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不回家的打工仔：每个人背后，都有幸福辛酸

小杰与家人的合影。

上海火车站人头攒动。

　　每年春节，春运无疑是让全社会最牵挂的话题之一。从东到西，贯穿整个中国。而他们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不同的幸福辛酸，也有家人相同的等待与守候。

　　在吸收劳动力最大的长三角地区，数千万农民工和打工仔们正背起行囊准备回家，但也有为了个中原因选择留下。“回”与“不回”，都是源自他们内心的情感，是最真实的“春运故事”。本报记者近日走进了这些人们的生活，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春运故事。

　　南京路后的小阁楼：“等有钱一定要住大房子”

　　30年罕见的寒潮袭击华东，没有供暖的南方，寒冷伴随着湿度，更加渗入骨髓。

　　小杰今年21岁，平时的工作是在南京路上的餐厅洗盘子。寒潮来袭的傍晚，顶着凛冽的寒风，记者跟随小杰来到了他的住处。

　　这是一栋两层楼高的棚户，不大的房子住着5户人家。小杰租住的阁楼原本是整栋房子主人的储物室。记者弓着腰，在小杰的引导下踏着陡峭的木质楼梯摸黑往上爬，稍一用力，楼梯便会发出“吱吱”的响声。

　　拐了好几个弯，经过另一户租客的过道，记者来到了小杰的住处。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盏泛黄的壁灯。床底下的锅碗瓢盆是小杰全部的家当。在这些至今都没有安装抽水马桶和热水器的房子里，小杰已经生活了两年。

　　屋外的北风呼啸着，关不严密的窗户，风从缝隙“钻”进来。记者尝试用棉被堵住缝，“没用的，我都习惯了。晚上如果觉得冷，就喝完这个再睡，就不冷了。”说罢，小杰拿出一小瓶白酒，递给记者。

　　“快过年了，去年跟我一起出来的老乡，大都回去了。有些是老板放了假，过完年再回来上班，但大部分就没这么好运了。”小杰抿了一口酒，告诉记者，由于今年大环境很差，不管什么行业，招工人数都在减少。

　　小杰说，正是因为这样，当饭店老板在去年12月份试探性地问他，过年能不能留下来，而且过年的加班费还不一定有着落，“我当即一口答应下来，毕竟明年的工作算是保住了。”小杰笑着对记者说。

　　“想家吗？”

　　“谁过年不想回去呢。”小杰对着窗外阴沉的天气凝视许久，“谁不想回家，谁又想窝在这么个小地方，稍微放点东西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最终，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下，小杰还是用手机给老家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父母的关心和询问，明显让小杰情绪激动了起来。“爸，我很好，你们过年要开心。我在上海钱够用，住的地方也不错，你们不要担心。”

　　挂了电话，问将来有什么打算，“赚钱，先搬出这个鬼地方；以后有钱了，在上海买个大房子住，把爹妈都接过来。”小杰说，自己在老家，一直是父母眼里的骄傲，“弟妹们都在家里务农，就我一个走出来了。所以，我要在这里混得像点样才好回去。”

　　服装批发市场：打工仔的“开店梦”

　　人流密集的七浦路，是上海当地有名的服装及其他生活用品批发地。

　　19岁的宋宏平就在这里做一个普通店员的工作。每天从早上7点要干到晚上6点打烊，基本干满一周七天，只有在淡季的那几个月，他一周才有2个上午的休息日。春节前的这些日子，自然生意比平时要好很多，“休息”对宋宏平来说，几乎就是奢望。

　　“有活干就不错了，哪还会嫌弃这些。”宋宏平说，今年春节不打算回去，而是让家人一起来上海过年，“主要是我伯父伯母、两个堂姐，除了大堂姐已经结婚跟自己老公住，剩下的伯父一家都住在我租的小屋子里，挤是挤了一点，但人多也热闹嘛。”

　　小宋来自云贵高原的一个小村庄，父母在他年幼时便将其托付给伯父一家，自己外出打工。小宋说，19年来，自己对父母的印象非常淡，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流，“不过我也习惯了，从小都是靠自己，高中开始，学费都是自己赚的。”

　　小宋说，高中三年，自己通过寒暑假到KTV做迎宾男童，赚了些学费，“但我实在担负不起大学的高额学费了，就决定到上海来打工，也让自己见见世面。”小宋所在的高中，已经是当地县城最好的高中了，每年有40~50人能考上一本，“但大部分都是省内的，去昆明已经算是最好的了，很少有考出省的。我那年就一个考去了重庆，前些年听说有个上了清华，县里奖励了10多万元，因为这种孩子实在很少。”

　　初到上海，当走下长途大巴，小宋称自己在原地愣了足有半分钟，“到的时候是凌晨，即便这样，我还是能感受到大城市给我的震撼——那宽阔的高架，比咱家最好的道路都宽。到处是高楼大厦，不开玩笑，真的连方向都找不到，实在太大了。”说到春节回家，小宋说，往后几年，应该都是在上海过年了。“来回成本不合算，如果算上时间，坐长途汽车就要5整天，太累了。”　　“儿子的心意，上哪儿都带着”

　　上海火车站候车室：“儿子的心意，上哪儿都带着”

　　在上海火车站的二楼候车室，正准备搭车回老家阜阳的廖女士正在给老家的儿子发微信。“就快见到妈妈了，回来跟我说说学校里读书的事儿啊……寒假作业不能耽误，不能赶时间做，要每道题都搞懂……读书要读好，才会过好日子，不然以后只能跟妈妈一样打工，很苦的……”

　　虽然在微信里不断督促儿子，给儿子“敲木鱼”，但提起自己的这个已经读初中的娃，廖大姐还是充满自豪，“这学期大考，娃考了全班第一、年级前五，校长都表扬他了。他读书肯动脑子，记得住。而且我长期不在他身边，他懂事，能自觉读书，我很高兴。我们可不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一辈子就在工地上过了，现在就指望着这孩子能出息。”

　　黑色的双肩包、一个拉杆箱、一个蛇皮袋，这就是廖大姐的全部“家当”，“买了点礼物回去给儿子，都是他喜欢的。”说罢，廖大姐兴奋地拉开背包，里面有一个崭新的iPad。

　　廖大姐工作的工地是上海一片旧改小区建设项目，“平时为了进度和工期，我们都很少休息。而且工地的安全作业也离不开人看着。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供娃上学嘛。”廖大姐介绍，她离异三年多了，家里还有个80岁的老母亲要照顾。

　　而在大姐的拉杆箱里，还放着她的两件“宝贝”——一瓶护肤霜和一个红色的保温杯。“无论我去哪儿打工，这两件东西我一直带在身边。这都是儿子在假期去打工赚的钱帮我买的。护肤霜我都省着用，光看着就很开心。”（文/图 本报记者 贺涵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