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坊 街巷和草市

□　代江枫  单 晔

里坊制度是中国古代自周以后城市的基本管理制度，封建统治者为了管理的需要，将全城分割为若干部分，封闭的“里”作为居住区，“市”作为商业与手工业区。“里”和“市”都环以高墙，设里门与市门，由吏卒和市令管理，实行严格的“夜禁”制度，里坊制度至隋唐长安城达到鼎盛。

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严格的里坊制度给市民生活生产及人际交往带来了诸多不便，到了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市场的规格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里坊制终于走到的尽头，被新的街巷制所取代。

宋代统治期间虽然政治上内忧外患不断，但其社会经济发展而言还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农业方面，生产技术的提高、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劳动人口的激增，使得宋代农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大量农产品进入市场，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也随之变高。在手工业方面，手工业作坊的规模超过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正是由于宋朝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带动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宋朝时期的城市才在前代城市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宋代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

根据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城“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清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盖杭城乃四方辐揍之地，即与外郡不同，所以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于虚日。至于故褚羽毛，皆有铺席发客，其他铺可知矣。其余坊巷、桥道，院落纵横，城内外数十万户口，莫知其数。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誊腊等铺，盖径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城市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但是市场太小以及“市”、“坊”分开设置的城市结构已成为障碍，封闭式的里坊制成了工商业发展的桎梏，打破商业区与居住区严格分离的制度，既可方便市民，又可扩展商业贸易场所，宋封闭式的坊里制的崩溃是城市发展的必然。

突破市坊的限制，最先由民间开始，在唐代中期以后夜市及侵街占道现象就频频出现，史不绝书，到了宋代，更是愈演愈烈，宋统治者开始时制止这种行为，咸平五年（1002年）二月，“京城衢巷狭隘，诏右侍禁閤门祗侯谢德权广之。德权即受诏，则先毁贵要邸舍，群议纷然……德权因条上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之制，皆复长安旧制，乃诏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无得侵占”，宋官府虽一再制止侵街，也无成效，最后被迫在景佑年间，允许私人临街开设邸舍，封闭式的坊里制最终崩溃。

在“夜禁”方面，北宋初年颁布条文：“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但诏令很快便更改，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四月又下诏“令京城夜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宵禁至三更，大大延长了人们的夜生活时间。《东京梦华录》中描述汴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城内各处均有手工业作坊，街道两旁商店、货栈林立。商店可以随处开设，市民们已能任意当街建筑房屋，开设门面。营业时间也不受官府限制，非常宽松，既有日市，也有夜市、晓市，买卖通宵达旦。北宋首都开封因此已成了名副其实的商业城市，商业贸易非常活跃，“市”、“坊”严格分隔的体制被打破，至此都城方变成一个以商业为主体的多功能城市。

北宋首都开封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从北宋建国时起，北宋都东京“都城百万家，漠漠浮云生”，宋神宗时程颢上奏论事，“京师浮民”即已“数逾百万”。同是神宗时期，都水监垂侯叔献言“京师帝居，天下幅凑，人物之众，车甲之绕，不知几百万数。夫以数百万之众而仰给于东南千里之外，此未为策之得也”。大体可以看出北宋东京人口众多的事实。

临安城在北宋时，人口尚少，到了南宋，已经是房舍紧密连接“如蜂房蚁垤，盖为房廊，屋巷陌极难认，盖其错杂，与棋局相类也”。南宋孙应时有“风日都门外，楼台十万家”的诗句。

当时的其他城市人口在几万户乃至十几万户的城市亦不少，人口在几千户及万户之间的城市为数更多，到南宋时很多的城市已经出现人口过度的问题。

由于城市工商业的发达，各色人等都到城市谋生，“民乐负贩”、“去为商贾”的现象在宋代日渐增多，以工商为业的城市居民成分与日剧增。宋政府也应时而变，不在实行过去的抑商政策，反而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的诏令和措施，鼓励发展商业，当时除了富商大贾的商业经营外，连地主和农民也纷纷进城经商，一方面是徭役赋税、土地兼并等重压所迫，另一方面也说明入城经商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谋生的机会。入城谋生的人口增加，也导致了城市居民生活的各类物资供应量加大，更进一步刺激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和里坊制的瓦解。

众多的人口集聚于城市，给宋政府的城市管理体制造成了很大压力，旧的里坊制度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为了缓解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维护自身统治，宋政府势必得采取新的措施来管理日益庞大的城市居民。城市商业的繁荣和人口集聚，为坊市制度的打破及城郭限制的突破创造了条件。

宋代城市在打破坊市格局的同时，在原来城市的城门以外及城郭附近，建立了定期的贸易场所草市，草市本是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这些集市多在城外或交通要道。宋代草市大量涌现，这些集市同样商铺店肆林立， 商业交易繁盛。鄂州城外的南草市， 绵延数里， “货物之至者无不售， 且不问多少， 一日可尽”。草市扩大了原有城市的规模和范围， 创出了中国古代城市摆脱坊市分离的新道路。

然而，当时除官办市外，草市是不合法的，后周显德年间，对原属官府集盐的范围做了调整，允许“城郭草市”实际上是部分地方允许了草市的合法存在。而北宋立国之后，实行了较开明的政策，承认了草市的合法存在，开宝三年（970年），“令扑买坊务者收抵当”，就是说，“所谓扑买者，通计坊务该得税钱总数，伸商先出钱与官买之，然后听其自行取税以为偿也”，即这种合法地位是用纳税作代价换得的。

草市合法之后发展更加顺畅，一些大的农村集市甚至演变为市镇。到了北宋时期，纯粹以贸易为特征的市镇大量涌现，于是，在县和草市之间也就有了镇的建置，镇的出现又加快了商业性集镇的发展。

正是由于宋代农村市场适应了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刘宰为镇江府丹阳县丁桥乡太霄观所撰的记中指出：“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显示了当时这一地方的草市之发达。同时代著名诗人杨万里的诗“多家村村过，垂柳店店迎”也证实了当时草市之繁荣。草市与城市市场各有所长，正是由于草市与城市市场互相补充，才使宋代在战事频繁、疆域缩小、内忧外患等不利条件下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出现了中国商品经济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宋代是我国古代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它突破了千年来坊市分隔的桎梏，实施街市相结合的制度，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以后的城市模式和格局， 基本上都是在宋代城市模式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宋代城市的这些重大改变，对当时社会各方面及各阶层民众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也波及到后代，为后世中国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