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北大教授的艰难选择

走还是不走

抗战初期北大教授的艰难选择

走还是不走，在抗战全面爆发最初的那半年，这是特别让人纠结的话题。这里以北大文学院教授为例，讲述了那半年间发生的让人感叹唏嘘的故事，进而探究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精神状态。

在不久前出版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陈平原说：“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何去何从

“七七事变”后，形势急转直下。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身处危城的北大、清华等校师生到底该怎么办？9月10日，教育部以16696号令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湖南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而后便是筹经费、借校舍、招新生等。9月28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开始启用。10月18日学生报到，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正式上课。

两个月后，因战场日渐逼近，长沙临时大学向教育部请求迁址。1938年2月，临时大学师生陆续动身，分三路赶往昆明。4月2日，教育部电令长沙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从政府决策以及校史叙述的角度立论。读者更关心的是，身处危城的北大教授，是如何辗转南迁的。

7月29日北平沦陷，虽说人心浮动，但北大教授们还多次聚在一起商议对策。秘书长郑天挺更是每天都到学校办公，绝不避地隐匿。直到10 月18日地方维持会将保管北大的布告挂在第二院门口，他才和在平全体职员照张合影，以后就不再到校了。北平沦陷，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又无力回天的读书人，到底该如何自处，这是个极为沉重的话题。

1940年罗常培撰《临川音系跋》，称“七七事变”后，自己“幽居在北平，闭门谢客，悲愤中只好借辛勤工作来遣日”，除为维持北大残局而奔走集会，以及收听有关战况的广播外，“每天总花去5小时以上来写这本东西”。因为，手无寸铁的语言学教授，不能立刻投笔从戎效命疆场，也没有机会杀身成仁，以死报国，只能寄希望于学术救国了。可局势如此紧张，是否应该每天关在屋里还埋头伏案地去做这种纯粹学术研究，他内心深处依旧很困惑。经过一番挣扎，最终罗常培等北大学人，还是选择了逃离北平，参与抗战大业。

对照战前北大教职员名录， 会发现，绝大部分教授都响应政府的号召南迁；至于学校承认的四位“留平教授”，除周作人因出任伪职战后被审判外，其他三位（孟森、马裕藻、冯祖荀）都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保住了士人气节。

逃出北平

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对前一天发生的卢沟桥事变判断有误，以为只是局部冲突，7月8日下午照原计划赴南京开会。在随后召开的庐山座谈会上，胡适有很好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奉派出国宣传抗日，并于一年后出任驻美大使。9月9日，舟行长江，胡适写了一封署名“藏晖”的信给郑天挺，对诸位同人决心闭门著述深表赞许：“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今诸兄兼有此两难，此真千载一时，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学术上的埋头闭户著作。”据罗常培追忆，在北大同仁情绪极为低迷的时候，此信曾给他们很大鼓舞。

北大外文系教授、日后成为著名散文家及翻译家的梁实秋，时隔多年，撰写《回忆抗战时期》，提及北平沦陷数日后，他和北大政治学系教授张忠绂、外文系教授叶公超相约撤离北平，车上遇见北大教务长樊际昌及几位北大同事：“火车早晨开行，平常三小时左右可到天津，这一天兵车拥挤，傍晚天黑才到天津老站。大家都又饿又累。在人群中步行到最近的帝国饭店，暂时安歇一夜，第二天各奔前程，我们是第一批从北平逃出来的学界中人。”

梁实秋没说清楚，他乘坐的其实是“七七事变”后平津第一次通车，时间是1937年8月12 日。北大外文系教授朱光潜，以及在平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日后加入西南联大的杨振声、沈从文等，也在这趟车上。

（据《中国剪报》  陈平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