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上官云珠

低调平和的韦然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编辑。他经常被熟悉的电影界长辈邀请参加电影圈诸多纪念活动。

那些经常让韦然红了眼圈的往事，已滤去了最初的伤痛，转而成了一种淡淡的忧伤。

母亲之死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岁，刚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还不到一个月。一路颠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一个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亲跳楼自杀。

1966年，正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了手术。此后的2年，对母亲来说是黑色的岁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电影厂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每天去牛棚报到，那时她的身体还未恢复。

出事前一天，母亲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搞阴谋。母亲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鞋底抽她的脸……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也许母亲实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又一场羞辱与磨难，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从4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那一年，母亲只有48岁。

明星的诞生

1920年，母亲出生在江苏江阴长泾镇，是家中第五个孩子，原名叫韦均荦，又叫韦亚君。舅舅的一位同学叫张大炎，是同乡一富绅的儿子，他原来在上海美专学西洋画，毕业后在苏州做美术老师，母亲也在那里上学。张大炎一直很喜欢比他小9岁的母亲。后来，母亲有了身孕，他们结了婚。17岁那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为此，她中断了学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母亲跟着张家逃难到了上海。刚到上海的母亲，为了谋生，到巴黎大戏院（今淮海电影院）附近的何氏照相馆当开票小姐，经理何佐民十分器重她。何佐民原是明星影业公司的摄影师，跟上海电影界人士来往密切。当时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与红极一时的女星童月娟因片酬产生矛盾，何佐民就推荐母亲，准备让她取代童月娟。导演卜万苍觉得“韦均荦”的名字太拗口，于是给母亲取了个“上官云珠”的艺名。母亲与反对她演戏的张大炎的分歧越来越多，1940年，母亲离了婚，张大炎带着哥哥回到老家。

第二年，母亲拍摄了她的电影处女作《玫瑰飘零》，在影坛崭露头角。

1942年，母亲加入“天风剧社”，在此结识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姚克。1944年8月，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

此时的母亲，已是众人眼里的“大明星”。在她的事业一帆风顺时，感情生活却再一次遭遇危机——这一次问题出现在姚克身上。当母亲到天津、济南、青岛等地巡演时，姚克在上海爱上了一个富家女。母亲闻讯后立即与姚克离婚，不满两岁的姚姚就跟了母亲。

在姚克离她而去后，母亲曾与蓝马有过一段感情。蓝马是一个好演员，也是一个好人，但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人不合适，两人最终还是分了手。

荣耀与辛酸

1951年，我的父亲程述尧与母亲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婚礼，成为母亲的第三任丈夫。父亲出生于北京一个殷实的家庭，毕业于燕京大学，与黄宗江、孙道临是同学，也是学校文艺舞台上的活跃分子。

1946年，父亲与黄宗英结婚。不久黄宗英去上海拍戏时结识了赵丹，向父亲提出离婚。父亲不甘心就这样结束，从北京赶到上海。父亲追到上海也没能挽救这段婚姻，却从此留在了上海，后来做了兰心大戏院的经理。

父亲与黄宗英离婚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影响。父亲和母亲结婚后，也与赵丹、黄宗英保持着正常交往。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有人揭发父亲贪污兰心剧院的款项。虽然这件事情后来被证明是诬告，但当时母亲正进行着将自己从旧上海的明星脱胎为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她不能容忍父亲的“错误”，于是坚决提出离婚。他们离婚时，我只有1岁多。

很快，母亲与上影导演贺路有了她最后一段感情。不过，他们并没有结婚。这是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母亲也很快就后悔，但那时已经进入上个世纪到50年代，组织也不允许她再闹出更多的风风雨雨。

很多年，母亲与贺路各花各的钱。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好像从未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我也没有他们两人在一起吃饭、逛街的任何记忆。

按我的理解，我一直觉得贺路是生活在阴影里的人。这么多年来，他崇拜母亲，但与母亲在一起不久，母亲便失去了她曾经令人仰视的位置与荣耀，曾经的光环并没有照耀他多久，相反给他的却是一场灾难。一次体检时他查出患了癌症，一周后他就去世了。

悲欢离合

父母离婚时，只有1岁多的我被判给了父亲。不久，父亲也结了婚，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是上海社交界的名人吴嫣。吴嫣以前是上海滩著名的“玲华阿九”，解放前，协助潘汉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电视剧《潘汉年》里，还有以她真名出现的一个角色。解放后，在潘汉年的安排下，吴嫣成了文化局的一名干部。

1955年，吴嫣因潘汉年事件受到牵连，被关进提篮桥监狱。有人上门来劝父亲与她划清界限，虽然当时父亲和她结婚还不到一年，但父亲将来做工作的人骂了回去。这样一来，“自取灭亡”的父亲彻底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父亲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77岁那年去世。

我的姐姐姚姚虽然和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父亲当年也对姐姐视若己出。

1972年冬天，在毕业体检中，姐姐被查出怀有7个多月的身孕，第二天便从上海消失了——我后来才知道，她和男友开开到了广州，想搭车前往深圳偷渡出境。但开开被边防军抓获，在旅店里苦等的姐姐被学校领回。1973年1月17日，姐姐生下一男孩，这个孩子被医院的医生领养。

1975年初，我刚从山西回到上海时，姐姐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要相依为命。”半年后，1975年9月23日，在一场车祸中，姐姐死了，我一心一意要回北京，坚决不肯留在上海，因为我在这个城市已经失去了几位亲人。

1995年，我委托上海的一位记者朋友找到了当年收养姐姐孩子的那个医生。

那个医生说这几年有关我母亲与姚姚的文章他都精心收藏着，他答应会很快给我一个答复。

但第二天他告诉我，他妻子坚决不同意我见那个孩子，他们不愿意破坏他现在的生活。

其实我已知道那个孩子的姓名和上学的学校，如果我真的想找他，就一定会找到的，但我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放弃了……                    （据《城市商报》2014年11月16日 韦然/口述  李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