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信仰共产主义

　　致读者

　　95年前的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由13名代表参加的一次会议（史称“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这个仅有50多名党员的幼小政党，在革命洪流中经过血与火的洗礼，逐步成熟起来，壮大起来，勇敢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带领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缔造了新中国，让蒙受百年屈辱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其后在建设和改革的征程中，艰辛探索，接续奋斗，到如今已成为一个拥有87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并历史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号巨轮”的坚强领航者。而这一切，恰恰印证了古代先贤的一句哲言：“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站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宣告：经过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那么，这种自信从何而来？我们特别策划了这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特刊，从“信仰”“党章”“理论”“初心”等八个方面展开，与读者诸同志在重温党的光辉历史中，深切感受信仰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实践的力量！

　　北京日报理论部 2016年6月27日

　　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思想总开关。理想、信念的执著，是我们向伟大事业出发的“零公里处”。没有理想的召唤和支撑，共产党员干事创业就没有原动力。眼前利益、局部目标、个人雄心只管得一时，管不了长久；破得山中贼，破不了心中贼。因此，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就必须让理想信念在思想源头、心灵深处牢牢扎根。

　　坚定理想信念，关键是找到信仰支点，即选择共产主义的笃定理由。结合经典作家、教科书上已经给出的关于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充要条件，我想简要谈谈对为什么要信仰共产主义的几点认识。

　　第一，共产主义是人类极其美好的理性愿景。

　　物质丰富、幸福和谐、天下大同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没有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追求苦难。人类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归结起来四个字，叫“脱苦求福”，脱离苦难、追求幸福。但对幸福未来的求索从大的方面来说有两条路径：一种叫宗教表达。通过彼岸、天堂，通过上帝、佛陀来寄托自己的理想，把理想社会放在彼岸，放在来世，放在人类看不见的地方。耶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耶路撒冷十四站苦路上前行，他心中的梦想是什么？为人类救赎灵魂。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苦苦打坐七七四十九天，心注一境，六根清净，最后“照见五蕴皆空”，发誓要“度一切苦厄”。在宗教当中，理想是不言而喻的，天启、神谕、顿悟，醍醐灌顶、当头棒喝、天使开示、主降福音，让你在神秘语境中大彻大悟。宗教表达由于缺乏实证过程、人间逻辑，因此本质上便成为“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无情世界的感情”。一种是理性表达。把理想安放在人间，用平常心去思考、求索人类的公平与幸福。古往今来，理性表达幸福未来的思想家不胜枚举。在中国，《礼记·礼运》提出了理想社会的两个层次、两种模式。一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一是小康。“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但“礼义以为纪”，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小康是大同的前提，大同是小康的升级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实现党所确定的阶段性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也是描绘理想社会的名著，它“探索人类公理，想像极乐世界”，反映了近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未来社会的深切诉求。在西方，“共产主义”的概念在古希腊就有了，柏拉图就曾提出过“共产”的主张，他的《理想国》影响深远。柏拉图认为将来治理国家的人都必须是学哲学的，国王就是哲学王。“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一千八百多年后，托马斯·莫尔提出“乌托邦”，成为“空想社会主义”开创性人物。“乌托邦”是指“没有的地方”。这个社会的特征是什么？没有阶级，财产公有，人民平等，按需分配，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一起吃食堂……实际上，在马克思之前追求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鼓吹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不在少数，比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比如三个托马斯，托马斯·莫尔、托马斯·闵采尔、托马斯·康帕内拉。

　　但是，凡此种种，归纳一下、稍加比较，就能发现，对未来社会描述最彻底、最系统、最可信的是马克思。为什么？马克思从对历史的分析推断未来，是从对规律的把握揭示趋势，通过理性、科学的方式诠释人类理想：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彻底消灭了阶级差别和重大社会差别；全体成员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国家消亡。所以列宁说，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与宗教和其他思想者表达不同，马克思依靠的是分析、推理、论证等科学方法发现规律、诠释理想。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多读几遍《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雄辩地论证了“两个不可避免”，即资产阶级的灭亡不可避免，无产阶级的胜利不可避免。因为资产阶级丧失了它曾经的革命性，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生产力，又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这个判断来自实证而非超自然力量的启示，因而蕴含了强大的真理力量。所以，有的共产党员去信教，甚至有的迷信鬼神，对共产主义心存疑惑，这走到哪儿都说不通。因为即使按照“择优而从”常识，我们也应该选择信仰共产主义。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说，大多智力和想像力的创作经过短的过程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些创作不这样，它们几度隐没、复又出现。这些创作我们完全可以称作为伟大的创作，“无疑，‘伟大’一词适合马克思的理论”。“共产主义”凭借马克思的逻辑力量在古往今来的理想学说中拔得头筹，不可撼动。

　　第二，共产主义是人类极其崇高的价值追求。

　　很多人一提共产主义想到的只是制度形态。实际上，马克思把设计具体的共产主义制度的任务更多地交给了未来人。共产主义包括学说、运动、制度、文化，而共产主义文化一以贯之。共产主义之所以被提出，首先必定基于一种动机和态度，一种追求和渴望，即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表达就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当然，这个自由也不是“绝对”的，也是有边界的。可以断言，“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人类最简洁、最崇高、最能反映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表达。

　　有的人要问，民主自由人权不是号称普世价值吗？其实这个“普世价值”追求的是部分人的自由，英国本土民主发育最快的时候恰恰是它对殖民地压迫最深重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到现在也未真正把别国、别的种群的自由纳入视野；而马克思要的是一切人的自由，没有国家和阶级，所有人都能无差别地享受“自由”这一基本人权。“普世价值”追求的是部分自由，其程度、范围不仅受制于生产力和道德水平，而且更摆脱不了私有制的种种羁绊；而马克思要的是一切自由，物质丰富、文化灿烂、身心成熟，人既可以尽情享受，又可以自由创造，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异化，万物皆备于我。“普世价值”所追求的自由是服从于“资本逻辑”的自由，而马克思的“自由”乃是一种高度发达状态下的“人性自觉”，做任何事情都是发乎内心，出于自觉，不受异己力量的引导、驱使，物物而不役于物。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之后从事批判。当然，他是打比方，说明共产主义价值追求全面自由的状态，是追求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解放也是自由，不要以为拿着枪把一个地方打下来才是解放。实际上，人的精神自由也是解放。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有的人要问，共产主义不是讲阶级斗争吗？实际上，共产主义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国家，哪来的斗争？斗争只是阶段性手段。“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在现阶段，我们的核心价值是包容性的。党章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已经不仅代表一个阶层、一个集团的利益，而且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心胸开阔，襟怀坦白，愿意跟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政党交朋友，不以价值观划线，不输出革命，不用战争威胁别国。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共产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相统一，追求和为贵、和而不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阶段性地科学表达“全面而自由”的深刻内涵。很多人闹不清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就是以资为本，有资本就有主义，你的话语权、你的地位是跟资本的份额、财富的多少划等号的；社会主义，就是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小平同志上世纪讲，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句话点明了社会主义根本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是共产主义价值观反映在制度和道路上的根本特征。

　　第三，共产主义是最具现实意义的伟大事业。

　　在马克思眼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回事，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因此，从源头上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共产主义事业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它处于初级阶段。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时候，观念也是发展的。他最早的观点是先有资本主义发展，才有社会主义产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社会主义取代的只能是资本主义。当然，这是以西欧经验为基础的。后来，马克思通过对俄国革命及其未来命运的研究和考察，感觉到原来的逻辑可能还不完整，认为包括农村公社在内的整个俄国具有与西欧国家不同的特点。所以，它们在一定历史环境当中有可能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各个阶段，可以缩短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从而最终达到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发展的经济形态。这就是说，在一些资本主义发育不健全、形态不完整的国家，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越过“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又指出，在这种状态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应当汲取或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积极成果，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所以，有的学者就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好符合马克思的第二个逻辑判断，即在没有完整发育的资本主义形态上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正在汲取或占有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积极成果而实现对它的超越。我觉得这个见解是准确的，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从学理层面贯通起来，从而也再一次证明我们所从事的乃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事业。

　　理解共产主义，不能离开欧洲背景、俄国背景，更不能离开中国实践；不能离开马恩的经典著作，也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能离开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总书记理解理想、信念、发展目标完整、全面、系统。在他的系列讲话中，理想目标有五个层次：一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五是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新期待。总书记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因此，在总书记的视野里，理想与现实是紧密统一的。理想召唤现实，现实指向未来，由远及近，直指现实；由低而高，通向理想。这当中贯穿着一条红线：为人民谋福祉，为社会谋公平，不断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出发点也在于此。我们每一点创造和进步不仅对今天有意义，而且直指共产主义美好明天；我们每一点付出和努力，都在为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共产主义在运动，是过程。所以，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追求实际目标的实际行动。

　　第四，信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竞争力。

　　社会主义500年，经历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六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社会主义新境界，构成了国际共运史的新篇章。现如今，全世界有130多个共产党，1亿多党员，而中国共产党拥有8700多万党员，占世界共产党员人数87%，可谓一枝独秀，独步天下。为什么能如此？因为我们一方面独立自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宗旨，高举共产主义伟大旗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中国的只有美国一个。经济翻一番，中国只需要10年时间，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需要30年，美国需要50年。中国共产党30多年让6亿人脱贫，而且在未来五年当中，我们要彻底摘掉贫困这顶帽子。有没有理想，发展效率不同。张学良晚年曾反思，认为共产党打仗有“主题”，国民党打仗没有“主题”。也就是说，国民党军队不知道为什么而奋斗，所以没有战斗力。蒋介石早年也接触马克思主义，读《新青年》，读《列宁丛书》，读《马克思学说概要》。他有时感叹，马克思著作真艰涩，读来读去读不懂；有时又心有所会、“乐而不能悬卷”。黄埔军校是个军校，但是四分之三的课程是政治课，学三民主义，学中国近代史，学马列主义。国民党溃败到台湾，蒋介石想的不是第一时间反攻大陆，而是要整党，确认国民党是非民主结构的列宁主义政党。但是蒋介石的命运注定是悲剧。他一生在各种主义间游走，从来没把理想、信念认真地树立起来，因而处处饮恨、节节败退。而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鲜明地举起共产主义旗帜，以共产主义炼心励志，执著奋斗、百折不挠。实际上，共产主义不仅是共产党打仗的“主题”，而且是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旋律；不仅是共产党的主题，而且是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的强大思想基础。“革命理想高于天”。因此，从本质上看，理想信念决定成败胜负，有远大理想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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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二大党章首次规定了入党誓词的内容。在此之前，虽然党章中对入党誓词没有明文规定，但只要条件允许，党的基层组织在发展党员时，一般都会组织入党宣誓仪式，并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入党誓词。例如，194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规定的入党誓词为：“我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作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谨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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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信仰的前辈令人敬仰

　　主义譬如一面旗帜。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为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指明了方向。许许多多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就从未动摇过。这里列举几位共产党员选择和坚守信仰的片断。

　　任弼时：“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

　　1927年秋任弼时在上海团中央工作时被捕，关押在提篮桥监狱。任弼时在被上电刑的时候，头昏眼花，眼睛发眩，昏死过去。敌人还不死心，就用大的烙铁烙他的背。他身上冒着青烟，又一次昏死过去……回到拘留室，任弼时对同时被捕的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经过党组织多方营救，在敌人面前没有吐露一句真话的任弼时终于获释。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让任弼时格外激动，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重病在身的人，依然忘我地工作。他只有一个信念：“能走一百步，决不走九十九步。”

　　彭湃：“我们农友真正当家作主，天下才能太平！”

　　彭湃出生于大地主家庭，从小过的是富裕优越的生活，然而他在青年时期就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在日本读到《共产党宣言》时，他感觉自己触摸到了救中国的真正良方。1921年彭湃学成回国，和众多留学生只拿了张毕业文凭回来“谋官爵、耀门楣”不同，他心里装着的是沉甸甸的信仰和理想。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积极领导开展农民运动，被称为“农民运动的领袖”。有一次，他在农会成立大会上问道：“农友们！天下怎么才会太平呢？”当时，台下众口一词地大呼：“我们的彭湃当皇帝，天下就太平了！”面对农民们期盼救世主的心态，彭湃说：“彭湃不能当皇帝，天下从此不能有皇帝，我们农友真正当家作主，天下才能太平！”在他的领导下，在广东海陆丰一带参加农会组织的农民达到20余万之众。荣华富贵、高官厚禄、锦绣前程，这是自古以来很多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但被彭湃这些虽然年轻却找到了信仰真谛的革命者弃之如敝屣。

　　方志敏：“抛弃自己原来的主义信仰，是狗！是猪！是畜生！”

　　1935年1月，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在北上抗日途中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愤然地回答说：“抛弃自己原来的主义信仰，撕毁自己从前的斗争历史……去出卖可爱的中国，去残杀无辜的工农，那还算是人？！是狗！是猪！是畜生！不，是猪狗畜生不食的东西！”不久，他英勇就义。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370万人。在世界政党史上，很难找到，甚至根本找不到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践行和坚守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

　　陈士榘：“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1927年10月，在湖南省酃县水口街叶家祠的阁楼上，一场6个人的入党仪式秘密举行。“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这6个人分别是陈士榘、赖毅、刘炎、李恒、欧阳健、鄢辉。主持这场入党仪式的是毛泽东。正是他，在新党员的入党誓词中第一次加入了“永不叛党”4个字。这4个坚守信仰的汉字，是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用生命换来的。就在这场入党仪式的半年前，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4·12”反革命政变。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全国有31万余人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其中包括26000余名共产党员。历史以最严苛的方式淘汰那些投机和懦弱分子，但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了信仰。（钟河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