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巨子范长江与驻马店

□晚报记者   王莹  文/图

范长江曾经居住的地方。

范苏苏赠送的书被李长俊珍藏。

“长江一支笔，胜过百万兵”。新闻巨子范长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做出过巨大贡献。一年一度的记者节前夕，为缅怀这位新闻界老前辈，11月3日，带着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带着对新闻工作的热情和对新闻界老前辈的崇敬，记者来到范长江罹难地——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瓦岗镇芦庄村进行了采访。

确山人纪念范长江

从确山县城往西20公里到瓦岗镇，再从瓦岗镇向南8公里到芦庄村，就是当年范长江劳动改造及投井自尽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动乱的岁月“五七干校”所在地。通往确山县瓦岗镇芦庄村的路不好走，加上堵车，由于事先没有和当地有关部门取得联系，记者上午8时从市区出发，一路兜兜转转，接近中午才找到芦庄村。

芦庄村是一个丘陵环抱、两河相交的小村庄。村子里，一户人家正在宴客，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很热闹。

“老乡，去芦庄林区咋走？”看到一个老乡从家里急急忙忙走出来，记者赶忙拦住上前询问。

“你们去那儿干啥？”老乡反问。

“我们是报社的记者，来看看范长江曾经劳动改造及投井自尽的地方。”记者如实回答。

“走，我带你们去。”老乡很热情。

“不麻烦你了。你这是去吃酒席的吧？你给我们指一下方向，我们自己去就行了。”听闻农村有待客全村人都要参加的习俗，记者觉得麻烦人家不好意思。

“没事，你们要去的地方我熟，我带你们去。我骑电动车走在前，你们跟着我就行了。”说话间，热心的老乡已经骑着一辆红色的电动车上了路。感谢老乡的热心，记者赶紧跟了上去。

“听老年人讲，这个亭向西北30米处就是范长江当年投井的地方。不过，井早就被人填平了。”热心的老乡叫刘彦伟，是驻马店市薄山林场芦庄林区主任。跟着刘彦伟的脚步，记者看到一座石砌纪念亭，亭子里立了一块纪念碑，碑文写道：“尊敬的范长江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落款：“确山县瓦岗镇芦庄村全体村民敬立。”亭子旁边长着一棵弯着腰的老棠梨树，这棵棠梨树没有按常规向朝阳处弯腰，而是向西北角深深低着头。

“这是2012年，芦庄村民自发捐资为范长江修建的纪念亭。” 刘彦伟告诉记者，2012年春季的一天，村党支部书记杨进林路过此处，突然发现有人在砍这棵老棠梨树，他立即上前制止。随后，他从村部取来一面国旗，用国旗包住了棠梨树的受伤处。范长江曾写下了不朽的名篇《中国的西北角》，老棠梨树天天向西北角弯腰低着头，当地人们都称这棵树为“悲哀树”、“思念树”。老棠梨树也成为当地人重点保护对象，树周围被人们用石栏杆圈起来。

今年10月23日，是新闻巨子范长江在这里殒命45周年纪念日。9月的一天，范长江的长子范苏苏，历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代表刘畅、肖亚光、王天定来到芦庄村，他们代表范长江的家人和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为范长江纪念碑敬献了花篮。范长江长子范苏苏、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代表和自发赶来的群众向范长江纪念亭三鞠躬。

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要想了解当年范长江在‘五七干校’的事情，我带你们去找一位老人，他在‘五七干校’住了一辈子，也是唯一接触过范长江的人中健在的人。” 离开纪念亭，刘彦伟径直带我们来到“五七干校”原址，现在的芦庄林区。

“这就是‘五七干校’，当时它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确山芦庄五七干校’。”在芦庄村的东北角，刘彦伟指着一个破旧的大院对记者说。记者看到，坐北朝南有四排青砖瓦房和一个南北朝向的食堂。除最南边的一排车库因年久失修倒塌外，其他房子仍然存在。虽然历经几十年的风雨侵蚀，但“文革”时期刷在墙上的标语依稀可见。

据史料显示，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当时全国各地“五七干校”诞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是1968年开始选址、建立的。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已被长期关押的范长江，随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炼、批判的人员来到这里。当时，从确山县城到芦庄村还没有公路。这些人全部是坐老解放车走确泌路到邢店河桥后，顺河道而下来到芦庄的。据说仅这五六十里路，整整走了一天。

“范长江来了之后的任务就是种菜。当时抽了我和韩新宽、李全义3个人教他们干活，韩新宽和李全义都不在了，只有我最了解范长江的事。”虽然刘彦伟在带我们寻找李长俊的路上告诉我们李长俊老人是一位耿直的老人，但突然听李长俊这么一说，记者确实有那么一点惊讶——老人说话确实有点直。

他的衣服“很朴素但很干净”

“这几年，好多人都过来问范长江的事。大晌午的，你们还没吃饭吧？咱吃了饭再说。”今年86岁的李长俊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和83岁的老伴孔令秀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对于我们的造访，他显得波澜不惊，习以为常。他先到院子里摘了一把菜，洗干净，交给老伴，再从屋里拎出来几只板凳，招呼我们坐下后，才开始向我们讲述他记忆里范长江的样子。

李长俊当年在芦庄“五七干校”是一名看山的工作人员，和范长江在一起吃住。“当时我和范长江都在干校的大食堂里吃饭，他就住在我前面的那排房子内。”提起范长江，李长俊老人仿佛又回到了那动荡的岁月。

“当时，在干校里接受改造的都是高级干部，连做饭的都是正处级干部。”李长俊说。当时，和范长江一起到干校的这批人的主要任务是白天搞基建和劳动生产，晚上搞“斗私批修”。与众不同的是，范长江受到军队派人专门监管，平时的劳动就是在监管人员的监视下，到菜地里拔草等，不让他干什么重活，但绝对不准他与外界接触，不能自由活动。“当时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大官，不然咋会单独派军队的人监管呢？”李长俊说，范长江“享受”的特殊待遇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后来听干校的人说，这位个子不高的老头儿是个部级干部，曾当过人民日报社的社长。“当时，范长江经常穿一身中山装，偏黑、稍瘦，很朴素但很干净。他不爱说话，经常一个人在菜地里蹲着干活。在大食堂吃饭时也是一个人默默地吃完就回住处。就连每日三餐排队打饭，他也总是低着头排在最后。”李长俊回忆说。

“他长得很帅。”正在做饭的孔令秀打断了李长俊的话，猛不丁地插了一句。

“是哩，他儿子也很帅。前两天他儿子还来找过我，给我送一本书。”被老伴这么一干扰，李长俊起身进屋找那本书去了。

“你看，就是这本。”李长俊递了过来。记者看到，这是一本由范苏苏主编的《范长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本书共分十章，主要包括范长江在青少年时期、大公报时期、青记国新社时期、新四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新闻事业创始期、科技界工作时期、缅怀与纪念等内容。

“范苏苏都问你啥了？”记者随口问。

“问得可多可仔细了。问喝酒不，吸烟不，天天咋吃的饭，挨打不？”李长俊说。

“那他挨打了吗？我看有报道说曾经对他大粪泼身、拳打脚踢。”记者问。

“没有的事。他们都是领导，谁会打他？”李长俊斩钉截铁地回答。

“那他咋会投井？”记者追问。

“或许是认为没有盼头了吧。他要是不死就好了，现在肯定能当更大的官。”李长俊说。

井里发现范长江的尸体

“投井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和几个人聊天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大家找不到他，就心想是出事了，最后在井里找到了他。” 李长俊惋惜不已。

长期被限制自由、沉重的思想包袱，最终导致范长江难耐巨大的压力，投井自杀。 “五七干校”大门前不到100米处，是范长江经常劳动的菜地，菜地旁边有一口深7米、直径为1.4米的水井。在范长江过完61岁生日后一周，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来，“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忙和负责监管他的人一起查找。“当时没有叫我一起去找，但听去找的人回来说，在菜地边的那口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当时已经浮在水面上了，他穿的还是那身中山装。”李长俊说，“当时他要是想开一点，别背恁重的思想包袱，就不会走到投井自杀这一步，说不定以后平反后还能当更大的官。”对于这个曾在一起朝夕相处的陌生的“大官”的死，李长俊惋惜不已。“干校的人找来几个人，把范长江的尸体用塑料布裹着，抬到离干校七八百米远的一个山涧阴沟里，草草掩埋了。”李长俊说。据说，当时只在阴沟里简单地挖了一个很浅的坑，两边用木板衬着，把尸体放下去，然后在尸体上盖了一块薄板子就封土了。我国新闻事业史上一位杰出代表——范长江彻底离开了人世。而范长江的死，被干校的人定性为畏罪自杀。就这样，一代新闻巨子以一种灰暗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给世人无尽的遗憾和叹息。

1976年春天，范长江的儿子范苏苏到确山芦庄将父亲的遗骸移走，安葬在上海西郊青浦区的福寿园墓地。

1978年12月27日，范长江平反大会暨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邓颖超、聂荣臻、胡耀邦、廖承志、粟裕、沈雁冰、宋任穷、史良、季方等同志，分别送花圈和参加追悼会。悼词说，范长江同志在参加革命前就是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

他是第一个只身到苏区采访的记者

在范长江的生命中，记者的身份和新闻事业几乎贯穿了他整个人生岁月。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有许多事情与他有直接关联，如他是第一个去中国大西北采访的记者、第一个在报纸上公开称呼中国工农红军为“红军”的人、第一个只身到苏区采访的记者等。同时，他还曾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要职。

范长江，1909年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之后开始撰写社会新闻通讯并为《大公报》撰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范长江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与胡愈之等团结全国广大进步记者，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1939年5月，范长江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皖南事变发生后，范长江辗转于1942年8月抵达苏北盐阜区停翅港。9月底，在范长江与新闻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青年记者总会华中办事处筹备会”和“盐阜区青年记者分会”同时宣布成立，并设立了对外宣传的新闻发报电台。

在陈毅的支持下，范长江着手组织成立了新华社华中分社，并担任分社社长，同时兼任华中局、军部机关报《新华报》报社社长。华中分社成立后即开始向延安新华总社发稿，报道新四军及华中根据地的抗日斗争消息。新华社华中分社内成立了报务台。报务台的同志不但收听延安电台的电波讯号，而且直接抄收塔斯社、同盟社等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国际、国内许多有价值的消息通过他们编印的《无线电讯》及时送达华中局和军部首长。

范长江继而又改革分社、报社内部体制，使之更加正规化。先后建立了淮北支社、苏南支社、苏中分社、淮南分社、苏北分社、浙东分社等，形成一个庞大的通讯网络，使新四军坚持敌后艰苦抗战的真实情况被传播到海内外。

1942年底，日军集中兵力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战略大“扫荡”。范长江带领华中分社随军部抵达淮南盱眙县黄花塘。在这里，范长江继续负责新华社华中分社的工作，并领导大众剧团开展群众文艺实验工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范长江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文艺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解放战争期间，范长江历任《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兼总编辑、《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历任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逝世。

范长江劳作过的地方。

李长俊（中）讲述关于范长江的事情。

当年的大礼堂。

从革命的记录者到革命者

今天的人们，可能更多知道斯诺和《西行漫记》这本书。其实，早在1935年7月，范长江是第一个以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报道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实际情况的记者。

1935年7月，范长江从成都出发到西北考察旅行，并以旅行游记的形式在《大公报》陆续发表自己的见闻与述评。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勇敢地在游记中作了客观报道。这些游记以后汇集出版，就是《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在几个月内连续出版九次，一时脍炙人口。这部书1936年8月出版，比斯诺1937年10月出版的《西行漫记》要早一年。

据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并入了中国籍的著名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先生回忆：“给我留下印象的第一位中国记者就是长江（那时我还不知他姓范）。那是在他的通讯 《中国的西北角》发表后不久，我记得大概是从斯诺那里先听到这些文章，后来又看到了其中译成英文的几篇。当斯诺发表《西行漫记》时，我心中便有这样一个念头：长江的文章，可能是促使斯诺产生去了解和报道中国红军的愿望的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 ”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范长江为了揭示事变真相，从宁夏飞抵兰州，又由兰州进入事变的中心西安。在西安，他通过杨虎城找到周恩来同志。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同志的音容笑貌和对时局的分析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随后，他又在1937年2月6日，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前往延安采访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在2月9日晚10时，在住的窑洞里接见了范长江，与他长谈了一夜。这10个小时的谈话，使他茅塞顿开，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从延安采访回来后，他在《大公报》上连续向全国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人士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对此，毛主席曾亲自写信向他表示感谢（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02页“致范长江”），并发电报表示欢迎他再到延安采访，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奔赴抗日前线采访新闻，在枪林弹雨中，写出大量通讯，并于1937年11月在上海与恽逸群、羊枣等人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

1939年5月，他在重庆由周恩来同志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皖南事变后，“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蒋介石下令要逮捕他。在李克农同志的掩护下，他撤退至香港，在廖承志同志领导下，创办我党在海外的机关报《华商报》。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他辗转至苏北解放区，任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

1946年5月，他从苏北奉调来到南京，参加由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谈判时，他接替宋平同志，任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处长和对外发言人。这是他新闻生涯中又一个光芒四射的阶段。由于他作为一个因职业关系长期和军阀、官僚、三教九流打交道的记者。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终于练出了一套透过现象抓住实质的本领。 因此，他对一些时局和人的看法往往入木三分。

在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期，他是中央纵队的四大队队长，始终跟着毛主席和周恩来等同志转战陕北，及时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

解放后，毛主席曾经说过，当年在陕北他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通过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武的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就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而在文的这条线，范长江则是仅次于陆定一、胡乔木的一名“将军”。他手下没有武装的士兵，只有一名带着盒子枪的警卫员，其他就是编辑、译电员、伙夫等等。他指挥这几十人的队伍，全神贯注地完成了毛主席、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通过新华社电台把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到四面八方！

在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范长江又马不停蹄地从新华社总编辑的领导岗位，走向北平，走向上海，然后又回到北京，先后创办和主持了《人民日报》北平版，主持创办了新的上海《解放日报》，辅助胡乔木主持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任副署长，并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据说，此时的范长江是可以因工作需要列席或旁听政治局的一些会议的。

《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原农村部主任何燕凌曾这样描述范长江：“当时《人民日报》刚从华北局的报纸改为中央的报纸不久，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长期在农村环境中做报纸和通讯工作的，还有一些是刚参加新闻工作的。党的工作的重点正在从战争向生产建设转移。报社正处于机构、体制、指导思想、工作方针方法和作风都需要大的变化的时期。范长江像一个身临战场的将军一样，指挥了新闻战线上的这场大转变。 ”

他还亲自在《人民日报》上主持了一个以《没有正确的设计就不能施工》为主题的关于基本建设问题的宣传和讨论，让报社的工作人员从中体会到，这实质是愚昧与专断的意识和科学与民主的意识之间的一场思想斗争，并在这场思想斗争中组织群众性的写作队伍，提高报纸的思想性。

他的这些要求、指点和做法，乃至对一些中层干部的批评教育，无疑是正确的，是为了尽快提高《人民日报》这支新闻队伍的思想、写作水平和报纸的质量。但是，由于他要求过严、过急，从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和不满，在随后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爆发了出来。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他受到了过火的批评，例如“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等。内部矛盾一时难于缓解，他不得不离开报社。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新闻工作岗位。

范长江调离新闻战线之后，没有气馁，没有消沉，而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去接受新的任务。特别是他转入科技战线之后，工作非常主动积极，因此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办了五件很有影响的大事：

一是组织编制我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二是促成了全国科联与全国科普的合并，组建了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统一的中国科技界的团体，并顶住了当时否定知识分子学术团体的“左”的思潮，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保住了自然科学专门学会。

三是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召开的国际科学会议——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科学家参加。

四是推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大发展，开展了农村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

五是促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协和医院的长期合作。

一个之前在我国新闻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转战科技界后竟也交出了一份辉煌的答卷。我们科技界不应当忘记这样一位卓有远见的国家科委与中国科协开创时期的老领导。

1990年，中国记协为了学习和纪念这位前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并于1991年开始评奖活动，至今已进行了多次评选，有多位优秀中青年新闻工作者获奖，使这个被埋没多年的曾响亮一个时代的名字——范长江，再一次发出熠熠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