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治理漫谈

超越“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互联网治理漫谈

       互联网始自1969年美国两台实验室电脑的相连，短短5米的连接线，神奇地开创了新局面。此后几十年间，世界各国竞相投入互联网的研发与应用，遂成今日浩荡之势。

    互联网时代的兴起，确实给人们带来了交流的便捷和海量信息的快速传播，但当硬币的另一面翻开时，现实却并非都那么激动人心。规范与安全严重缺乏，漏洞和危机层出不穷……

    没有认清互联网另一面的代价是巨大的。虚拟的社交网络被利用，成为蛊惑人心乃至颠覆他国政府的工具；被美国监控的全球民众和多国政府，已经怒不可遏；被网络不法行为盗窃财富和数据的企业或个人，则充满了不安和恐惧。

    一切正如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

    探其原因，豁然发现，人们并未对如此快速发展的事物做好全面准备，既没有完全认清它，也没有产生如何管理它的共识。

    恰恰此时，个别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依法管理互联网的多个国家横加指责，并宣扬似是而非的“互联网绝对自由”，它声称打破一切疆界，似乎颇能迷惑一时。如果你天真地以为它“动机善良”，它恰恰来者不善，如果你轻信它“自由崇高”，它恰恰不择手段。

    最终，由斯诺登引爆的“棱镜门”事件，让世人“大开眼界”，令许多国家感受到天真与轻信的后果，也客观上倒逼国际社会从更广阔的视野和高度审视网络和信息安全治理问题。

    就各国情况来说，互联网发展同样处于最好与最坏的纠结中。以中国为例，今年是其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中国企业已在全球互联网企业市值前五的排名中，占据了两席（腾讯、百度），这还不算即将上市的阿里巴巴集团，其约1600亿美元的年交易总额是亚马逊和eBay的总和。

    互联网在带来财富与便捷的同时，也伴随着挑战与风险。且不说维护年交易额10万亿元人民币的中国电子商务正常运行，需要何等的技术监管投入，仅即时通信的管理，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微信等移动即时通信服务发展迅猛，但随之而来的是网络传播谣言、暴恐、欺诈、色情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泛滥，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网络渗透破坏活动变本加厉。不对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加以治理，后果不堪设想。

    最好还是最坏？一切看似虚拟，但皆非虚幻，它们切切实实地存在、纠结、矛盾着。破解互联网安全难题，超越“最好与最坏时代”冲撞的阶段，正是如今全球性紧迫课题。

    2014年堪称全球网络安全管理的分水岭。美国监听丑闻仍在发酵，各国强烈谴责甚至拟议“另起炉灶”。而为中国互联网管理经验“点赞”者日众，国际社会对中国互联网管理“刮目相看”。

    这一年，德国总理默克尔提议并与法国探讨，在欧盟内部建立一个独立的通信网络，避免欧盟各国之间的电子邮件和数据“绕道”美国；巴西也宣布构建自己的海底通信电缆，直接与欧洲相连，避免互联网信息遭美国监控；欧盟计划在2014年年底通过欧洲数据保护改革方案；日本、俄罗斯和印度也一直在为强化网络安全积极行动。

    这一年，过去对中国互联网管理法规不甚了解、甚至带有偏见的国家，开始认真审视、借鉴和学习中国管理互联网的经验与主张，这一点在今年4月底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互联网管理大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会上中国代表有关主权国家有权在本国范围内管理互联网事务的主张，得到与会多国代表尤其是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支持。

    很显然，各国都已明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但在国家战略层面，安全问题显然更重要紧迫。互联网已经渗透军事、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网络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国界线，是国家的一种“新边疆”，网络不安全，国家就不得安宁。

    建设安全、有序的互联网已成为几乎所有大国的国策。越来越多的国家首脑强调互联网安全，甚至直接过问互联网和信息化建设。

    全球化的互联网，需要的不是猜测或相信所谓某国某机构的“动机良好”，或者对互联网自主健康发展一厢情愿，而是立规矩、保安全、促发展。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越来越多的人日益依赖互联网，其中不安全因素会引发多大的损失？事实上，在互联网成为生活不可分割一部分时，人们不能再容忍当今互联网的种种不安，也承受不起其带来的损失。

    互联网，不需要“救世主”。一些国家在其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对黑客、窃听、监控没有给出合理的“解药”，贼喊捉贼的把戏还在上演。

    互联网，不需要“一厢情愿”。一切如水银泻地，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虚拟“钱包”被觊觎，隐私被偷窥，核心数据被窃，色情信息散播。很多国家已逐渐从任由网络无序发展的迷思中幡然醒悟。

    因此，为了未来几十亿人的福祉，是时候对网络进行大力治理了，当今互联网这种“最好与最坏的时代”需要被超越。（杨 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