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途中的故事

“没一个人活着回来”

刘亚楼（资料图）

新中国第一任空军总司令、开国上将刘亚楼之子刘煜滨讲述了长征途中的感人故事。刘煜滨感慨地说：“我父亲1934年参加长征，走了以后，家里就不知道这个儿子上哪儿去了，没有音信，一直到1953年。”  1953年刘亚楼回到老家福建省武平县，武平县是福建省较贫穷偏僻的一个县。刘亚楼从北京出发，坐飞机、火车、汽车，最后骑马走了险峻的山路才到了老家。

乡亲们纷纷上前问刘亚楼自己家人的下落：“我儿子跟你一块走的，我儿子在哪儿？”“我丈夫跟你一块走的，我丈夫在哪儿？”刘亚楼询问了这些红军家属的姓名和家乡之后，便给乡亲们一个一个讲述他们的亲人是在哪次战役中牺牲的、埋葬在什么地方。刘煜滨说：“我父亲一边说，村公所的文书一边记，最后记了几页拿给我父亲看，我父亲看了之后签了字。父亲告诉当地政府，这些人都是革命烈士，他们的家人都是烈属，要好好对待他们。”

刘煜滨称父亲是长征中几万人剩下的“幸存者”。他说：“我父亲20几岁就当了师长，别人说他升得快，我父亲只讲了一句：班长牺牲了，我当班长；排长牺牲了，我当排长，一级一级，都是踩着烈士的鲜血上来的。”

三次遇到母亲

李中权（资料图）

开国少将李中权一家在长征中历经坎坷。1934年，刘湘围攻川陕苏区。红军撤离时，红军战士李中权全家9人参加长征。其中，李中权的父亲李惠荣、母亲王理诗、大哥李中泮、二哥李中池、妹妹李中珍在长征途中先后牺牲。1937年，兄妹在陕北团聚时，只剩下4人。虽然和母亲同在长征队伍中，但李中权和母亲只有过3次短暂相见。

第一次是在1934年春天，当时母子两人已经知道李中权父亲的死讯，但都向对方隐瞒，最后还是母亲告诉了李中权。由于任务在身，李中权匆匆离开了母亲。

第二次见面是在1936年3月，李中权在宝兴县意外遇到母亲，那时正准备二过草地。母亲拉着他的手，高兴得顾不上回答他的问话。李中权没有告诉母亲二哥李中池、五妹李中珍夫妇的死讯。第二天一早，队伍就要出发了，李中权又一次匆匆和母亲告别。

第三次见面是在1936年6月，在西康省丹巴县东边耳时，李中权当时任红四方面军大金川独立二师政委。行军路上遇见了母亲、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李中权留下自己的战马和部分干粮，含泪而去，不忍回头。李中权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母亲面容极度憔悴，神情忧郁，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似乎累得已经不能开口了。”

虽然凭着惊人的毅力和战马的帮忙，李中权的母亲和弟弟妹妹翻过了雪山，但1936年7月7日，在西康草地炉霍县，李中权的母亲再也走不动了。幼小的李中衡、李中秋兄妹掩埋了老人，带着老人留下的拐杖，一直走到陕北。

长征途中出生的孩子

长征途中，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的妻子曾玉是一名在战火中生下孩子的女红军。曾玉本不在长征的名单中，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红军、离开自己的丈夫。挺着7个月大的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一路走了下来，成了编外人员。因为是“编外”，曾玉没有口粮和装备，凭着坚韧的毅力和战友们的接济苦苦支撑。

部队在翻越老山界时，遇追兵追赶，那时曾玉肚子疼得厉害，马上要生了。董必武找来担架抬着她没走多远，抬担架的人在遭到敌人袭击时放下担架跑了。曾玉只好骑上钱希均找来的马，颠簸中，鲜红的血顺着她的腿流下来，把马鞍上垫着的被子都湿透了。

追兵越来越近，女红军们只好把她从马上扶下来，搀着她走。大家架着曾玉一步一个血印朝前走，想找一个稍微安静和安全点儿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莽莽山林中，不见一户人家，几位女红军只好找来一把枯草，把曾玉围起来，孩子就出生在这把枯草上。

这个红军长征途中出生的婴儿还没睁开眼睛，她的命运就已注定。她的母亲只能把她留在出生的地方，期待有人能收养。孩子的哭声在继续，母亲的心更痛，女红军们只能架起曾玉继续赶路。

1936年，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妇女干部李金莲就要生了。草地一望无际，妇女工作人员只好在距离大部队行军道旁不远的地方围成一个圈，李金莲就在这个圈中生下了孩子。孩子生下后，大家你扯一块衣襟、他凑一块布，勉强把孩子包裹起来，走出了草地。后来，她含泪把孩子送给了当地的老乡。

（据《法制晚报》 丛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