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明生命里最后的日子

□晚报记者  张广智/文   王莹/图

编者按：李太明老师虽学历不高，但国学、史学功底深厚，以毕生的精力献身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李太明老师是一位普通的中共党员，却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他一生待人宽厚，胸怀坦荡。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仍然想着一分一角地为单位省钱，体现了一位普通党员的高风亮节。在他去世2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整理他的妻子许春洪老师口述李太明生命里最后100天的故事，但愿能成为当今教育工作者的镜鉴。

许春洪老师常常陷入回忆之中。

窗外几片柳絮飘来，粘附在玻璃上微微颤动。

恍然间，眼前浮现出20年前的那些日子。那时的我，每天都在为丈夫李太明治病东奔西走，每天都是满脸的汗水。太明辞世20周年的祭日到了，我把他的论文遗作整理成册出版，送给亲朋好友，多年的一桩心事终于落地。

回首他生命里最后的日子，我不禁感慨万千。

坚决辞去教务科科长职务

1995年新学期开始了，驻马店供销学校实行教改，校内中层领导要竞争上岗。一心想辞去教务科科长职务的太明，过去曾多次向领导请求辞职都未如愿，心想这下可好了，自己不报名，不登台发表演说，不就等于再次辞职吗？满怀欣喜的他，再次向党委申请辞职，竞争上岗演说他也没参与。几经周折之后，辞职之事总算如愿。

然而，事情总不遂人愿，三四月正是万木旺发的季节，可也是肝病加重的季节。

太明带的毕业班刚离校去实习，他的腹胀又加重，疲倦无力，口干，失眠，虽每天喝着大碗大碗的中药，但仍不见效。我天天催他去医院检查，他总是说：“老毛病了，喝着药呢，等等看。”转眼一周过去，他的身体已招架不住，去医院一检查，结果已是肝硬化了。

无奈，他只有住进医院。

在市中医院治疗

住在市中医院肝病科，医护人员对这个老病号虽精心照护，但按常规治疗却不见预期效果。医生也开始给他用白蛋白了，眼见别的患者腹水如鼓，用两支白蛋白和其他药后腹水刷刷泻下，病情立见好转。我望着一滴滴乳白色浓液缓缓流入他的血管，一切美好的想象立即浮现眼前，我放心地睡了一觉。

不料，第二天太明却腹胀得更厉害，浑身肿胀，焦躁、口干。中医诊脉说：“气血亏损，太过虚了，白蛋白用晚了也不行。”我一时愣住了，立即回忆起几年前曾有医生建议让他打几支白蛋白，可每次太明都固执地说：“病是治好的，不是补好的，我不缺营养。”其实，那时的职工褔利规定，药费可在单位解决，不论用什么药，只要有报销票据就全报销。太明的病虽早有医生建议过用白蛋白，但他认为那是不应有的奢侈，身为党员怎么能不考虑为本单位节约开支呢？

补不得，医生就想尽办法，不断地检查、会诊、调药，日子一天天熬过去，病情一天天加重，我仍在焦急中匆忙地煎药、做饭，来去匆匆，天天都是满脸满身的柳絮和满心的愁绪。

那天，我带着精心为他熬的一碗汤赶到病房，却见桌上一张纸上几乎写满了字，还画了个人，仰着头向远处招手，再近看是一首名为《你是楼顶上的一棵小草》的短诗。还没等我埋怨他，他却苦笑着说：“胀得难受，写几句诗转移下注意力。”接着他指着窗外说，“你看对面楼顶上那几棵小草，清早还好好的，上午太阳一晒，叶都蔫了仍在强撑着，夜里有点露水就又精神得很。”

我看后没再作声，一时的沉默使我联想到他的命运。我知道他时刻在实践着生命的价值，只轻轻说了句：“有病，还是少动点脑筋！”他默默地把小诗折叠好放进了上衣口袋。直到他去世后才看到他各个口袋全是空的，唯独有一支笔和这首小诗。

勉强同意外出检查

太明在市中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医生也焦急无奈，最后建议到外地再做进一步检查。我知道他轻易不愿意出去，于是我找到校领导讲明情况。校长立即去做太明的工作，让他去北京302医院检查。太明却固执地说：“我这是老毛病了，等明年我退休了，再去北京检查。”校长几乎是哀求地说：“李老师，你现在还能动，省事得多，若要病重了，等让别人抬着去看病不是花钱更多吗？”

太明总算同意去北京了。常去看望他的朱琳医生是他在高中教过的学生，曾在302医院进修，听说此事立即和302医院肝病科联系。一切准备停当，朱琳和我们一起出发了。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我们次早到了北京，下车就忙着往丰台赶。一问的士，去302医院得70元钱，太明是无论如何不愿打的，非要去乘地铁。

我了解他的脾气，想起几年前去郑州看病，一天傍晚从医院回省供销社招待所，有两路车可乘，一是电动公交车，每人1角钱；一是普通客车，每人2角钱。眼看天色已晚，普通客车过来，他却不让乘，非让等电动公交车。

11月的傍晚寒意已浓，我们站在冷风里为省那1角钱，最后还是等着乘了公交车回到住处。

坚决退掉高干病房

几经颠簸，我们来到302医院已是上午近10时，朱琳先去医院找事先约好的护士长，我们在门外等候。直到11时30分朱琳才急匆匆地到门口接我们，他高兴地告诉我们：“肝病科床位已安排好，中西医全是有名望的一流专家。”

当我们准备进医院时，太明突然问了一句：“住这病房啥价？”朱琳忙委婉地解释：“这是高干病房，设备都是一流的，单间还有空调，就是贵些，每人每天得70元住院费。”这一说，太明怔了一下，立即摆着手说：“不行！不行！学校经费紧张，我出来看个病咋能住这病房！那是绝对不能住！我也不需要空调。”

我虽然也嫌病房贵，但到这个时候了咋办呢？于是，我同朱琳一起劝他：“既然准备好了病床，咱先进去住两天再想办法转其他病房，待专家查清病找到治法咱就回家去治。”然而，任凭怎么讲，他只一句话：“我坚决不住这么贵的病房，心里有压力，没法治病，咱住别处再找专家也一样。”我们足足劝了20多分钟，他还是坚决不同意。我和朱琳犯了愁，病房需等待，联系好的不住，再去找咋找？

眼看快12时了，他仍执意不进高干病房，无奈我们只有重新到门诊挂号。还算好，总算挂到最后一个肝病科号，待医生初诊后已是12时20分，正好普通病房还有空床位，医生同意入院治疗，这里每个床位每天只收10元钱，太明心里算平静下来了。

进口的贵药不让用

普通病房负责床位的赵医生是刚分来实习的大学生，态度挺和气、热情，年长的护士叫他小赵。各项检查从头开始，我们的希望也全寄托在这家大医院了。

用药三天后，病情没任何减轻，我急切地询问医生检查结果，赵医生紧皱着眉头说：“李老师的病比较复杂，还没查出原因，再继续查查看吧！”

我去门岗打电话刚回病房，太明有气无力地告诉我：“刚才主任来看过了，也切了脉，问好些问题，让我用些贵的进口药，最后问我单位条件怎么样。我已向他讲明，我们校不是财政全供单位，经济条件不好，能给我查清病就行了，进口的贵药现在别用。”我听后立即去主任办公室，主任讲了病情，又说来得太晚，我急切地说：“主任，看用啥药合适，就尽管用吧，不该报销的都写上，我们一分也不报；该用的，就是砸锅卖铁也得给他治。”

又停了两天，病危通知下来了，医护人员频繁出入病房，各项检查、输液日夜不断，医生反复交代说太明随时可能会大出血或昏迷。我像掉进大海里还在挣扎着，惊慌、恐惧、焦急、无奈一齐袭来，但表面仍假装平静地时刻守护着他。

家人和亲戚陆续来医院看望，太明精神也稍好些。他认为自己可以闯过这一关，他关注的是医生快给他检查结果与方案，以便回家乡治疗，他哪里知道医生已下病危通知，还有回家慢慢调理的机会吗？

我们最后一次共赏音乐

一天傍晚下了阵中雨，夜晚雨霁天朗，空气清新，不知什么时候月亮已挂在树梢，病友们多在月下或散步，或闲聊，我守在病危的太明床边为他轻轻按摩着，门外花园边的小水坑里映着皎洁的明月，给凄清的病房添了些许温馨。我想试着引导他安排几句后事，他却全不理会，只低低地说：“这辈子整天让你为我担惊受怕，没过几天平和日子，太累……”

突然从外面传来《草原之夜》的笛声，哦！久违的乐声！我们不约而同地静下来倾听着，《敖包相会》、《彩云追月》、《十五的月亮》……一曲曲婉转悠扬的笛声，唤起人多少美好的回忆！我们激情燃烧的年华、我们的坎坷历程、我们迟来的春天……太明轻轻地问我：“哪来的笛声？怪新鲜哩！”我答道：“对面楼上的。”然后我们沉默着，静静地欣赏着，我想起了我们曾经的誓言：

“我们能一起走过平坦的大道，也能一起走过泥泞的沼泽；我们能一起度过明丽的清晨，也能一起度过风雨的黄昏！”

那一刻，我心乱如麻，太明还能伴我度过黄昏吗？我们还有机会再共享一次月夜吗？老天还会让我们下一次共赏乐声吗？

黎明时，他干干净净地走了

又熬过了几天，医生告诉我：“李老师的病是个谜，要治好该是个奇迹，现在已是肝坏死，能转回家就早走吧！”

家人又陆陆续续赶到医院，医生又一道病危通知“肝坏死比肝癌都不容治，快走吧，这是科研单位，对不解之谜的病故者是要解剖的。”医生还不断嘱咐不要碰着，不然会大出血，要小心出现昏迷。

家人七手八脚忙完了出院和回家的各种准备，于6月18日中午12时许乘上了回家的火车。

19日晨3时许，列车进了驻马店站，太明在高中教的学生王新华是驻马店中心医院小儿科主任，他早已带救护车在车站等候。

早晨5时许，大儿子刚外出找厕所，医生就喊我去办公室。也只是十几分钟，当我来到太明床前，只见他两眼白眼球向上翻着，眉头紧皱，满脸痛苦，嘴角微微向下弯着，欲说无声，欲哭无泪，痛苦中，一脸的遗憾、留恋……抢救中那么折腾他，他依然没出血也不昏迷，他是身上干干净净、心里明明白白却又无可奈何地走了。

太明停止了呼吸，多像一颗小流星在殒落过程中的轨迹啊！那闪烁的光带，尽管光亮微弱，尽管时间短暂，却是以他的生命之光点缀了这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