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田村与驻马店学田

□ 赵新春

       在上蔡县与汝南县交界处，紧挨219省道的上蔡县邵店镇，有一个叫学田的村庄。她既不像周围赵庄、马庄、文庄、臧庄等村庄以姓氏命名，也与相邻的五里铺以距离为特征名称不同，学田村的名字有些另类，也显得卓尔不群。搜索电子地图，叫学田的地方并不多见，在全国也只有八九处。虽然学田地名稀缺，但学田作为一种教育保障制度却存在了一千多年，甚至在今天，一些偏远的地方仍有“以田养学”的学田影子。

从清代杨廷望组织编修的《上蔡县志》看，与学田制悠久的历史相比，邵店镇学田村的历史并不久远。它是清代随着这片学田开辟而成的村落，村中村民多是当时学田租种者的后裔。由学田村到学田，学田村为我们预留了一个窥探历史的窗口，也让我们有机缘近距离认识和了解驻马店学田那些已经沉寂的历史。

一、学田村与学田制

学田初见于五代十国的南唐，宋代开始推广。据《续资治通鉴·宋真宗乾元元年》记载：“庚辰，判国子监孙奭言：‘知兖州日，建立学舍以延生徒，至数百人，臣虽以俸钱赡之，然常不给。自臣去郡，恐渐废散，乞给田十顷为学粮。’从之，诸州给学田始此。”宋朝的驻马店属蔡州，著名的词人秦观，即民间所称的与苏东坡妹妹苏小妹喜结良缘的秦少游，曾任职蔡州州学教授。如果州学学田在各州推广，想必蔡州也该有自己的学田。

学田的来源最开始由皇帝诏赐，此后又有官府从官田中拨给、地方拨款购置、私人捐献或捐钱购置等方式获得。从驻马店地区现存《汝宁府志》和各县县志的记载来看，驻马店学田来源也大都与此相同。

清代邱天英《汝阳县志·典礼志·儒学·社学》记录了明代汝阳县（今汝南县）学田的基本情况，说：“学田，旧额一顷二十亩，在马乡店南。知县岳和声置二顷六十亩，知县王万祚奉文置两顷二十三亩……”这段位于马乡店南（今汝南县梁祝镇附近）标称“旧额”或一些县志称作“原额”的学田，是皇帝赏赐或官地拨付的学田，享有免除国家赋税的特权，且不准买卖。而同样是学田，明代汝阳知县岳和声、王万祚在万历年间购置的学田则需要“计一岁田租输纳，正供之外，以供诸生月课给赏诸费，余则分给贫生，佐其膏火。”（金镇《条议汝南利弊十事》）完纳田赋后，才能把剩余部分用于学校支出。

驻马店地方史志中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个人捐置学田的记录，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倪明进《泌阳县志·学校志》说：“泌于明万历年故营缮所所赠焦洪祖始捐地五十亩，以少供课饩之需。”从县志记载的语气来看，这可能也是泌阳县第一宗私人捐置的学田。驻马店地区封建时代最后的学田捐地，见于陈铭鉴《西平县志·阎公书院》的记载：“光绪三十年，邑拔贡赵国楹复捐助学田三百五十亩，宅基两处，坐落均在仪蜂镇西北八里高槐树村附近。”为表彰这次捐地助学，赵国楹由拔贡直授福建长泰县知县，任职到民国初年。

官员个人捐俸或民间人士捐钱购置的学田，在清代也非常普遍。《汝宁府志·艺文志》收录的金镇《重立天中书院记》说，他“捐俸置民田二顷，仿学田之制，为书院庄田。”张缙璜、李景堂《确山县志》卷十四《教育》也记载说：“咸丰年间，又经前知县陈梦莲、姚琨、黄衠三次倡捐，在东一保马庄、东六保小陈庄、北五保李楼、北三保国楼，购置田地八百余亩。”不过，这些官员或民间私人捐款购置的学田，也是需要缴纳田赋的。

为了解决办学经费的不足，官府也会想出一些其他的办法增加学校经费或学田。《新蔡县志》中朱朝望的《创建学田课碑记》就有这样的记载：“夫蔡有匿税不以报者，影射久矣。公廉得其情，田于学而征其租又税之。又得新垦地及地之浮于额者，置其地于学，课之而不征其租，且宽其罚。于是，曩之匿税者、额浮者，争相自首，乐于输。不逾年，得影射田几百亩许，额田数百亩，名之曰‘学田’‘学课’，定为则以赋之，视民间稍减焉。”意思是说，对于那些隐匿土地不交税和隐瞒所报土地以外土地的人，官府采取鼓励这些人将这些土地划为学田。税租比照学田，比私有田地轻，自己还可耕种，且能免于处罚，所以这些人非常愿意把这些地划入学田。这样官府既清查了隐匿土地，又增加了税租和学田面积。

除去以上方式外，学田中似乎还有官方组织的荒地开垦，邵店镇学田村所在的学田应该就是这类性质。杨廷望《重修上蔡书院记》记载，上蔡书院的学田地为“外垦地十五顷七十六亩八分，坐落邵店湖阜，岁收菽麦三百石有零。完解额，设学租银二十八两八钱外，以其所余备供膳及延师之费。”所谓“外垦地”，显然就是非原有而为新拓之地。朱朝望的记载中也有提到新垦地入学田，而从《后汉书》等文献的记载看，这种土地获得方式不仅是学田，也是官田的取得方式之一。

二、学田村与官庄

说到学田，往往还与另一个地名紧密相关，它就是官庄。至今，在驻马店泌阳县、汝南县还有官庄乡（或镇），其他县区也有不少叫官庄的地方。《鲁山县志》说：“在田之畔谓庄。”官庄就是在官田之畔建的村落或田舍。

官田是相对民田而说的，即公家之田，也就是国家的土地。最早记载于《周礼·地官·载师》，即：“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后汉书·仲长统传》说：“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指的是无主荒地。每经战乱或灾难之后，便有土地荒废，朝廷会派人对这些土地登记造册，收为官田。明朝，对官田的定位和界定，更加清晰。《明史·食货志一》：“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壖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

学田是官田，但官田并不一定都是学田，所以学田村是官庄，但官庄并一定就是学田庄。在驻马店地方志的记载中，有明确提到官庄是学田庄的。民国《确山县志·教育》：“查确邑学田有两处，一为东官庄，地六十八亩；一为西官庄，地一百三十五亩。”清代金忠济《遂平县志·田赋下》：“吴房书院官庄地六顷一十五亩。旧地两顷十八亩。”陈铭鉴《西平县志·经制·学校》：“云庄保牛场官地七百三十六亩五分（清咸丰官买刘姓地，向以课租充文城书院课膏奖费）……”而从以上记载里，我们可以确定，至今仍称官庄为当时学田村落的是确山县城附近的官庄。

中国古代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地方有府学、县学（又称儒学，称州的地方也叫州学）。除此之外，唐朝出现了书院，宋代创置了义学；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命令各府县50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施引教化，有了社学。虽然，书院、义学开始出现的时候是私人办学，但到了明清，已逐步与官方学校接轨，成为封建教育的一部分。这些学校与府学、县学、社学一样，也拥有自己的学田，但学田的来源和性质则有所不同。从清代邱天英《汝阳县志》、杨廷望《上蔡县志》的记载来看，明清时，书院有时也会与府（州）、县学混置，比如天中书院、上蔡书院。这类书院的学田有以前县学官地，也有官员、乡绅个人捐置的学田，是典型的官田。社学一开始就是官家统一创设的，它拥有的学田有官地划拨，也有个人捐置，也属于官田。因此，租种这类书院学田和社学学田的人组成的村落也会称作官庄。

义学是专门为民间孤寒子弟设立的学校，是有官方背景的私塾，所以也称“义塾”。陈伯嘉《汝南县志》说：“各地方义学大概由贤明长官或好义富绅捐款筹建，宗旨在嘉惠贫民子弟，有聪明无力就学者。”义学学田大多为邑绅出资购买，由专人“历年收租延师课读”，但也有以庙产或其他土地所出延师教学。《确山县志》记载：“东六保独山集义学。光绪二十年，经首事马龙光、欧阳复初禀县立案，开垦范公祠祀田八十余亩，作为延师之资。”“北八保龙泉寺义学，距城四十七里。光绪十九年，经李维今、胡运锦、雷应梅、李守真等将庙地一百零八亩作为基金，按季收租，历年延师教读。”陈明鉴《西平县志》关于义学学田的记载，情况与此大体类似。

清末到民国，这些乡村义学大多就地转为初级小学，其学田也仍依旧例为学校所有。驻马店市区居民熟悉的驻马店市第一高级中学，其前身是育英中学，由育英小学分置。位于原来驻马店纱厂附近的驻马店机场，就是他的学田。

驻马店学田随着新中国学校公办，已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虽然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像驻马店农业学校等特殊类学校仍然拥有一定数量的学田，但这些只是用于实验教学而非补贴教学费用不足，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田。现在在驻马店，历史上的学田至今仍然被学校用为教学的，是见于陈伯嘉《汝南县志》的清代汝南教官学田，“清汝宁府学学官裁撤，遗学田七顷六十亩，由知府李兆珍拨归南湖农业学校，即今省立园艺场。”

南湖农业学校的前身是清雍正元年（1723年）汝宁府官办的“南湖书院”，建国后是汝南园林学校。位于老天中山附近汝南园艺场，是园林学校的教学实验田。如今，随着汝南园林学校的教学转轨，不久的将来，驻马店最后一块学田也会像许多曾经存在的一样，最终消失。

那时候，学田就真的只是一个地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