　　文化与文明的发展不是完全同步的。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也是近代中国衰败的表现。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中国文明与文化的发展水平基本是合拍的。而在近代则不同步，因而才可能在晚清产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学为体”的错误，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体”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恰好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文明优于近代中国的地方。而体不变，西学难以为用。我们可以用钱买来军舰大炮，但买不来国家的现代化。洋务运动虽然有点成绩，但其终难成事的原因正在于此。

　关于文化内涵与文化载体

　　文化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可延续而泽及后人，器物则可用于当时而毁于当时或后世。阿房宫化为废墟，无论《阿房宫赋》如何铺陈，留下来的只是著名的赋，而阿房宫则无迹可寻。《论语》《道德经》《庄子》等历代经典至今犹存，可同时代的器物大多化为乌有。

　　我们重视文化内涵的建设应该重于文化载体的建设。与其建造豪华的大楼，不如多建造一些学校。培养人才是立国之本。所谓薪尽火传者，乃文化也；而薪尽火灭者，乃宫殿楼宇也。真正治国者注重科学文化和教育而不忙于建设豪华楼宇，更不应为了发展旅游而把早已不存在的东西重新建筑。修复古董、遗址重建之类，与文化建设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我们重视文物，不是因为它是物，而在于它是文物，它承载着它那个时代的文化信息。如果复制古董，制造赝品，除了商业价值外，没有文化价值。

　　文化传统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从中外历史来看，凡是没有文化支撑而仅仅以军事力量确立的帝国，都不可能持久。例如，古代罗马大帝国，横跨欧亚非，结果仍然解体；再如，英国建立了一个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结果仍回到英伦三岛。没有统一的共同主导的文化的所谓大帝国，无论曾经怎样辉煌，终究会分裂。

　　关于孔子和儒学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力强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成为有影响的大国，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也随之重新焕发活力。孔子真正走出国门，孔子学院在世界很多国家落户。这绝非单纯文化之力，而是民族复兴的硕果。当代的孔子和儒学已经不是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孔子和儒学，而是处在一个伟大民族复兴时期的孔子和儒学。处于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中的儒学，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同会获得新的生命力。

　　从历史上看，中国不同的朝代可以支持不同的宗教或学说，例如汉代重黄老、唐代重佛教，但从总体上说，儒学在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并不是因为它是宗教，发挥宗教信仰作用，而是因为它的学说内容符合封建时代治国理政、教民化俗的需要。中国近代虽然有人把儒学宗教化，倡导建立孔教，但难成气候。儒学的宗教化是逆历史潮流的思潮，在社会主义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儒学的世俗化，在封建社会并非以宗教形式成为民间的宗教信仰，而是靠民间乡绅和宗法制度支撑，并以乡规民约的方式施行，凝集在人们的人伦日用、风俗习惯之中。

　　儒家学说变为儒教或孔教，就会丧失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崇高地位，变为一种宗教教派。如果人们崇拜孔子，把他作为神而不是作为圣人，把《论语》作为“圣经”而不是作为文化经典，把祭孔变为祭神，孔子从人间升入天国，儒学从思想智慧变为永恒不变的教义，这不是提升儒学，不是尊敬孔子，而是将孔子变为三支香、两根蜡烛就可以打发的泥塑偶像。这是对孔子和儒学最大的伤害。

关于儒、释、道

　　中国习惯称呼的儒、释、道，并非在宗教意义上并称。儒、释、道的融合并非三种宗教的合一，而是思想的相互激荡。儒、释、道合一是从思想史角度说的。儒学，指的是儒家学说；道，不是指道教，不是张天师而是被尊敬为祖师爷的老庄哲学思想，他们是思想家，不是教主；释，指的是佛学思想和智慧，而非释迦牟尼，不是佛教。通称“三教合一”，容易误解为三种宗教的合一。没有见过大雄宝殿中有孔子塑像，或道观中坐上弥陀大佛。教是教，学是学。

　　儒家学说的重大作用是教化，而不是神化。虽然儒家学说关于天、关于天命的观点也有超越世俗的神圣性，但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绝大部分都是世俗性的教化。只要读读《论语》，就能感受到其中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儒家学说不主张鬼神崇拜，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主张祭祖，慎终追远，是怀念先人，是孝道，而不是相信死后仍然有灵魂；儒家重视祭祀，但祭神如神在，可以说是心祭，而非偶像崇拜。孔子像没有摆进神殿，孔庙是读书人祭孔拜孔的地方，而不是烧香叩头求财求子的地方，不具有“有求必应”的世俗化功效。

　　关于话语、话语权和话语霸权

　　话语权的确立，既要依靠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又要依靠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因为话语权表现的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一个国家没有国际影响力或者贫困落后，在国际舞台上必然处于失语状态。话语权不一定是话语霸权。中国奉行和平外交，奉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政策，奉行建设和谐世界和与邻为善的政策，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我们重视话语权，重视向世界表达我们的观点。

　　我们应该区分话语、话语权和话语霸权。话语可以是词语，自由、民主、人权在各种语言中都可以存在；话语权是对它的各自解释；话语霸权是只准一种解释，否定其他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制度。这种只准一种模式、一种解释，就是话语霸权。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就是一种话语霸权，是独霸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解释权。

　　关于文化传统

　　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几千年治国理政的经验，其中有许多值得批判继承的东西。自秦统一后，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制度，官吏选拔是选贤与能，政府官员须经地方历练才能逐步升迁。这种制度与西方那种靠竞选演说、电台辩论的表演民主，哪种更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实际呢？当然是中国自己的传统。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好的东西，但更应该继承我们自己好的东西。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种选拔方式是中国的一个好传统。当然，社会主义同样需要民主。干部提拔和选用，仍然要经过民主程序。我们不是迷信选票，协商民主的优越在于它不是单纯选票说了算。协商，是了解人和事，参与者充分发表意见；民主，是充分协商后多数人赞成。向西方学习，我们永远要牢记邯郸学步的教训。学步不成，忘其故步，结果匍匐而归。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供图：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