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买谅解

王军荣

北京市一中院昨日首次出台《关于规范刑事审判中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提出对于重伤以下、比较轻微的刑事犯罪，在双方自愿协商的基础上，通过使被害人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和精神补偿，使被告人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法院可据此依法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或免除处罚(7月25日《京华时报》）。

据说，这项被称为“花钱买谅解”的“指导意见”要想成功进行，有两个条件：首先，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都自愿的前提下；其次，被害人的谅解是最重要的减刑因素。因此，北京市一中院推断，不但不会影响司法公正，还有利于推进司法和谐。但是，如果没有公开保障，谁能保证其不会异化为有钱人玩弄法律的把戏，想必有钱人有的是办法“攻”下被害人“不自愿”和“不谅解”的堡垒。

从办案的效率来看，“花钱买谅解”可以尽快结案。许多国家也存在“辩诉交易”，即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答辩，提起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或者减少指控罪名，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与被告方（一般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而形成的一种司法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花钱买谅解”就是一种“辩诉交易”。但“辩诉交易”在外国能够实施，是有着深刻的社会与文化背景，而我们目前还不具备实施“辩诉交易”的成熟条件。比如证据开示制度的缺失，律师辩护制度还不发达。在此背景下，“花钱买谅解”真的不会影响司法公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的疑问。