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学生的“择校之痛”

王启峰 绘

　　儿子带血的拳头从镜子上拿开的那一幕，在李玉梅（化名）的心里来回闪。“那会儿我真的慌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直到今天，回忆去年暑假的那一个上午，她依然心有余悸。就是在去积水潭医院的路上，一家人都觉得，这样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3年前，儿子小升初，李玉梅和丈夫没多想，给儿子选了一所够得着的最好的学校。这所学校教师备课跟京城一所著名牛校同步，考试用的试卷也是一样。没想到，这个最佳选择却成了儿子的噩梦。

　　淘汰

　　导火索是初二下学期的一次课堂提问。那天，儿子在物理课上大着胆子举手提问。回答问题之前，老师当着全班同学说了一句话：“咱们大家等一等，耽误点时间，给他讲一讲。”就是这句话，把孩子的心伤了。

　　其实，儿子在学校的挣扎从初一下学期就已经开始。学校使用牛校的试卷，全班各科考试平均分常常在50多分。儿子基础稍差，不会的题目更多，成绩渐渐变成班级倒数，课堂上听不懂的内容也越来越多。

　　跟成绩一起下滑的是在班级里的地位。老师们渐渐不再愿意在这个“差生”身上投入精力，愿意跟这个“差生”一起玩的同学也越来越少。

　　原本阳光的孩子变得沉默，“那段时间，每天早上去上学，他总是弓着身子背书包，那样子就像个僵尸”。儿子慢慢不想上学，往墙上扔东西。小铁棍、钳子、扳手……儿子房间的一面墙上被砸得伤痕累累。

　　李玉梅给儿子辅导，去学校跟老师沟通，去儿子班上听课，甚至给儿子找来了心理医生……但都收效甚微。

　　“妈妈，没有用。”儿子对她说。绝望的语气几乎让李玉梅窒息。

　　初二结束后的暑假，那一天上午，儿子躲进了卫生间。不知道待了多久，突然，一拳把镜子里的自己打得粉碎。

　　“那个暑假我们没干别的，就是给他办转学，最后去了地大附中。”李玉梅说。

　　“很少有人关注那些被名校‘淘汰’的学生，但这样的学生我们几乎每年都会遇到。”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玉萍说，“从名校转学的学生只是极少数，更多的学生会选择留在原来的学校，哪怕他们跟不上。”

　　去年高考的统计数据，印证了王玉萍的判断。以海淀区一所名校为例，这所学校生源排名在全区2500名之前，最终高考的一本率却低于90%。也就是说，超过10%的学生，进入这所名校3年之后，成绩在全区排名落到了7000名之后。

　　“这不是个例。”王玉萍说，“如果用学生入学成绩和升学成绩的变化做标准，各个学校的情况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

　　从2008年到2012年，王玉萍每年都会做海淀区全区中学的增值评价。考试成绩这一项，各校学生入学时的全区排名和毕业时的全区排名比较，得出的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有的传统名校，20%至30%的学生入学以后，成绩没有得到提升，反而下降了。

　　“这项统计我只能做到2012年，之后的数据就不公布了，也没有人关注这部分数据，大家更喜欢追状元。”王玉萍说着站起身，从办公桌上的一堆报刊里取出一份北京出版的教育报，“教委一直说不让炒状元，你看看，教委主管的报纸上，花了两个整版，专门介绍了各个区的‘中考最高分’。

排名

　　“为什么连我都会觉得排名在前面的学校就是好学校？为什么我在做决定的时候几乎想都没想？”在一所中学做教师的李玉梅，每每想到这些，对儿子的愧疚感便越发沉重。

　　2006年5月30日，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一个IP（互联网协议）地址为“gil_婷”的网民在百度“知道”上发布了一个问题：“请问北京四中和人大附中哪个比较好啊？”

　　10年过去了，这个帖子没有沉下去。相反，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遍布北京每个家长社区，甚至出现在“北京国安吧”里。而在一些门户网站的教育频道，这个问题更是每年都会被拿出来问一遍。

　　“关键不是答案，而是这个问题本身。”北京四中璞瑅学校副校长徐加胜说，“在我们看来，这种比较本身就是对教育的伤害，它把评价学校的标准单一化，不可避免会指向考试成绩，而构成一所学校教育底蕴的理念、文化、传统、特色等要素，在这种比较中就都被忽略了。”

　　众多家长对两所名校之间比较的围观，渐渐演变为对各个学校的大规模比较。“这所学校和那所学校哪个更好”已经成为各大家长网络社区里的经典句式，而这样的比较帖，点击率常常过千。

　　大规模的学校比较，最终不可避免地演变成学校之间的排名。现在，打开北京每一个家长网络社区，在显眼的位置总能找到各种学校排名。虽然，这些排名表没有任何一个有实名的来源，但只要这样的学校排名在网上贴出来，浏览量总是数以万计。

　　今年4月，中高考之前，北京最大的家长网络社区推出了2016版全市中学排名。排名标准很简单，就是高考升学率。在这份排名表上，全市中学被分成“五流”。其中，五流中学的标准是高考无缘一本线、二本线，进入三本线也属极端奢望；一流中学的标准则是一本率保持在90%以上，高考600分以上学生非常多，大量学生考入世界知名大学，并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统考录取的北京生源九成来自这些学校。

　　“单纯用考试成绩给一所学校排名是很不公平的，更不公平的是单纯用高分段学生的成绩给学校排名。”徐加胜说，“在世界范围内，教育评价都是一个难题，但在中国的公共传播领域，对学校的评价标准却简单得可怕。”

　　“在这种排名体系下，对一所学校来说，要得到社会的认可，最现实的选择是什么？当然是全力做好高分段。”徐加胜说。

　　“当大家都这么去做的时候，一个淘汰体系就形成了。为了做大高分段，好学校必须尽可能招揽好生源。于是，学生必须成为好生源，才能进入好学校。于是，集中了好生源的学校变得更好，失去了好生源的学校，变得更差；于是，大家更想去好学校，更不愿意去差学校；于是，好学校更加努力竞争好生源……于是，‘好生源’就成了好学校的标准。”徐加胜说，“不要去怪那些跟培训机构合作的学校，不要去怪那些半夜给高分考生打电话的校长，在这种评价标准下，这些学校的做法才是理性的选择。”

　　而这种排名在学生进入学校后并不会停止。社会以考试成绩给学校排名，学校就会以考试成绩给学生排名。李玉梅的儿子进入初中后，从初一到初二，学校几乎每周都会组织测验，并公布排名。

　　孩子的自信，就是在这种排名体系里，一点一点垮掉了。

　　秘考

　　当初为了进那所排名靠前的学校，李玉梅特地给儿子报了“坑班”。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每个周六周日，家里人都要轮班带儿子在培训学校的培训班和“坑班”之间往返。“现在想想，挺可笑的。”李玉梅说。

　　《义务教育法》规定，我国义务教育入学遵循“免试、就近”的原则。近年来，北京市教委多次出台意见，严禁各学校举办与招生挂钩的培训班。2014年5月，北京市教委出台《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中严明纪律的若干规定》，2016年2月北京市教委再次发布通知，详细列举了公办学校10种必须严格禁止的招生行为，包括提前招生、点招学生、变更计划招生和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举办或参与举办各种培训班选拔生源等。

　　然而，以考试成绩为唯一评价标准的排名方式早已决定，只有考试才能判断什么样的学生是好生源。

　　“咬定‘十一’不放松，立根原在小学中。千考万练还坚劲，任尔推优派位风。”在家长网络社区里，这篇署名为“richald”的帖子得到了不少家长的共鸣。

　　这两年，尽管北京市教委制定的政策规定越来越细，追责的标准也越来越严。培训考试在高压之下并没有

　　消失，只是变得更加隐蔽。

　　一名版主在帖子里跟家长们分享经验：“接下来就是固定上演的戏码，JW又开始对培训班新一轮的扑杀，所以举行考试都会特别隐蔽。有个家长跟我说了个比较极端的方法，就是每次上课都带着孩子在门口等一下，如果看任课老师来了，那肯定是上课不考试，马上就带孩子去别地上课。反之，就赶紧放进去考试。”

　　“JW”指的是教委，像这样用代号来表示一些关键词，在各个家长网络社区里很普遍。例如北大附中取谐音被称为“白大夫”，“DZ”的意思就是“点招”。

　　在一家公司上班的李月（化名），女儿今年小升初，但她在网络社区里已经泡了6年。“新手家长光那些代号就得学习一两个月。”李月说，“尤其是教委扑杀风声紧的时候，一些关键的坑班，代号还会变的。”

　　最多的时候，李月的手机上同时挂着十几个QQ群：“都是各个坑班的家长交流群。一点儿消息都不能错过，一些时间节点错过了就赶不上了。”

　　过去一年，李月一家没有一起休过一个周末。最紧张那段时间，李月带着女儿一天要赶场4个不同的培训班。

　　最终，李月如愿把女儿送进了心目中的名校。得到录取确认的第二天，她就把所有QQ群都退了。“再也不受这份罪了。”她说。

转学

　　转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儿子在新学校就出名了。课间休息，他拎走了班里洗抹布的塑料桶，装满水，躲在三楼走廊尽头的窗户后面，照着楼下经过的两个女老师就倒了下去。

　　学校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事，被冷水淋了一头的两个老师气坏了，冲到楼上找初三年级组长，初三年级组长又挨班查，很快就查到了这个“肇事者”。

　　班主任王庆红就这么体会到了这个孩子的特殊。“那天，我赶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被几个老师严肃批评了。”王庆红说，“他好像被自己的行为给吓坏了，站在那里你说什么他都说好。”

　　“我就想不能一下子给他那么大的压力，还是要往回拽一拽。”王庆红对男孩说，做这样的事情，你也不是唯一一个。但学校有规范，这样大家才能在一起学习。

　　“我能感觉到当时他有一点诧异，从那之后，他看我的眼神就有了一点信任。”王庆红说。

　　然而，没过多久，新状况接踵而至。那天班里上物理课，王庆红习惯性地去班级巡视，却意外看见了震惊的一幕。“那孩子，1米8的大个，脸涨得通红，双手攥着拳头，盯着老师，想说话又说不出来的样子。”

　　“我赶紧冲进去把他领出来。”王庆红说，“等他情绪平息下来后一问，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但他在课上遇到困难就会突然发脾气，这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过几回。”

　　王庆红增加了对这个孩子的关注，经常找他聊天，有时候一天会聊几次。

　　“我感觉这个孩子还是有责任心的。”王庆红说，“他刚来的时候，右手有伤，班级值日，我安排他擦黑板。他一只手洗抹布，每节课后都把黑板擦得很干净。”

　　王庆红在班里专门表扬了这件事。“那孩子特别高兴，从那以后，他每节课看自己擦得干干净净的黑板，注意力更集中了。”

　　“做作业是这个孩子的痛点。在原来的学校，初二各科作业他都落下了很多，听他妈妈说，每一科都有二十多次作业没做。”

　　“前两个月，这孩子不能写字。后来，他开始写作业，只要写了，能认得出来，我就表扬他。各科老师只要提到他有什么最近做得不错，我就转达给他妈妈。”王庆红说，“我跟他妈妈说，你要表现得稍微夸张点儿。”

　　“像这个男孩这样有些特殊的孩子，班里还有几个。隔一两周，年级组都要把这几个学生一段时间的情况汇总一次。由年级组长主持，各科老师把了解的这几个孩子情况都说一说。一般大家听了以后，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王庆红说。

　　初三上学期末，快过元旦的时候，男孩给每科老师都送了卡片和巧克力。给王庆红，额外多了一瓶干果。“那时候，他看你的眼神已经很亲昵了，我能看出来，里面有信任，有服气，也有感激。”王庆红说。

　　之后又有一次聊天，王庆红假装跟他了解班级里的情况。“他跟我说，没有，老师，我们班绝对没有！”王庆红说，“你听这话，他都会维护同学了。”

　　增值

　　差不多半年之后，儿子背书包出门的姿势都变了。“他真的是挺着胸出门，变得更愿意上学了。”李玉梅说，“有一次他生病，从医院看完出来就要往学校赶，生怕耽误了上课。”

　　“什么样的学校是好学校？你现在让我选，我会看老师是否认真负责，是否有爱心和耐心，是否讲究教育方法，是否对学生有鼓励，是否能帮学生建立信心。”李玉梅说。

　　4年前，海淀区和英国开展教育督导合作，邀请英国皇家督学按英国学校督导标准对海淀区的两所中小学进行督导。地大附中也是接受督导的学校之一。

　　英国督学在地大附中待了3天。通过检查校园、听课、与老师学生面对面交谈、查阅各种原始记录，英国督学发现，在过去8年时间里，进入地大附中的学生，经过3年的学习，学业整体排名在全区至少上升2485名，并且基本没有出现学生学业退步的情况，此外包括学习习惯、品行操守等综合素质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

　　最终，英国督学给地大附中的评定是学校整体“好”，学生发展“优秀”。

　　“英国使用的是增值评价标准，按这种标准地大附中是一所很好的学校。”王玉萍说，“但在中国，大家忙着追状元，地大附中这样的学校，家长们看不见。”

　　事实上，10年前，教育部已经提出提倡对各级教育开展增值评价。北京市在个别区县也开展了学校增值评价试点。

　　北京教育督导与评价中心主任赵学勤说，中小学校增值评价不仅涉及包括中高考在内的学业发展情况，还要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情感发展、身体健康等多个维度。但任何一项科学的研究，都必须基于大量可靠的数据，而恰恰是数据缺乏，让增值评价研究举步维艰。

　　很少有学校去积累完整的数据，现有的中高考出入口对比数据也很难拿到。“我们想要数据，先要打报告，得到批复后，才能联系区县去要，要到的还常常不全。”赵学勤说，“感觉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在影响。”

　　评价在教育发展中之所以居于核心地位，在于评价的结果将直接影响教育资源的分配和奖惩。近年来，英美的教育评价标准都进行了新一轮的修订。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强化评价结果对各学校的问责和奖惩。学生在现有基础上能获得积极发展是增值评价体系对好学校评价的主要标准。在增值评价体系下，很多教师更愿意到那些学生基础更低的学校任教，因为可以实现增值的空间更大，相应获得的认可和收入也更高。

　　现实中，北京的好学校和普通校的待遇差异也是巨大的。到名校工作，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工作环境，还有老师们很看重的更高的社会认可度。

　　像地大附中这样的学校，教师流失已经屡见不鲜。去年，有7名教师从地大附中离岗。今年，又有5名教师从地大附中离岗。除3人退休外，还有两位教师申请调离，去向都是名气更大的学校。

　　“走的都是教学骨干，”王玉萍说，“我跟老师面谈，老师对我说，您总得给我一个留下的理由啊。”

　　地大附中高三班主任刘晶刚刚送走了一届高三。全班29个学生参加高考，27个考上了本科。这个班的生源都是全区11000名之后，能考上本科意味着他们至少要前进3000名。

　　刘晶说：“没人关注我们这些努力，学期总结会上，教委也只统计各校600分以上的人数，我感觉我所有的努力都没有了意义。”

　　毕业

　　今年中考，这个男孩以年级前10名的成绩顺利考上了理想的高中。毕业后，他跟王庆红比在学校的时候更亲近。

　　这个暑假，有一天上午，临出门的时候，儿子对李玉梅说了一句话：“妈，我房间里那面墙太难看了，帮我刷了吧。”

　　“我心里当时咯噔了一下。”李玉梅说，“儿子，回来了！”

采访手记

　　适合孩子的学校 才是好学校

　　在中国教育报当记者时间长了，来咨询学校情况的朋友就多了。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学校和那个学校比哪个更好”。

　　这个问题常常让我为难。学校的情况，我或许知道得多一些，但孩子是什么样，来问的朋友常常忘了说。这种感觉就像托媒人给找对象，只说您给介绍一个好的。什么是好的？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还牵涉到动辄百万元的家庭购房计划，就更不好回答了。

　　北京家长比较孩子的成绩，有“分子分母”之说。如果孩子在班上成绩拔尖，那就是“分子”；如果成绩不出众，则是“分母”。“分子比分母”就是升学率。

　　在与地大附中王玉萍校长的闲聊中，学校去年转学来的这个特别的孩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意识到，这是聚光灯外沉默的“分母”中的一员，是被状元热转移了的公众注意力极少关注的一个巨大群体中的一员。

　　如果说“分子”意味着成功，那这些“分母”就是代价。大多数“分母”的家长是不愿意诉说的。然而转学前后，儿子身上鲜明的变化，让李玉梅有了不吐不快的愿望。在我承诺保护孩子隐私、不透露孩子姓名班级的前提下，李玉梅接受了我的采访。

　　通过前后3次采访，我慢慢勾勒出了这个教师家庭为了能让孩子上好学校而付出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给孩子带来的伤害。

　　其实，李玉梅还给我讲了身边另外两个孩子类似的经历。其中一个孩子由于在分校成绩突出，获得了到总校跨校游学的机会，却因为不适应总校的教育而在高考中名落孙山。

　　每年，北京都有很多家长努力付出，就为了让孩子上一所心目中的好学校。在我的身边，有把郊区的3居室卖了，在城区名校旁边买一个已建成30年的一居室的；有给孩子报了5个以上课外辅导班的；还有带着孩子经常参加各种比赛的……很少有家长意识到，也许这些努力正在伤害孩子。

　　感谢坚持教育本真的教育工作者，让这个男孩有了让人欣慰的转变。虽然，面对持续高烧的排名热、状元热，这种坚持显得有些落寞，但只要走进这样的学校，走近这些可爱的教师，你就一定能被他们内心的炽热温暖。

　　每一对父母都想给孩子选一所好学校，但什么样的学校是好学校？升学率排名高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出过状元的学校就是好学校？看着孩子们那一张张天真活泼的脸，谁能说他们只有一个未来？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适合孩子的学校，才是好学校。（记者 施剑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