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挺好的》版权案 编剧刘嘉军发表声明

    针对此前《小麦进城》编剧倪学礼状告央视、丫丫影视及编剧刘嘉军，称其作品《小麦进城》遭《我在北京挺好的》（以下简称《我》剧）抄袭，《我》剧编剧刘嘉军发表了声明。

　　  声明全文如下：

　　我想说——写在《我》剧蒙受不白之冤之后的话

　　这个春天，愚人节后，清明又至，阴雨连绵，倒春寒使我感受不到一丝窗外绿柳吐翠，樱花绚丽，大地回暖的气息。本以为，清风吹过，遮天的雾霾必散，天体运转，吠月之恶犬必窜。然事与愿违，泥石突发，心似堰塞，壅堵在喉，窒息憋闷。总之，我在西安挺不好的。我不得不倾诉一下我心中块垒。

　　我想说，《我在北京挺好的》一剧，我从2011年5月开始创作，到2013年4月完成，用了几乎整整两年时间。两年时间， 700多个日日夜夜，忘不了我点灯熬油，搜集资料，抽丝剥茧，苦思冥想；忘不了我调动以往所有生活积累，深入建筑工地采访，与那些来自农村的朋友促膝长谈。寒来暑往，其间辛苦，搞过创作的人肯定能理解个中滋味。

　　我想说，万事开头难，千头万绪，但还是要寻找突破口。2011年5月26日发给丫丫公司大纲，是以男性为主角展开，大部分场景放在了农村。2011年6月6日，丫丫公司发来意见《关于电视（返程票）的剧本创作建议》确立三十年的时间跨度，故事的大背景以男主角在城市里奋斗史为主，农村的戏是辅线。

　　根据丫丫公司的意见，我认为一个女性在城市打拼比男性更典型，吃苦受累，还要面对种种诱惑，2011年6月16日发给丫丫公司大纲，我把主角从男性换成女性。设计成上大学的男友曹民章抛弃了她，她下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稿大纲，大的人物结构、主要事件、很多细节已经基本成型。

　　如何才能更深刻地反映那个时期巨大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因为上一稿大纲设计的是城市姐妹俩，农村姐妹俩，为了更精炼人物，也为了突出表现城市与农村的冲突，更进一步揭示主题，深化矛盾冲突，我将女一号设计为农村的，女二号是城市的，女二号是女一号父母二十多年前送人的妹妹。启发我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支援国家三线建设，北京上海等很多军工企业搬到秦岭山的山沟里，一批知识分子随厂来到了这里。女二号的养父母将她从小送到老家北京抚养。因此，姐妹俩一个是秦岭山的村姑，一个是北京城的姑娘。俩人并不知道彼此的身份。

　　八十年代初，随着和平发展时期到来，一些军工企业和科研机构搬回到西安、北京等大城市。女二号的养父母也从陕南回到北京。另外，2008年汶川地震，陕南靠近四川的很多地方也成为震灾区。这样设计为该剧最后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姐姐救妹妹，姊妹相认找到一个契机。

　　2011年7月22日丫丫公司发来意见，表示：“这一稿故事最大的改变在于增强了佟艳荣（剧中改名 谈小爱）和徐晓宁（剧中改名 徐晓园）的矛盾纠葛，将两人变成了亲姐妹，这个设定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经过不断讨论和反复磨合，2011年8月31日发给丫丫公司的大纲，主要人物、人物性格、人物职业，人物之间的矛盾线索进一步完善。鉴于曹民章（剧中改名 曹力章）是学校老师，不利于后面与女主角人物关系发生勾连，以及合理介入亲姊妹之间的矛盾冲突，我将他从中学老师么，后成为校长设置为工商局干部。大纲确定以后，又进入了一个反复修改，反复磨合，不断完善的一个艰苦创作过程。

　　我想说，《我》剧贯穿始终的是两个亲姊妹之间的矛盾。她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俩人是情敌关系。一开始俩人为了争一个男人，一个是农村姑娘，一个是城市姑娘，而这个男人又一心想跳出农门。在八十年代，城乡差别依然很大的情况下，俩人竞争优劣一目了然。开局，城乡、工农、体脑三大差别的矛盾通过这俩人的身份设置一下子就体现出来。

　　第二阶段，俩人是水火不容的姑嫂关系。在一起摆摊买衣服的过程中，城市姑娘的弟弟，个体户徐晓辉疯狂爱上了农村女主角。爱上一个农村姑娘，这已经让清高自傲，蔑视农村人的城市姑娘不能容忍，何况这个姑娘还是自己男友的前女友。她百般阻拦，甚至大闹婚礼。婚后又不断挑拨离间，播事弄非。徐晓辉因为一场车祸，丧失了性功能，为了爱，他故意无事生非，最终导致和女主角离了婚。

　　第三阶段，俩人是水火不容的姑嫂关系。离婚后，谈小爱嫁给了一直暗恋着她的同乡。她承包了徐晓园所在商店的柜台，妹妹徐晓园成了她的营业员。一个自己瞧不起的农村人承包柜台，自己成了她的营业员，这让徐晓园如何忍受。她野蛮对待顾客，扣押谈小爱的货款。导致谈小爱承包柜台失败。谈小爱艰苦创业，搞起了家具厂。辞职下岗的徐晓园办起了服装厂。徐晓园无故退掉谈小爱的家具，俩人矛盾进一步加深。徐晓园给自己生产的服装贴名牌商标，谈小爱的弟弟为姐姐打抱不平，带领工商出面揭露。徐晓园服装厂倒闭。徐晓辉以为是前妻搞鬼，来家具厂闹事，打伤了谈小爱的丈夫，结果判刑入狱。姊妹俩矛盾进一步激化。

　　第四阶段是亲姊妹如何相认的关系。谈小爱的母亲自知身患绝症，思念自己多年前送人的女儿，来到北京。一对玉镯让谈小爱和徐晓园知道了彼此是亲姐妹的关系。但此时，俩人矛盾已经深如沟壑，难以化解。

　　此时，谈小爱突然得知自己的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徐晓园得知实情，想夺回这个徐晓辉和陆粉英生的孩子。面对亲情，面对骨肉撕裂，谈小爱毅然卖掉家具厂换回儿子。这时，她理解了母亲为什么要执着地找亲妹妹，理解了母亲那份深深的母爱。她原谅了妹妹，接近妹妹。徐晓园怨怼亲生母亲当年为什么把自己送人，不认母亲。当然更不会认这个这么多年已经和她结下很深梁子，导致自己下岗，企业倒闭，弟弟入狱的姐姐。

　　一贯有城市人优越感的徐晓园强势霸道，根本看不起丈夫的农村父母。这让奋斗了二十多年，当了工商局副局长的曹力章难以忍受，精神出轨，夫妻貌合神离，家庭出现裂隙，孩子夹在中间受尽委屈。为了家，为了生活，谈小爱干上了爬高上低，清洗高楼的女蜘蛛人的工作。就是这样的生活困境，谈小爱对妹妹的孩子细心照顾，劝慰曹力章，力图弥合他和妹妹的关系。妹妹自杀，她舍命相救。直到汶川地震，妹妹被埋在废墟中，姐姐本可以逃出去，她却回身去救妹妹。姐妹情浓于水的关系一下子得到升华。从小爱到大爱的主题得到充分体现。

　　谈小爱从一开始为了追求个人的小爱，到她为了自己的养子可以舍弃一切，到她原谅了一直和自己较劲，让她失去很多的妹妹，还以命来救妹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怀？从小爱到大爱，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城乡和工农差别不断缩小的一个过程，承载着一个农村姑娘在生活的磨砺中，在将近三十年的奋斗中，与我们国家的发展一起提升，一起进步的，一步步自我完善的艰难的心路历程。

　　我想说，我对农村生活很熟悉。我1岁左右，父母把我送到西安渭河岸边的舅舅家，直到13岁才回到父母身边。所以，我对从小送人的女二号，城市姑娘的心理轨迹的把握有生活基础。到城市后，很多城市的同学歧视我的穿着和语言，所以我能把握住女主角谈小爱的心理。

　　我想说，在农村时，我亲眼目睹过有人参军提干，把农村对象抛弃了，农村姑娘寻死觅活的情景。1982年上大学的时候，比我们高一级的一个学长，把已经订了婚的农村未婚妻抛弃了，系上贴出了把这个同学开除的布告。这就是谈小爱和曹力章的生活来源。这样的设计，来源于生活，也使这部戏有了深厚的社会背景。

　　我想说，我们家八十年代初搬到西安文艺路，文艺路离西安李家村服装城五分钟就可以走到。我2000年工作的单位就在李家村服装城的旁边。最早的温州小裁缝摊、星期鞋（穿一星期就破）、洋垃圾服装等等我都亲眼目睹。1994年，我准备创作一部温州人在西安的电视剧，很多星期天，我都骑上自行车到西安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康复路采访，到那些南方人聚集的城中村三府湾村去采访。这部剧《南来北往》，1999年在西安电视台等各地方台播出，该剧男主角是张嘉译，女主角是颜丹晨。主要表现了来自温州的农村人到西安创业的过程，表现了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意识，商品观念发达的南方人，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思想意识保守的北方人观念之间的冲突。里面牵扯到卖假鞋、卖贴正规厂家商标在自己加工的衣服上的情节。

　　我想说，我母亲一直从事商业工作，七十年代在西安龙首村一家商店，后来调到西安北大街一家商店，最后在西安碳市街商场退休。所以我对抢购风、承包柜台等这些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事情比较了解。这是谈小爱承包柜台的生活源。我的姐姐是西安鼓楼一家粮店的职工，也是我素材的来源。我的母亲退休后还在文艺路摆摊卖过一段时间的童装。

　　我想说，谈小爱办家具厂第一单生意的桥段来自于红星美凯龙老板起家的故事。谈小爱干蜘蛛人，是在网上搜集的。这些，我都有机地融合在我的剧本中。

　　我想说， 2011年5月21前后，我采访了西安大唐西市建筑工地的民工，请他们喝酒聊天。还采访了来自甘肃天水、陕西蒲城的打工者。了解掌握了很多感人的生活细节。

　　我想说， 1987年暑假，我到北京游历了两个月。住在卢沟桥附近我姐夫服役的装甲兵坦克学院。每天到市内去，都要经过当时最早一批浙江人到北京做生意的大红门一代。九十年代初，我在北京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两个月，曾经到北京很多老胡同、老商场去过。

　　我想说，为了写好这部电视剧，我查阅了大量资料：改革开放三十年过程中，抢购风、股票、非典、奥运、汶川地震等大事；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工哪一年可以进城，暂住证是咋回事。农民工进城后思想观念的变化，民工潮等。包括很多农民在城市打拼的饱含辛酸的故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城市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下岗再就业等等；改革开放三十年服装的变化、什么是A货，什么是B货，什么是水货；改革开放三十年，每年的流行歌曲是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通讯工具从BB机，到模拟信号手机，到手机的变化。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的大红门一代的温州村是怎么兴起的；西安康复路小商品批发市场、李家村服装城的变迁，广州改革开放初期的服装批发市场；北京秀水街的变迁等等等等。为了语言更生动，又在网上查了很多关于北京方言、北京倒爷的资料。

　　我想说，从我创作的第一部电视剧《火种》1992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段播出至今，我都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过来的。2000年为了创作陕西惠家沟村党支部书记郭秀明的事迹，我和作家莫伸一起到山沟里采访，吃住都在这个村。我写的广播剧《郭秀明》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300多家地方台播出。2006年，我开始创作改编电视剧《保卫延安》，我到延安的山村采访老红军，老八路，到蟠龙、青化砭当年的战场上去看地形地貌。

　　我想说，2009年，我创作的电视剧《保卫延安》、2011年《硝烟背后的战争》、2014年《我在北京挺好的》先后在央视一套播出，五年时间，我一直在坚持艰辛地创作，我想把宝贵的生命，有限的时间尽量投入到我所热爱的创作中。我追求内心的纯洁善良，我相信我的创作实力，我珍视我的名誉，我对抄袭这种下作的事深恶痛绝。

　　每一个编剧创作出一部作品都要剥一层皮，都是一次苦心孤诣的艰难跋涉。一部作品从文字到立体呈现需要付出很大的心血。在整个影视产业链中，编剧是弱势群体，我现在是弱势群体里说不清道不明的更弱势的一个。我恨不得扒开我的心，让每一个人看看，证明我的清白。

　　我强烈建议今后电视台再播出电视剧，应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事件的来源，出处，人物动机等都在屏幕上打上字幕，说清弄明，否则剧中人物掀个桌子，说一句话，都可能惹上官司，平地躺枪，死都不知咋死的。

　　在现实生活当中，碰到车撞了人，大家的第一反应大都觉得被撞的人处于弱势，从而比较容易忽略另一种称之为“碰瓷”的情形——如果这个人是故意要往上撞呢？

　　和所有的编剧及文字工作者一样，我最憎恨和鄙视的事是剽窃抄袭，而今却因恶意诬告被推至风口浪尖，我恳请大家仔细辨别一下下面这种情况。

　　“被抄袭”可以维权，可以昭告天下，可以得到众多同行朋友的支持，可以对“抄袭者”口诛笔伐，这些表面的快意确实会淹没一个基本问题——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不得不承认，影视圈里有这么一种人存在，他们因为无法正视自身创作力的枯竭，想方设法和市场上其他影视作品“沾亲带故”，从其他影视作品中挑拣出人所共用的细枝末节，贴上标签，成为自己的“原创”，并以此进行所谓的维权。

　　我因为写了反映农民进城打拼的电视剧遭到控方认定是抄袭，可是农民进城作为电视剧题材之一屡见不鲜，我参与编剧创作的1998年出品，1999年播出的电视剧《南来北往》实际上就是写温州农民到西安打工的故事，写他们钉鞋、加工服装，卖衣服，办厂子的打拼过程。丫丫影视2009年出品2010年播出的电视剧《憨媳当家》，同样是女主角与丈夫经历过分家、卖厂、离婚,最终得到了爱情和夫家的认可。可见，中国银屏上早有很多同类题材的作品，此类题材在《我在北京挺好的》之后也会源源不断。

　　还有细节上。控方认定我抄袭，原因是《我》剧有歹徒绑架女主角之后，将烂毛巾塞进她嘴里的细节。可怜见得！难道歹徒为了防止被绑架者喊叫而往嘴里塞东西不是普天下所有绑匪都在用的手段吗？再比方，控方认定我抄袭了他的很多台词，诸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迟早有一天让你滚蛋”“好好的某某地方你不呆，跑到北京来如何如何”等等，难道这些言语不是全中国人都会用到的惯用表达法吗？何时成了控方原创，又如何成了抄袭，我不得而知。还有控方认定他的戏有咬人的细节，《我》剧中也有咬人的细节，是抄袭他的。其实在2009年我参与创作的《保卫延安》一剧第十七集中，就有巧花咬大旺肩膀的镜头。凡此种种，令人啼笑皆非。

        在这种“碰瓷”式维权下，编剧以后的还怎么创作，影视公司以后还如何生存。在这种“碰瓷”式维权下，创作者辛勤的工作遭到蔑视。我对这种行为表示不齿以及坚决反对。

　　我恳请关心我的朋友，特别是编剧同行，看看我创作的电视剧《我在北京挺好的》，用你们的眼光甄别一下，呼吁一下，否则，明天躺枪中弹不知道是谁。我期待着风和日丽的春天的阳光能照在我的肩膀上。

　　2015年4月9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