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文化学者、李斯研究专家聂臣

 探究“千古一相”李斯之谜

——访文化学者、李斯研究专家聂臣

□晚报记者  李  杨  文/图

李斯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践着法家思想。他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辅助秦王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他继续辅佐秦始皇，在巩固秦朝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和文化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作为“千古一相”的李斯，焚书坑儒、谗杀韩非、诈立胡亥、逼死蒙恬……他留下的千古谜团，使他屡屡遭到世人的诟病。

11月27日，记者来到李斯的故乡上蔡，采访了文化学者、李斯研究专家聂臣。在聂臣的视野里，一个“不一样’”的李斯鲜活起来。

聂臣

在浩若烟海的典籍中徜徉

2000年，时任上蔡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聂臣退居二线。这个在文化战线工作了几十年的李斯的老乡，顿时有了充裕的时间。他开始静下心来，捡起自己少年时期的向往——探索“千古一相”李斯的秘密。

聂臣生于1951年。聂臣的家所在的村庄与李斯楼村相邻。少年时期，聂臣就听同村的老人讲李斯的故事，幼小的心灵里就有对李斯无限的敬仰。上学时，正好赶上“评法批儒”，而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又是上蔡人，聂臣这才开始关注李斯，且获取了有关李斯的较为丰富的知识。参加工作后，他曾经几次打算利用闲暇时间，着手开始有关李斯的资料收集或研究工作，但总是因为他能访问的图书馆藏书有限，“宏伟志愿”无法实现。退居二线以后，他终于闲下来了，社会经济、传统文化的发展也已为从事文化研究创造了足够的条件，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对李斯的研究。

“李斯是上蔡人，且不说阻秦逐客、建立帝国、锐意改革、统一文化的千古功业，也不说焚书坑儒、谗杀韩非、诈立胡亥、逼死蒙恬等“历史污点”，单是留在家乡的诸如无头坟茔、篡改遗诏、出生年月等诸多谜团，如不潜心研究就很难解开了。”聂臣说。

聂臣告诉记者，从2000年开始，他就全身心地研究李斯了。每天，他至少有6个小时在查阅相关史料。直到现在，这个习惯他仍然保持。

15年，每天6个小时的研究，聂臣为何至今仍对研究李斯充满了兴趣？记者对此充满了疑问。

“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是非常有意思的。就研究李斯来说，首先要看《史记》和《二十四史》。李斯主要生活在战国末期，因此，《战国策》也是必看不可的。韩非是李斯的同学，两人同为荀子的得意门生，因此，要看韩非的著作《韩非子》和其老师荀子的著作。李斯曾经是吕不韦的手下，因此，《吕氏春秋》也是必须要看的。”聂臣说，要想详细了解一个人，研究与其相关的人士，阅读与其相关人士的著作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篡改遗诏”并非真实

聂臣在典籍中徜徉，对李斯有了深入的了解。聂臣说，2000多年来，世人对李斯有四个误区，影响着对李斯的公正评价。这四个误区分别是：硕鼠论、李斯杀韩非、焚书坑儒、篡改遗诏。

为此，聂臣特意提到了9月《光明日报》刊发的一则消息。消息称，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从北京大学校友会捐赠的一批竹简《赵正书》中破译出来，李斯篡改遗诏并不一定是真的，此事有待考证。

自司马迁的《史记》问世后，2000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沿袭太史公的说法——李斯、赵高等篡改诏书立胡亥为秦二世基本是盖棺定论。但是，2009年，北京大学获得了一批西汉简书，其中《赵正书》（注：赵正即为秦始皇嬴政）却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记载了胡亥继位是秦始皇听从李斯等人的建议后明确认可的。

聂臣说，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有关战国这一部分，主要参考的是《战国策》，但《战国策》当时有很多版本。此次出土的这个版本的竹简，西汉中期就被埋在地下了，连司马迁都没有看到过。

北京大学所藏的这批汉简，共有3346枚，包含17种抄写于西汉中期的古书。这些古书或亡佚已久，或独具特色，是目前所见战国秦汉古书类竹简中数量最大、保存质量最好的一批，在2009年获赠之初就轰动了学界。当时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朱凤瀚用“稀世”两个字来形容它们的价值。

“目前，虽然对李斯是否篡改遗诏没有定论，但反映出了研究李斯的重要性。”聂臣说。

“硕鼠论”曲解了李斯

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看到厕所里吃大便的老鼠，遇人或狗到厕所来，它们都赶快逃走；但在米仓看到的老鼠，一只只吃得又大又肥，悠哉游哉地在米堆中嬉戏交配，没有人或狗带来的威胁和惊恐。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硕鼠论’是人们对李斯的一个曲解。李斯看到这只老鼠产生了一个感想，那就是‘人好不好，贵与贱，在所处’，也就是‘环境决定论’，这是一个很有哲学道理的事情。但后人却把李斯比作老鼠，说李斯是有私心的。这对李斯来说是不公正的。”聂臣说。

对于焚书坑儒，聂臣说，坑儒与李斯没有关系，这是毋庸质疑的。这一点《史记》上交代得很清楚。李斯没有参与坑儒，坑儒是秦始皇一手操作的。

“最早提出焚书的是商殃。焚书一事要从历史角度去看，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当时秦始皇主张以法治国，但其他人反对以法治国。各家培养各自弟子，在弟子群中，在群众中议论朝政。秦始皇虽然已消灭了六国，但六国的人还在，他们在偏僻的地方各自为政。此时，如果不在思想上、理论上、制度上统一，国家就统一不了。也就是说，当时一定要保证朝廷的绝对权威，要听一家之言，要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聂臣说。

而对于李斯和韩非的恩怨，聂臣说，这不是两个同学之间的恩怨，不是私人恩怨，而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恩怨，是政治斗争。李斯和韩非同为荀子的得意门生，也都主张法治。然而，他们一个主张统一六国，一个主张各自为政。

“韩非是韩国王室的后裔。他到秦国的目的，就是说服秦国不攻打韩国，而李斯协助秦始皇统一六国所坚持的方针就是‘远交近攻’。韩国离秦国最近，因此灭韩是大势所趋。李斯杀韩非绝对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聂臣说。

李斯的生年

权威的儒学大师钱穆曾经写过一本著作，叫《先秦诸子系年》。书中根据李斯参加的活动，把李斯的生年定于生于公元前280年。

“《史记》上记载，李斯和韩非一起学于荀子，韩非生于公元前280年，因此李斯也生于公元前280年。但是，我认为这个推测并不确凿。”聂臣说。

“在韩非的著作《韩非子》中，韩非写道，他和仲奚先生谈过话。仲奚死于公元前290年左右，死时90多岁。如果韩非生于公元前280年，他是不可能见到仲奚先生的。”聂臣说，另外，上蔡有一个关于李斯的民间传说“井上鸡鸣”，认为李斯属鸡。钱穆老先生没有到过上蔡，也没有了解上蔡关于李斯的传说。种种迹象表明，“井上鸡鸣”这个民间传说是有一定依据的。

如果按李斯属鸡推算，公元前288年是鸡年，但如果李斯生于公元前288年，那么李斯死的时候就80多岁了。这个年纪在古代肯定算是长寿了，但各种书籍资料中都没有李斯长寿的记载，而且当时秦国重用青壮年，不会重用一位老人，因此李斯生于公元前288年的可能性很小。

“公元前264年也是鸡年，但如果李斯生于这一年，死时才50多岁。而且据史料记载，李斯和韩非一起学艺时是公元前255年。按李斯生于公元前264年推算，学艺时李斯还不到10岁，根本不到学艺的年龄。”聂臣说，考虑到各种因素，另一个鸡年——公元前276年是李斯生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按这一年推算，李斯死时不到70岁，这个年龄和各种民间传说都联系到一起了。

“当然，李斯身上仍有很多谜团。如今我们研究的成果绝不能用来否定《史记》，否认历史，毕竟孤证不立。作为李斯家乡的人民，仍有研究李斯的责任，脚下的路途仍然遥远。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的出土资料，让我们对李斯的了解更加具体，继而解开所有谜团。” 采访结束时，聂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