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抗美援朝老战士彭国明

 狼烟袅袅赴戎机  萧关扫定犬羊群

——记抗美援朝老战士彭国明

□     晚报首席记者  李  杨  文/图

彭国明和妻子范桂芝。

邦邻倏然起烟云

卫国从戎彰战魂

爆破摸营成大功

年享耄耋沐暖春

 记者接到采访任务，于8月26日来到驿城区古城乡，采访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彭国明老人。已经90岁的彭老精神矍铄，在彭国明家中，听老人回忆那段刻骨铭心的峥嵘岁月。谈起当年自己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时，他饱经沧桑的脸上，洋溢着动人的荣光。

跨过鸭绿江

1926年9月9日，彭国明出生在驿城区古城乡。1948年，他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从古城到驻马店，又南下过了长江到达广西。1949年，国民党的部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广西解放。

彭国明是贫苦农民出身，朴实善良。部队被解放军收编后，解放军官兵平等、团结互助、纪律严明的优良作风与国民党部队里军官贪污军饷、欺负士兵等不良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感觉参加解放军有了奔头，就随部队打到了云南，云南解放后，又参加了西南剿匪。一路勇猛杀敌，表现积极。

1950年，美帝国主义越过了“三八线”，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抗美援朝。这时彭国明所在的部队已经进入四川，他也因为表现出色被提拔为班长，当班长后的任务是训练新兵。中央决定抗美援朝的消息传到部队后，彭国明很受鼓舞，表示愿意到朝鲜去打美国佬。

1951年11月，彭国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新兵到达朝鲜，被编入志愿军第63军187师5594连，彭国明任二班班长。这个时候，第五次战役已经结束。

“抗美援朝是1950年10月开始的，接连打了五次大的战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是节节败退。可惜的是这五次战役我都没能参加。我们到达朝鲜的时候，敌人已经退到了三八线以南。我们就按照命令，死守‘三八线’。”彭国明说，他们坚守的地方叫大同山，著名的上甘岭就在大同山东侧。

提起刚到朝鲜的场景，彭国明记忆犹新。

“公路两旁全是炮弹坑，白天路上看不到人。到了作战区域，更是满目疮痍。”彭国明说起这些时，忍不住直摇头。

彭国明拿出证件让记者看。

成功爆破敌人坦克

由于要死守“三八线”，彭国明和战友们挖地道来防身。“那时候我军没有制空权，白天敌人的飞机来了，在头顶盘旋，我们只能待在地道里。我和战友们都是20多岁，胆子大，在地道口好奇地看敌人的飞机是啥模样，心想要是我们有高射炮就好了，一炮把飞机打下来，看他还猖狂不猖狂。”彭国明说。

死守“三八线”不到半个月时间，敌人搞了个反击。

“那次来了两架飞机、两辆坦克，有一个排的兵力向我们发起攻击。他们欺负咱们武器装备不全，攻击得很胆大，溜着山沟向我们进行地面攻击。可我们不怕，占有地域优势。我们和敌人就隔了个山角，敌人的两辆坦克向我们射击，我们就向坦克射击，打得正有劲儿的时候，敌人不打了，退下去了。”彭国明说。

彭国明他们很纳闷，敌人的火力那么强，为什么突然撤退了呢？用望远镜一看，发现敌人的两架飞机、一辆坦克和士兵都撤了，另一辆坦克却孤零零地待在山下。

这是为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天黑之后，彭国明和六班的班长一起，各带一名新兵，一人背一个爆破筒，在夜色的掩护下，向敌人的坦克靠近。

到坦克跟前一看，彭国明等人才明白，这辆坦克之所以没撤退，是因为脱轨了，撤不了。坦克有双管大炮，坦克后面是一堆炮弹壳子，一看就是白天没少打炮弹。可是，如何处理这辆脱轨的坦克呢？彭国明几个人一商量，决定炸毁它！

彭国明和战友一起，将四个爆破筒插在油箱里。“那时山沟里随处可见很多引线，我们截了两根长引线，绑在爆破筒上，点燃了引线。坦克被爆破的瞬间，整个山沟都在响，紧接着，敌人的机枪响了，探照灯也亮了。整个山沟被探照灯照得像白天一样。”彭国明说。

成功爆破敌人的坦克以后，彭国明等人顺着山沟往回跑，由于已经提前熟悉了路线，他们全身而退。

因为这件事，彭国明他们分别被记二等功。

停火之后的“摸营”

1951年7月，由联合国出面，敌我双方停火，进行谈判。

“‘三八线’南面是板门店，板门店是个小街，设有联合国的谈判点。夜里，谈判点外面有个直上直下的探照灯。白天，挂了一个像白面布袋子的东西。联合国要求以这两个东西作为信号。任何国家不得侵犯这两个信号，谁侵犯谁就违犯了规定。有了这个规定，双方开始进行谈判。谈判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双方不能再打了。”彭国明说。

停火不代表不能“摸营”，俗话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早在两个多月前，彭国明他们刚到朝鲜时，“摸营”是必修课。

那么，什么是“摸营”呢？“摸营”其实就是夜间潜入敌方阵营进行侦察。

“我们一‘摸营’，敌人就弃阵地逃跑。慢慢地，敌人占领的小山头都丢了，只有架着机枪和大炮的大山头没丢。”彭国明说。

那时，彭国明他们一轮三个月进行防御，在前线三个月后到后方休整三个月。在后方休整的三个月，彭国明就负责练兵。没有固定的练兵场所，就在树林里练。白天练不成，彭国明就带着兵夜里练。

饭团让给战士吃

记者好奇地问彭国明：“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影视剧和书籍，都说志愿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是真的吗，到底有多艰苦？”

彭国明叹口气说：“是真的，是真的。有些战士因为没有棉衣，冻死了。我们那支部队好些，有棉衣。朝鲜的树林很多，在后方休整时，我们就住在树林的小棚子里，小棚子就像咱们农村的小瓜庵一样。这一住就是三个月，下雨时，小棚子漏雨，我们就在上面铺点树叶子。树林里蚊虫多，被咬后奇痒难忍，又没有药涂抹，只好用手挠，皮肤都挠烂了。有的战士还用烟头烧蚊虫咬过的地方，把皮肤都烧伤了。”

“但这还不是最艰苦的，最艰苦的是食物不足。有时候补给线被美军截断了，食物送不过来，我们就只能减少饭量。电影《上甘岭》看过没有？就是那样。有一段时间，我们一顿饭每人只能吃一个窝窝头或者饭团，顶多一两，或者一顿一勺稀饭。还有一段时间，吃的东西送不过来，好在我们从朝鲜老百姓手里买到一些黄豆子，就煮黄豆吃，但也是一人每顿两小勺。"

彭国明说，那时候，干部的觉悟都很高，什么时候都想着战士，宁肯自己饿肚子也不和战士争吃的。有一天，他班的一个战士发起烧来。那时候大家最害怕生病。没有药品治疗，彭国明嘱咐那个躺在小棚子里休息，还把自己的饭团留给那个战士，担心那个战士知道了不吃，还说是部队特意为生病的他提供的。

在这期间，彭国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让彭国明自豪的是，即使在那艰难的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也没有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

“我们在朝鲜的纪律很严。三大纪律约束着战士，一切行动听指挥，谁违反纪律马上就会被处分，甚至会被枪毙。”彭国明说。

1952年秋天，部队正在后方训练，彭国明听战友说，部队要先撤回国内一部分兵。一个连挑两个班长，回到祖国训练新兵。彭国明所在的连挑中了彭国明和七班的班长。不久后，彭国明等人回到祖国，在河北邢台一个训练场训练新兵。不久，他被任命为副排长，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大荣耀。

1954年底，部队出台新政策，20岁以上的军人可以复员。

“当时部队领导找我谈话，给我两个选择，要么当年复员，要么第二年随部队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彭国明说，由于担心父亲身体健康，他于1955年3月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的彭国明当过生产队长、会计、大队扫盲教员、古城乡种子站站长。

1956年，彭国明和小自己8岁的姑娘范桂芝结婚，并生育了6个女儿。

如今，彭国明和老伴居住在古城小学旁边的两间平房里，平时卖些零食和学习用品。去年，老伴范桂芝生了一场病，生意停了下来。记者到他家采访时，他们的五女婿正在为他们修电视机。彭国明精神矍铄，声如洪钟。虽然已是90岁的老人，但他的头发没有全白，牙齿依然完整。

“他每天都看新闻联播，还特别喜欢看军事类节目。电视机一坏，可把他愁坏了，给女婿打了几个电话，让女婿过来修。”彭国明的老伴儿范桂芝说。

彭国明的女婿告诉记者，岳父现在仍然关心政治，关心南海、东海和钓鱼岛问题。彭国明经常对孩子们说，如果自己还能上战场，就继续保家卫国。

“在朝鲜的时候，大家都抽烟，上级给我们发烟，因为抽烟可以提神，主要是可以驱赶蚊虫。地道里、草丛中、树林里，蚊子很多，烟味儿可以把它们赶跑。回国后，我就不抽了，吸烟不好，影响健康。”彭国明老人很健谈，“年轻的时候我喝酒，但不多喝，没醉过。酒七茶八，不要过量。现在我的身体很好，就是有点高血压。你看我这牙，吃什么都还行，我喜欢吃焦馍，能嚼，也算有口福。”说到这里，他笑了。

记者希望看看他的立功证书。彭国明老人遗憾地说：“丢了。还有几枚纪念章，解放大西南纪念章、全国解放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都让孩子们玩丢了。现在，就剩一个复员证和一个优抚证了。”彭国明拿出这两个证件让记者看，复员证上有一张彭国明的黑白照片，可以看出，年轻时的他很英俊。

彭国明指着优抚证对记者说：“现在，国家一个月发给我700多元钱，平均一天20多元，花不完。单就吃饭来讲，我一天几元钱就够了。还是党的政策好啊，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兵。我很知足。”

记者不自觉地直起身子，用敬佩的眼光看着他。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显得很平静，像是解释一样地继续说：“我怎么能不知足呢？和我的一些战友相比，我幸福多了，他们牺牲在了朝鲜，而且长眠在了那里，都是20多岁啊，还没成家呢。你看我，有吃有穿，还能活这么大岁数，还能看上电视，用上空调、手机……和平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