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艺术片“见面难”

　　“艺术片”只是一种分类，不是一种荣誉，更不会因为“艺术片”的名号就自动获得某种“加冕”，取得某种特权。恰恰因为电影人理性、负责任的选择，艺术片要勇敢背负起艺术开拓和市场传播的双重使命

　　“五一”档国产电影票房遭遇冰火两重天。国产青春片《何以笙箫默》《左耳》、警匪片《赤道》，票房接连破亿；而《念念》和《闯入者》这两部业内口碑较好、水准较高的艺术片却遭遇票房滑铁卢。《闯入者》导演王小帅将票房失败的原因归结于院线排片量少、排片场次边缘，自称遭遇了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一时在网络上引来不少力挺声。

　　院线的排片量和排片场次的确对票房有重要影响。放映场次少，时间又很尴尬，观众想看而不得，一些艺术片就这样未曾与观众谋面便悄无声息地下了线。但院线如此排片也有它的“经济理性”，归根结底，包括排片在内的市场配置本质上都是资本的驱动，资本趋利避害，会千方百计地确保利益最大化，尽一切可能地控制风险。城市商业中心昂贵的租金和高额的运营费，无形中也会加剧影院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而不可能对某类影片进行“特殊照顾”。更何况，排片往往也是建立在大量影片上座情况的历史经验和数据基础上的，确实反映了市场的基本状况。

　　艺术片在院线排片量低不难理解，但艺术片真的就没有观众吗？2014年，《白日焰火》凭借其海外摘得大奖的经历、无孔不入的宣传、放映前与观众的深层次互动以及对“艺术”标签的善意规避，取得了过亿的票房收入，释放出中国艺术片市场的积极信号。不向票房妥协、不为迎合而拍片、注重自我表达的艺术片，在任何国家的存在都有其独特意义。如《念念》导演张艾嘉所说：“文艺片是能和大家分享太多心灵上的东西的电影类型，是可以造就很多好演员的影片模式，它必然存在。”关键是我们的电影美学和观众品位是否足够成熟，足够多元化，这是保障艺术片市场的重要前提。放眼高速扩容的全国电影市场，对于不少中国电影观众来说，看电影就是在紧张疲劳的学习工作之余，放松一下心情，约上三五好友，吃着爆米花喝着可乐，来一场视听感官的刺激，获取一些吐槽的谈资。而“初视若散缓，熟读有奇趣”的文艺片，则需要人静下心来，考验观众的耐心、品位和思考力。成熟的文艺片观众群，即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也还远远没达到在市场份额上与商业片相提并论的地步。

　　院线排片在影片口味上的保守倾向与艺术发展本身所需要的多样性和探索性显然是矛盾的，那到底应如何让更多艺术片上得了院线，与观众见得了面？一些艺术片导演结合创作需求和国外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比如，给予艺术片政策扶持和资金补贴，支持艺术片的创作和发行，限制商业片排片一家独大；借鉴欧洲艺术影院的经验，在中国建设艺术院线；发展电影基金会，为艺术片创作提供平台，等等。这些建议固然很好，但是国情不同，电影市场的现状不同，简单的“拿来主义”存在水土不服的风险。当下中国，没有成规模的艺术片观众群，艺术院线恐怕独木难支；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艺术电影，又如何确保选择的公平性？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也有业界人士提出通过“艺术片网络化”来打开出路，影院满足不了的需求通过网络院线来满足，反过来，网络院线的发展还可能对影院院线起到牵引作用——观众在看过网络版后，可能会去影院重刷自己喜欢的电影。此外，院线放映的局部改革也已经开始，如娄烨的《推拿》首周票房失利后，改用长线二轮放映，就取得了不错战果。

　　抛开这些上映阶段的技术操作，艺术片要想获得更多观众，关键还是要“争取”观众。电影人有文化理想、有艺术追求当然可贵，但“艺术片”只是一种分类，而不是一种荣誉，更不会因为“艺术片”的名号就自动获得某种“加冕”，取得某种特权。恰恰因为电影人理性、负责任的选择，艺术片要勇敢背负起艺术开拓和市场传播的双重使命。“争取”观众不仅包括在宣传发行等技术层面的成熟，更意味着艺术语言的调整和精进。艺术片导演要找到他们的潜在观众，通过创作与之对话，这个寻找和对话的过程不仅意味着获得可能的市场，更意味着不断锤炼自己的电影语言，使中国艺术片从走俏国际影展到更加贴近国内观众以及更加本土化、民族化。

　　事实将证明，能顶开市场巨石的艺术片，才会更有生命力。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08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