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同志”任锐率全家投入抗日洪流

记者 刘付明 通讯员 华 实  整理

任锐女儿孙维世（中）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一起。

辛亥革命时期的任锐。

任锐（1892年~1949年），原名纬坤，新蔡县城南街人，任芝铭次女，全国著名女烈士，平凡而伟大的革命家。幼时被父亲送到尉氏首富、辛亥女侠刘青霞（1877年~1923年）创办的华英女校就读，1908年河南女子师范肄业，1910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京津支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12年任《国民日报》妇女版编辑，翌年春与该报主编、北大毕业的南溪籍同盟会战友孙炳文结婚。当年，因孙炳文在二次革命中遭到袁世凯通缉，携任锐潜回四川，结识朱德等革命志士。1922年任锐全家返京，支持孙炳文与朱德等赴法留学，自己边抚育子女边入北大旁听深造。1925年9月，任锐加入中国共产党（新蔡籍最早的共产党员），第二年参加北京“三·一八”请愿时英勇负伤。国共合作后，赴广州协助孙炳文工作（孙在黄埔军校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少将主任）。“四·一二”事变孙炳文壮烈牺牲，任锐奔走在武汉街头，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之后，十年流亡，矢志不移，足迹遍于南溪、浮山、上海、北平、开封、新蔡等地。1936年回新蔡，到父亲创办的今是中学任女生辅导员兼小学部主任。

“七·七”事变后，任锐积极动员家乡青年投入抗战，并毅然携六妹任均（1920年生）到郑州组织一支20多人的妇女救护队，救护抗日伤员，受到表彰盛赞。1937年10月，该救护队全体加入郑州各界抗敌后援会，任锐任该会慰劳队队长。12月，考入设在临汾的山西民族大学学习。

1938年2月，任锐经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介绍到延安学习。1934年，为投奔郭沫若（当时在日本）而到东京明治大学法学院留学的她的长子孙泱（1914年2月~1967年10月6日），回国后经周恩来介绍到延安参加抗战，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奔波在太行山前线；1935年，被送到上海学习戏剧的她的长女孙维世（1921年~1968年10月14日），于“八·一三”上海抗战打响后，孤身到武汉投奔八路军办事处，被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收为义女（周恩来、邓颖超一生抚养过很多烈士子女，但孙维世是他们唯一认养的干女儿），并送到延安学习；原在北平上大学的她的次子任济世（1915年5月27日~2008年9月29日，当时过继给外公任芝铭为裔孙，后恢复原名）及妻子张觉民（1915年5月7日~1997年12月28日，系新蔡老同盟会员张锐生之女，即排球名将张蓉芳的亲姑），抗战爆发后逃离北平，组织抗日话剧团宣传抗日。后经张轸将军介绍，任济世到国共合作开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1939年1月24日宣布成立，汤恩伯、叶剑英分别兼任正、副教育长）受训，毕业后到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部机要股任职，张觉民则被汤恩伯聘为家庭教师（1941年，为营救被汤恩伯漯河党政分会逮捕的任芝铭及新蔡四育中学校长黄韵秋、地下党员王鹏，这对年轻夫妇发挥了重要作用）。她的小儿子孙名世（1923年~1946年），当年只有14岁，被父亲任芝铭送到同盟会旧友、当时在冀南豫北阻击日军的国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1888年~1978年）麾下当了一名勤务兵，随军转战在抗日前线。这样，除幼女黄粤生（即孙新世，1926年生）寄养在后方大姐家外，任锐和4个儿女都投入到抗日洪流当中。

在延安，任锐先后与女儿孙维世在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同窗共读，一时传为佳话。其间，为了不因母女关系影响各自的学习，任锐要求孙维世不得在同志面前喊她“妈妈”，只能以“同志”相称。因此，入学很长时间同学们都不知道她们是母女关系。可有一次孙维世考了满分，急于向妈妈报喜，放学后就快步追着任锐喊“妈妈——”，但刚一出口就想起了与妈妈的“密约”，赶忙补了一句“同志”，但还是被周围的同学发现了“秘密”。由于任锐是革命队伍里的一位老同志，年高德隆，大家都很尊敬她，所以其他学员随着孙维世喊起了“妈妈同志”。久而久之，人们都知道延安有个老而弥坚的“妈妈同志”。连毛主席在给任锐的信中，也以“妈妈同志”相称，周恩来副主席在赠给任锐的一张邓颖超的照片后边，亲笔题字：代送给任锐同志妈妈。

1938年农历十一月，任锐的父亲任芝铭利用担任张轸第十三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的便利，用军车送任锐的六妹任均到延安。农历十一月十八日（1939年1月8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欢迎并宴请任芝铭、任均父女和任锐、孙维世母女，毛主席对任芝铭不远千里亲送幼女到延安参加革命给予高度赞扬！是年2月17日，朱德总司令在给四川老友张从吾的信中写到：“浚明（孙炳文的字）亡后，其全家均能继续革命。孙泱即宁世，现在我处工作，有父风，颇过之，母不及。济世在河南亦是干才。维世女亦聪明绝顶，后生可畏，革命必期成功就在此。浚明夫人任同志亦在延安工作，特此告。”

1939年8月26日，任锐离开延安，被组织安排到四川璧山县第五战区儿童保育院工作。次日，女儿孙维世经毛主席特批，随到苏联疗伤的周恩来副主席离开延安，到苏联学习。

璧山儿童保育院是一个国共合办的救济战时孤、散儿童的公益机构。任锐对这些难童饱含慈母般的关爱，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每夜都要起来数次为儿童盖被子，生怕难童着凉，深受难童爱戴。但因她坚持原则，反对国民党工作人员的贪污行为，受到CC派排挤。同时，因她年龄大了，长期超负荷地工作也使她难以坚持下去。

1939年12月初，任锐被调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当了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任锐不仅善于对图书进行分类管理，还经常辅导小战士读书学习，教导他们如何爱惜书籍、重视学习，不断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但璧山儿童保育院的难童仍从感情上离不开她，经常有儿童步行一百八十里到重庆去看望她，这对任锐精神上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和鼓励。后来，这批儿童都陆续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

1940年6月，刚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的商震将军，从湖南防区调任重庆军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局长。周恩来副主席通过地下工作者王兴纲，向商震要求代为寻觅孙炳文与任锐幼子任名世（即孙名世）的下落。商震不负周恩来重托，不顾特务严密监视，冒着危险转托宋肯堂，辗转找到了任名世，并把他送到重庆一所军校深造。

1941年初，任锐奉调回延安，既感到由衷高兴，又对在重庆读军校的幼子和散落各处的众儿女放心不下。途中，含泪写下《重庆赴延安途中口占寄儿》七绝一首：

儿父临刑曾大呼：

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

莫将血恨付秋风。

2月14日，任锐回到阔别一年多的延安，住在中央统战部招待所。3月5日，完成上交组织的《任锐自传》。不久，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监印。面对这个普通枯燥的工作岗位，任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每次都是先审看文件，再决定是否用印：凡文字模糊不清或有错字的文件一律先改正重印再加盖印章，确保每次印章都盖得方正、清晰、美观适中，并谆谆教导年轻战士管好印、用好印的重要意义，让许多年轻战士从中受到教育。闲暇时间，她主动到附近窑洞辅导小战士学习，为他们缝补衣服、讲革命故事、人生道理。她经常拿出自己小灶待遇的米面，接济给伤病同志。还以弱病之躯积极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尽量减少组织供应，努力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她还积极响应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等党内爱好诗词的老同志号召，参加了由边区法院院长、诗人李木庵主持的怀安诗社，经常用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快板诗丰富战士的精神文化生活，鼓舞他们参加抗日救国的积极性。

1945年3月，为配合中共“七大”追悼烈士的大会议程，任锐饱含深情地撰写了《孙炳文同志简史》，并报请朱德总司令审正。3月24日，朱德亲笔复函任锐：

“来信悉。炳文同志传，你写得很好，最亲切，我给以补充，请速寄烈士追悼会陈列。‘七大’会中有一议事日程，是向死难同志悼念（开追悼会），请你预备。另外，在烈士传中，我必从侧面再写，以光其楷模。”并附以下的话：“炳文同志革命意志坚强，以民族民主革命的锐志而走到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一贯的革命精神。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深通历史及文学、哲学，最后在留学德国时，研究马列主义最有成果，并影响一批进步青年加入革命。平日生活最能刻苦自励，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励而有所振作。对敌人是嫉恶如仇，有灭此朝食之慨，对同志是爱护备至，情同手足之感。”——《朱德年谱》

已失去丈夫十八年的任锐，对朱总司令的肯定鼓励深受鼓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次子孙济世调到重庆，任国有企业天府煤矿公司主任秘书兼营运处经理。从此，在四川落地生根，以公开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省旅游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

幼子孙名世在日本投降后离开重庆到延安。这时，饱经苏联卫国战争之苦的大女儿孙维世仍在苏联学习。与黄华（1913年1月25日~2010年11月24日，河北磁县人，燕京大学毕业。1936年加入中共，时任朱德政治秘书。改革开放后曾任外交部部长、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共同执笔协助朱总司令完成“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的长子孙泱已奔赴东北战场。组织上原本想把幼子孙名世安排到任锐身边工作，以便照顾她，任锐认为前方更需要战士。在母子俩仅仅团聚个把月之后，任锐毅然支持幼子奔赴东北战场。她像所有牵挂游子的母亲一样，“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并赋诗《送儿上前线》以抒胸臆：

送儿上前线，气壮情亦怆。

五龄父罹难，家贫缺衣粮。

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伤。

烽火遍华夏，音信两渺茫。

惜别儿尚幼，犹着童子装；

今日儿归来，长成父模样。

相见泪沾襟，往事安能忘？

父志儿能继，辞母去前方！

1946年10月，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的大女儿孙维世，终于经东北战场回到延安母亲身边，旋即下乡参加土改工作。

1948年8月，躺在河北平山县朱壕村中央医院病榻上的任锐，看到革命胜利在望，更加思念许久不得音讯的幼子，挥毫写下长诗《午夜》(节选)：

现在已是黎明时分/正经历着残酷的斗争/多少英勇青年/前赴后继壮烈牺牲/我认识的朋友中/有的已成了烈士的母亲/我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人/真理正义止住了母亲疼痛的心/我们更奋勇前进……

的确，不幸正在暗暗撕咬着这位母亲的心。到东北战场不到一年、还没来得及大显身手的幼子孙名世，就在1946年秋，不幸牺牲于牡丹江！但任锐至死都不知道确切消息。因为，谁也不忍心告诉她真相。

1949年4月11日，积劳成疾的老革命家任锐病逝于天津，享年57岁。13日，任锐遗体由北平市人民政府隆重公葬于香山脚下万安公墓。周恩来亲题墓表，李木庵、董必武迭赋挽诗，《人民日报》曾作连续报道，同事深情相忆的文章也常见于报端。其诗作两次刊发于《人民日报》，其中上述两首旧体诗被收入《革命烈士诗抄》。

2009年，任锐被评为河南省为新中国建立作出卓越贡献的“双60人物”之一。她带领全家投入抗战的民族义举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博大的母亲情怀，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平凡而伟大的奉献精神”永远是后人学习的典范！

（本稿图片由新蔡县委宣传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