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居民居住条件的变迁

从分房到买房

新中国居民居住条件的变迁

新一轮楼市限购的来临，使房子又成为一大热门话题。回顾历史，从最初的私房社会主义改造到现在的商品化市场，“住”一直是我们生活的核心内容之一。

1959年，辽宁沈阳郊区工人村，家庭聚会（资料图）。

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一化三改造”的完成，使得生产资料大部分收归国有。由于城市住房困难，中央开始推行经租房政策，动员有房者出租私有房屋。 1958年6月4日，北京市私房改造领导小组开始制定“私有出租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稍后，各省、直辖市纷纷效仿，很快推广至全国。政府房管部门负责经租房的经营，如管理、收租、修缮等，并把租金的20%到40%发给经租房的业主。经租房之称由此开始。

1958年底城市私房改造基本结束，1964年7月政府正式宣布：私人租赁性质的住房关系基本不再存在了。到1978年，我国城镇住房中74.8%为公有住房。这样的做法，在最初的时候，虽然部分满足了城市无房市民的住房需求，但是背离了经济规律。

住房投资严重不足导致全国主要城市都面临住房严重短缺的困境。 1978年和1950年相比，人均居住面积由4.5平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缺房户869万户，占当时城镇总户数的47.5%。事实证明，靠政府福利分配，是很难实现“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居住理想的。

大院与工人新村

1950年，为了保护古都北京的老建筑，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与陈占祥吸取巴黎与伦敦的前车之鉴，建议在北京西郊建设新的行政中心。虽然“梁陈方案”最后被否定了，但军队大院留在了西郊城外。高校大院集中在北京的西北面，上世纪50年代初，学院路上自南向北建设了著名的 “八大学院”。

而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则散布在城外各处，其中三里河地区又是主要的聚集区。和北京相比，上海就要更费脑筋来解决工人阶层的居住问题。上海原本就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工人极多，居住环境普遍很差。

1950年，根据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长陈毅指出：“目前经济情况开始好转，必须照顾工人的待遇和福利。”在此背景下，曹杨新村“1000户”工人住宅 （实际建造1002户，即曹杨一村）和“两万户”住宅先后应运而生。曹杨新村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工人新村”，之后上海又在沪东、沪西两个工业集中分布区建设了多个工人新村。此后，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人新村建造活动。各种各样的家属院给很多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福利分房的终结

对于福利分房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公平。

一些强势的部门利用手中的职权，占有很多优质的资源，比如土地、盖房的资金、房屋产权等，手中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财富，这些单位通过强势地位取得了巨大的垄断利润，而一些清水衙门由于职权弱势，很难分到一杯羹。另一方面，福利分房很容易滋生腐败。其中，最有名的故事是关于数学家陈景润的。按照当时所里的规定，陈景润是个单身汉，职称低，又不担任行政职务，要改善居住条件的话，也只能住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但是即使帮助陈景润住集体宿舍这样的事情，也一直拖着没有能够解决。

后来，在胡耀邦的关心下，数学所最后费了很大力气，终于为陈景润调整出一间16平方米的朝阳房间。

住房的商品化

1998年，《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文件出台，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在停止福利分房的时候，中国的住房商品化已经试点了10年了。

在这10年期间，实行的是商品房交易与福利分房并行的制度。在福利分房的末期，由于有了市场参照，而且可以进行买卖，能分到房子的人，对“福利”的感受更深。

1987年12月1日，中国首次以公开拍卖的方式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原深房公司总经理骆锦星举起11号牌，赢得中国土地“第一拍”，后来深房公司在竞得的这片土地上修建了东晓华园。

住房的商品化，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改革之一，不但让更多的人拥有住房，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产权的概念。所谓 “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些拥有住房的人，对社会的稳定起着巨大的作用。

（据《文史博览》  黄小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