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内涵与年节文化传统

□ 李传佑

我国流行的端午节与年节是具有精神信念属性的传统节日。它的根在民间，是民间直接培育形成的民俗文化。在它流传过程中常遭到皇家的抵制、摧残，甚至被篡改利用。我们在探考年文化历史传统中，意外发掘出端午节早期起源一件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这便是“普爱簪门虎符系臂”风俗出现的复杂历史经历。

先论其中的“虎符系臂”，说起来并不神秘，这便是旧时民间在端午节儿童佩戴的虎形香袋。不要轻视这个小小的饰物，它有五千年的发展经历。在原始社会曾为先民攘灾除害、驱除魅兽灾难，曾被先民称颂为功德虎。东汉民俗学家应劭在《风俗通》中记载：“虎者阳物，执搏挫锐噬食鬼魅。”他不同意《山海经》被篡改的神话，所以他说老虎是阳间生物，不是神虎，它除灾执着务实，搏斗有作为，为先民攘灾除害，吞吃老毛猴（河南方言）锐不可当。在河南濮阳市出土的原始社会一处墓葬里，发现在死者身旁用贝壳摆放一个虎形，证实应劭记载民间传说完全符合史实。不仅如此，从文字词义演变也可以佐证史实。例如：“虔”字古文是下山虎的象形。古代词义见《左传》中有“虔刘我边陲”，显示是侵吞概念，由于民间把虎作为除灾精神信念的载体，“虔”字在流传过程中，就演变为“虔诚”概念。从中可以体会到，皇帝传承下来虎除灾的精神信念在百姓的心目中占据重要分量。然而，功德虎在封建统治时期社会中备受歧视，历史上有过一段不幸的遭遇。

在西汉时期，汉哀帝为了在年节期间向庶民推行门神驱鬼风俗，于是责令当时的史家刘歆，趁领校《山海经》的机会，将原记载的兄弟二人驱魅兽事迹，篡改为二神人驱鬼贼风俗，并在风俗中增画二神人。事实上，汉哀帝谋划兴起门神驱鬼贼风俗并未得逞。但到了南北朝期间，皇家趁民间遗存汉代“刚卯”的桃木板风俗，再次兴起汉哀帝篡改的门上加画二神人驱鬼贼风俗，从而废除了门上画虎风俗。皇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从根本上废除流传数千年来的古俗，这在民间引起强烈不满是可以想象到的。但《荆楚岁时记》对此事件闭口不提。却绘声绘色描述二神人门户风俗。从此以后，门上画虎风俗在社会上失去踪影，见五代《岁华纪丽》记载：“桃板署们纳余庆，苇索罗户以祛灾。”三崇拜风俗只剩下两项崇拜，功德虎不见踪影，我们便把功德虎落实到“虎符系臂”的民间风俗上，唯一的证据是以“虎符”相称，与它的老战友“桃符”春联并列流行，这便是经历一段曲曲折折遭遇后，最后定居在五月端午节，成为除灾主帅地位的功德“虎符”经历。

在韩国申报端午祭成功之后，我国舆论界对继承历史起源传统问题上产生认识上的误区，不妨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是谁继承了周朝颁布的“夏日至致地示物魅”风俗？是韩国吗？还是中国？

在中国方面来看，在秦汉两代五月份没有风俗记载，一直是风俗的空白区。到了东汉中后期，皇家推出“桃印”风俗才填补空白，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历史有几个朝代的间隔，可以说明我国在后世没有继承天子的“物魅祭”风俗。其二，从韩国方面看，“物魅祭”流传到韩国，绝对不会晚于秦汉时期，也就是说是经历了两千多年，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风俗的发展进程，必然与韩国当地风俗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韩国风俗特色，在内涵演变发展也是情理中事。应该承认这样的历史事实，韩国的端午祭不会等同于“夏日至致地示物魅”风俗。

综上所述，我国早期“物魅祭”起源和当今的韩国端午祭以及我国端午节，三个点之间都不是等同关系，特别是中国的端午节与韩国的端午祭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不能构成对比关系。绝对不应该相提并论混为一谈。正如春节文化一样，韩国的春节内涵，既不同于中国春节的内涵，也不能同于越南春节的内涵。按说春节称谓“物侯”形成的“时间周期”概念，三个国家的春节内涵绝对不能同等看待。美国在年节贺词中加“亚裔”春节，是模糊春节不同的民族特性，不符合联合国通过的弘扬各国不同特色的多样化公约精神。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总是落后于世界形式出现的新发展。

关于民间流行“蒲艾簪门”的历史起源，蒲艾风俗的近期起源于汉代。见曹植《对酒歌》中：“蒲鞭苇杖也有刑”属性显示的是除灾。蒲是苇子崇拜的衍生物，在古代不存在。崇拜苇俗早起见于甲骨文“萑”字，该字构形显示是以苇俗保卫商族的标志燕，故事来源于商的始祖契是其母误吞燕卵而生，见《诗经》：“天命玄鸟（燕）降而生商。”苇俗用于保卫。从中显示，苇子已有除灾迎新双重含义。甲骨文不同于传说，是真实的反应了当时的社会现象。用苇子流传下来的精神信念，这在商周袚俗礼仪活动中多有反映，例如《周礼》记载凡办红白事，按风俗的规定，一定要在宗庙铺坐苇席，又例如当时的奴隶村社举办的乡人傩风俗，舞者手持的是桃木弓和苇杆箭，表明民间流行苇子仍然用于除灾风俗。

我们在探考端午节过程中感到惊异的是，有关端午节历史起源，竟与我国年节文化早期起源完全一致。然而尽管如此，经过对年节进一步分析发现，这并非是不谋而合。实际是民间对端午节深思熟虑所作出的深层次安排。如果说，年节文化除灾与迎新独立辩证统一是基于理性思维形成的理念传统，那么，在社会上除灾实践形成的端午节除灾风俗行动，显然是民间为了强化除灾信念有意作出的安排。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五月端午节的建立形成，也是对年文化理念传统特性一个完善补充。民间对除灾的强化补充，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历来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此来观察客观世界，并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基于以上的理解认识，有关端午节内涵特性，按民间风俗的意愿可以概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以年文化弘扬桃人除灾精神信念传统作为基础，以纪念屈原爱国主义精神为方向，以发挥虎除灾精神为动力，以防除各种灾害为中心，特别是防除病疫之灾。以上作为端午节内涵的总目标，这便是实践年文化以除灾为前提的基础，在端午节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中华民族是与灾害进行斗争诞生成长的伟大民族，《山海经》记载：“皇帝乃作礼以时驱之，于是立大桃人悬苇索画虎于门。”黄帝领导先民去杀魁兽造成灾难的首次除灾经历，是继承和弘扬前世二位桃人除灾事迹，从而形成五千年来的年文化传统，关于先祖黄帝这段历史，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几个人经过多年的探考，依据甲骨文《山海经》的记载已经能够证实是原始社会的历史，而不是神话。我国人民正是沿着黄帝弘扬桃人除灾精神信念，从而形成年节和端午节两个除灾传统节日。这两个节日有共同的除灾内涵，而且历史起源又是一条根传承下来的同源关系，具有双重的除灾内涵，我们认为这两个传统节日同时向联合国申报，这在当今世界各地灾害频发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民族作为五千多年除灾的一个文化古国，理应作出我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