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河桥 一个皇族兴衰的见证者

□ 赵新春

       近日，确山县三里河街道办事处马庄社区北三里店组出土了一块明代建桥功德碑。这块长2.7米、宽90多公分、重5吨左右的明代石碑，让三里河桥与汝宁崇王府那段沉寂的历史再度走入人们的视野。

       一

据李景堂、张缙璜编修的《确山县志》记载：“三里河在县城北三里，发源于西二保二王坡一带之山，碾盘沟、张沟、孙沟、石龙山等处……至吴桂桥以南入汝境之陶河。”经过三里店的河段称三里河，其下游称余子河，最后汇入溱头河，由汝河入淮。三里河桥就建在确山县城以北三里的三里店三里河上。

据明朝嘉靖丙戌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的确山人张守约写的《建修三里河桥与玄帝庙碑文》记载：“这里先是未有桥。”直到这块功德碑记载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内相王公大用请于王，大输内帑，公亦捐俸金，吾确之人咸鼓舞好义而乐有施也。”这里才建修起了第一座桥——三里河桥，时称利涉桥。

张守约说的“内相王公大用请于王”的王就是汝宁府崇王，当时在位的是嘉靖十八年（1539年）袭封的第四代崇王朱载境。朱载境是崇恭王朱厚燿的嫡长子，在位18年，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去世，像前三代崇王一样，也葬在了确山县南的盘龙山上。有意思的是，这位崇王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曾组织刻印了宋朝“包青天”包拯的《孝肃包公奏议集》，也算是个文艺青年。

汝宁府第一代崇王朱见泽，是在土木堡之变被瓦剌俘虏的明英宗朱祁镇的第六个儿子，生于朱祁镇作为太上皇被囚禁南宫的景泰六年（1455年），是明宪宗朱见深的同母弟。正是这一特殊的原因，朱见泽被厚见亲爱。据乾隆许菼《鹿邑县志》记载：“在朱祁镇复辟后的成化二年（1466年），河南圈占鹿邑、柘城两县相连民地共七百七十一顷为汝宁府崇藩膳田，其中在鹿邑有原额地四百顷，在柘城有原额地三百七十一顷。”《明史》记载：“成化十年（1474年）朱见泽就藩汝宁府时，赐地二千五百余顷。宪宗朝除赐崇王两淮存积盐一千引，又两次赐土地二千五百余顷。到弘治十三年（1500年），崇王又奏讨河南归德州等处黄河退滩地二十余里。”以致于正德元年（1506年），户部尚书韩文奏折中说，崇府所受赐田，滥于常例。何显祖《汝宁府志》统计：“到明末，崇王府在今天驻马店各县区的占地包括新收更名原额地（即废藩地亩）并山场、湖园大小共地六千一百五十九顷一十八亩七分一厘八毫六丝。”金镇《汝宁府志》说：“当时崇王府的土地，除驻马店本地县外，还包括柘城、鹿邑、永城、宁陵、陈州、商水、项城七庄，共地二千六百八十顷九十亩。”

近年来的文物市场上，曾流通过一种专门供给崇王府的银锭——汝宁府民校银。银锭铭文为“汝宁府西平县四十三年民校银十二两正”，是万历四十三年西平县征收的供应给崇王亲王府或崇王系各郡王府的民校差役银。

据《明史》记载，明朝分封到各地的藩王和他们的后裔由国家供给的年俸标准是：亲王禄米一万石，郡王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而这些并不包括他们占有土地的产出和征银。因此，这些藩王大量圈占、囤积土地和征收专用银两，对当地官府和老百姓来说，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嘉靖辛卯科举人、真阳县（今正阳县）人何麟在《真阳县志》里论及崇王庄屯时曾说：“此皆崇府之庄屯也，其地约有千顷。真阳之封疆虽有百里，然此庄屯皆在封略之内，然则真阳地寡可知矣。地既寡，其民有不贫亦乎！”

从第一代崇王朱见泽就藩汝宁府，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攻陷汝宁，掠走崇王朱由樻及其弟河阳王朱由材、世子朱慈辉，崇王在汝宁前后存在168年，加上此后短暂存在的最后一任崇王朱慈爚，共传七代。在此之前，汝宁崇王府曾经参修过位于平舆杨埠洪河上的治平桥（嘉靖三年，崇王礼官张宗道捐修）和汝南城南10公里溱头河上的溱济桥（始建于元至正六年，万历三十年崇府重修）。这些桥都建在大河之上，那么小小的三里河又是怎样进入贵为皇族崇王的法眼的呢？

        二

对于明代藩王，顾炎武曾有这样的评价：“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这些占有大量土地资源，待遇优渥的明朝藩王其实就是一群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有人曾恢谐地称这些藩王的任务就是拼命地繁衍后代、占土地。明朝一位藩王由于孩子太多，甚至闹出“同父兄弟之间竟不能尽识”的笑话。为了养活自己庞大的家族，这些除了拥有皇帝赐予的土地，私下还会千方百计圈占老百姓的土地。

三里河与汝宁崇王府发生关系，就是从崇王在确山大占山场开始的。金镇《汝宁府志·食货·藩庄》统计：“崇王在确山共有小亩地并山场地三百五十二顷……原额山场八段，地一顷六十一亩……又查出隐占山场三百二十一段。”所谓“隐占”其实就是未经朝廷和官府允许的私自占有，其数量远大于朝廷赐予的山场数（原额山场）。

关于崇王修建三里河桥的原因，张守约在《建修三里河桥与玄帝庙碑文》里说：“盖确山之南有崇简王之墓，而桥当汝淮二水之冲，非桥则风雨晦冥崩腾澎湃，遣祀者恒病涉之。”《汝宁府志》、《确山县志》记载，汝宁崇简王、靖王、恭王、庄王、昭王死后都葬在了确山南的盘龙山上，说去祭祀者行路不方便的确能说得通，但张守约在不长的碑文里，用大量的篇幅去申明崇府修桥之孝，却多少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

三里河位于当时汝南到确山的主干道上，河流不大，古有渡口，但遇到暴雨等恶劣天气，过河确实是件难事，对于时常到确山公干或祭祀崇王墓的崇王和崇王府官员来说相当麻烦。因此，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崇府内相王大用上报崇王，并自己带头捐俸，修建三里河桥，这也得到了确山当地人的支持，即张守约说的“吾确之人咸鼓舞好义而乐有施也”。

三里河桥建成时取自《易经》的“利涉大川”，命名利涉桥。随桥一起，在桥的南北两头当时还建有两座牌坊。到民国二十年《确山县志》修志时，桥北刻有“利涉桥”三个字的牌坊还在。

这次发现的明朝修桥功德碑，详细记录了当时三里河石桥修建经过，有捐款人姓名，也有捐款金额。据当地村民讲，这块碑原来在一座庙里，至于庙是何庙，他也不太清楚。关于桥边石碑、牌坊和庙被毁的时间，当地人有说是在文革，有说是更早，一时间并没有一致答案。但出土的石碑被人砸过，则是“破四旧”留下的印记。

村民口中的庙是随桥一起修建的玄帝庙，后来改称永安宫。玄帝又称真武大帝，传说在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中，真武大帝多次显灵相助，因此朱棣登基后，下诏封真武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这也让对真武大帝的崇拜在明代达到了鼎盛。在汝宁府城东北隅，明宪宗朱见深曾为弟弟崇王朱见泽创建过一座真武庙，并专门赐写碑文。出于对真武大帝的崇拜，三里河桥建成后，因桥“西北隅地较低漫，王公复请于王，祀于斯焉”，就在这里建了玄帝庙。

有坊、有桥、有庙，三里河利涉桥在文人的眼里也算得上一处美景。在《确山旧志》里这为确山八景之一，即利涉春涨。周之珊的《确山县志》有画有诗，展现了该处胜景：“利涉桥边古渡头，云光波影静悠悠。柳堤两岸拍天涌，桃浪三春蓦地流。千壑奔腾飞白雪，百泉滚沸惊沙鸥。我来惬意赏名胜，髣髴浮槎万里游。”

时过境迁，当年的利涉桥早已不复存在，而从周之珊《确山县志》绘制的《利涉春涨》画面里可以看出，利涉桥是一座三孔桥，在桥西北隅的玄武庙里矗立的不仅有新近发现的功德碑，还应该有另外两座石碑。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攻陷汝宁，被劫掠而去的崇王朱由樻和他的家人正是由三里河上的利涉桥去了泌阳，来而无返，连尸骨都不知道扔在哪里。弘光元年二月（1645年），朱由樻的儿子朱慈爚袭封崇王，这也是明朝汝宁府第七代崇王。乱世之秋，这位末代崇王走在他祖先曾走过的由经三里河桥而过的汝宁通往确山的路上，在位于今天汝南县韩庄乡的清凉寺里，亲笔为寺门题写匾额“永寿禅寺”，并将其刻于石上。我们无法感知他当时的心境，而次年六月（1646年），清兵攻入汝宁，他也被杀，汝宁崇王府至此也走进了历史。

    今天，韩庄清凉寺“永寿禅寺”残匾尚在，三里河桥功德碑又重见天日。作为文物，他们是崇王府兴衰历史的见证；作为历史，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社会大浪淘沙的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