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曾定清明节为植树节

种植于太庙的明成祖手植柏，树龄已有600多年。凌子摄

户力平

　　昨天是中国植树节。阳春三月，植树已蔚然成风。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便重视种树与绿化。而今京城有古树名木四万余株，遍布坛庙园林、街巷村镇。作为辽陪都，燕京城的道路两侧已“密植林木，以惠路人”；元代曾颁农桑种树之制，严惩滥砍滥伐树木；明永乐年间，盗伐林木十株除“廷杖四十”，还要“课以罚金”；清代乾隆皇帝大力提倡在永定河沿岸植柳护堤，并将植柳经验写成一首五言诗：“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内则根盘结，御浪堤弗败……”

　　历代帝王均提倡植树

　　明成祖太庙亲植柏树

　　自辽代开始，北京成为都城，历朝历代均采取积极措施，倡导植树与绿化。

　　辽会同元年（938年），当时的幽州（今北京城区西南部）升为幽都府，成为辽的陪都，建号南京，又称燕京。统和十五年（997年）正月，辽圣宗耶律隆绪下令在都城周边广植树木，特别是在通往燕京城的道路两侧“密植林木，以惠路人”。短短几年，燕京城便被绿树环绕。

　　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称中都。金大定四年（1164年）十月，金世宗命都门外夹道重行栽植柳树各百里，并劝乡民种植桑且加以看护。据传世宗还出丰宜门沿大道南巡十里，察看树木长势，并令农人补种树木。

　　元至元九年（1272年）蒙古人改中都为大都，重建都城。元世祖忽必烈倡导广植树木，特别是在道路两旁普遍栽植行道树，每株间隔不得超过两步，除在夏季形成树荫为路人遮凉外，还可在冬季大雪封路时，起到路标的作用，并委任高级官员四处巡视，察看树木种植情况，特别是每条道路的树木养护是否妥善。此外还设大司农掌理农桑，并颁布农桑种树之制。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迁都北京，随后便提出在坛庙、道路、长城等处广植树木。他还到太庙亲手种下第一棵柏树，且令人“周以为护，时为灌之”。由于看管周到，该树枝叶繁茂，独领太庙群柏之首，被尊为“神树”。明代后期在京城内广植行道树，紫禁城四周夹道皆槐树，十步一株。从东华门至景山，夹道也都植有槐树，今景山西街仍留有当时栽植的古槐数株，至今已300多年。

　　清朝定都北京后，也倡导种树。康熙皇帝尤其重视河堤上的树木种植，因为林木可以护堤。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巡视永定河时，特命直隶巡抚于成龙筑新堤以根治永定河水患，广植树木于堤上以防堤溃，并建议多植柳树。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雍正皇帝发布一道植树上谕：“舍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种之处。度量土宜,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资用。即榛楛杂木，亦可以提供炊爨。”上谕中告诫地方官吏要“各体联拳拳忧民之意，实必奉行。”他还要求对已栽植的树木要加以保护。“严禁非时之斧斤,牛羊之践踏，奸徒之盗窃，以为民利。”乾隆皇帝在位时，曾多次巡查京城的树木种植情况，并根据北京地区的气候和土质特点，提倡多植柳树和槐树。

　　历代在大力提倡种树的同时，还对种树及种植的方式、方法有明确的规定。

　　元代规定：“每丁课桑枣二十本，土性不宜者，种榆柳等，其数如杂种果者，每丁十棵，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仍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同时要求沿大道两旁广植树木，植树要挑选品种，要以“将来树身能高大者为限”。植树的株距是“相距二三步”，要求“一切达到之旁，视土地所宜，为此种树。”“并任命官吏，保持路途，使之不致损坏。”

　　明代提出，除大内御园广植树木外，凡沿河开阔地带，道路两侧，空旷地段，均可普遍植树，“视土气（质）而选树种，或疏或密，疏者丈余一植，密者三五步一植，树种可杂混，因地而宜，不可一统，以成林为宜。”

　　清代编纂的《永定河志》记载：乾隆时期曾规定河兵每人每年要种柳100棵，树苗的规格是“长八尺，径三寸”，要求栽植标准是“惊蛰后地气通，于附堤内外十丈柳隙，刨坑深三尺栽种。”栽后要保浇保活，“不时灌溉，至夏秋之交，点成活树木以七成为率，岁终报部议”。乾隆皇帝还总结出植柳的经验，写成一首五言诗：“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内则根盘结，御浪堤弗败，外惟徒饰观，水至堤仍坏。此理本易晓，倒置尚有在。而况其精微，莫解亦奚怪，经过命补植，缓急或少赖。治标兹小助，探源斯岂逮。”碑文至今仍立在永定河金门闸东侧，给后人植树予以启示。为发动永定河沿岸村庄的人们广泛植树，清代还制定了若干奖励办法，其中有“植木以户为计，凡五十株以上者奖，百株另奖，千株重奖，无一食言。”

　　为提高树木成活率，乾隆时期还将松柏栽植的时间由春天改为冬天，下雪后，将树根周围以雪培之。此外还鼓励官员广植树木，曾制定“立捐栽议叙之法”的奖励制度。

　　咸丰十年(1860年)，长河沿岸树木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十二年(1886年)，慈禧乘龙船途经长河时见到破败之景，即命醇亲王治理长河两岸，并要求从西直门外倚虹堂起，到颐和园南面绣漪桥正南泄水闸止，每隔两丈（约6.6米）种植两棵水杨，水杨之间夹种一株山桃。从昆明湖西堤南段到玉泉山静明园东宫门外，每隔两丈栽植两株垂柳，垂柳之间夹种一株山桃。

　　历代均有严惩盗损林木措施

　　永乐年间盗木十株“廷杖四十”

　　元代大都城外有宽阔的护城河，河畔植有大量林木。大德年间因看护不周，致十余株树木被伐，“成宗闻之，顿感不悦，令速查上奏。”“不日，刑部将盗木者绳之，以法而办。”

　　明代为防止蒙古残余势力南侵，在长城内外广植树木，辅以防御作用，但有人私自砍伐树木，以为柴薪。永乐年间居庸关附近村民盗伐林木十余株，被查后，“廷杖四十，课以罚金”。嘉靖年间有工部官员虚报种树数量，骗取植树款项，嘉靖皇帝“勃然而怒，斥其大胆妄为，随革官职，永不任用，令加罚金。”崇祯五年（1632年）春，皇陵（十三陵）植树千余株，但一个月后许多树木枯死，崇祯皇帝命人彻查。原来是上林苑林衡署（负责皇家果树花木种植机构）官员在采购树苗时，以次充好，购进的是劣质树苗。责任官员遂被革职查办。

　　清代林业法律中对园陵树木的保护有严格规定：“凡盗园陵内树木者，皆杖（用鞭笞或竹板打）一百，徒三年。若盗他人坟茔内树木者杖八十。若计赃重于（徒杖）本罪者，各加盗罪一等。”雍正继位时要求严格保护山林：“严禁非时之斧斤，牛羊之践踏，歹徒之窃盗。”“有违者必处治，无论官民。”

　　在植树成活率及养护管理方面，清代也有明确规定。康熙时曾规定：栽种仪树（陵园内树木），原定委官监种，限以三年。限内干枯者，监种官自行补足，限外者，由部复给钱粮补种。乾隆、嘉庆年间进一步修订，改为“仪、行树（道路树木）株，三年限外，仪树每千株回干（枯死）不及十株者，免议，十株以上，降一级留任；行树每千株回干不及五株者，免议，五株以上，相关官员罚俸六月，二十株以上，罚俸一年，三十株以上，降一级留用。其仪树每千株回干至一百株以上，行树每千株回干至五十株以上，主管官员降一级调用，并将主管大臣罚俸一年。”

　　道光年间，有香山村民夜间到御园（静宜园）墙外砍伐林木十余株，想去盖房，被夜巡的八旗护军捉拿，随即被送至大牢问罪。

　　民国时期曾定清明节为植树节

　　警察负责京城植树及林木看护

　　民国四年（1915年）7月，在孙中山的倡议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将每年的清明节定为“植树节”。由此京城便加大了树木种植及管理。此前（清末），京城栽植行道树已由巡警负责，此后进一步明确了植树及林木看护为警察厅的职责之一。每年春季，由各城区巡警在辖区马路两侧栽植行道树，同时“沿街而巡，以维树木，遇损伤者，轻则训之，重则罚之，不一而论。”

　　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刘梦庚（字炳秋，湖北人）任京兆尹（相当于市长）后，响应孙中山先生和冯玉祥将军 “为国植树，造福于后人”的号召，于植树节（清明节）之际率众在京西石景山附近的蟠龙山上大面积植树。为纪念此次植树活动，他还亲手立了一块植树碑。正面镌刻“辑威将军京兆尹刘梦庚手植”十二个大字，背面题有“中华民国十三年植树节”落款。这是北京地区最早为“植树节”而立的纪念碑。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北平市政府在全市行道树勘察报告中提到“全市各行道树，除景山前街有梓树、楸树，天安门前有绒花树（合欢树），西黄城根有柳树外，其余多属槐树（国槐、刺槐）”。民国十七年（1928年），改由北平市工务局管理行道树。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北平市农事试验场林务股主管行道树，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制定了北平市行道树计划，由此促进了京城城市道路的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